1997年，也是工作上最忙的一年。那一年最大的事是香港回归，主持各类晚会一个接一个，从春到夏，从秋到冬，当时央视综艺节目主持人中我和倪萍最忙。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跟陈军商定签书告一段落。我们的合作算圆满成功。但此时出现了令我烦忧的现象。就是大量盗版书的出现，早在1996年上半年这一情况就令我很无奈也很气恼，我收到的读者给我寄来的盗版书的种类至少有8种。接二连三的误解也令我不安。知道可能是盗版书的朋友在来信中表示气愤和同情，但也有不明真相的读者，抱怨为什么出这么一本低质量的书，对出版社也大为不满。上海人民出版社素有令名，但也因此蒙“羞”。
现摘发一位叫高山的读者来信，他先是对《岁月随想》表扬一番，表扬部分结尾这样写道：“您在全书结尾处写道，谢谢您的阅读；我却忍不住在您话音未落之际说：谢谢您的倾诉！”
接着他话锋一转，《岁月随想》一书也有让人无法忍受的缺点；对于《岁月随想》一书的印刷之粗劣我不得不说非常遗憾！因为不能写，谁知我借到的这本书是否盗版印刷呢？错字之多已令人无法相信印刷出自上海。这位小友称自己是高墙电网里获得的这本书（有多难）。信中还说：“如果说您此刻知道沦为囚徒的人当中亦有很多把您的书视为珍宝，我想您有理由再添一份欣慰吧。”他在大墙中竟然读了我的书还给我写了信，直到如今，我读这封来信仍有一丝心酸。不知他如今可好？
这是怀疑盗版者的来信。
但有很多人，有很多善良的人，他们并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盗版的存在和盗版书的涌现，于是，他们向我，也向上海人民出版社发泄了自己的愤怒，我完全认同和理解这种感受。但我无法，也不可能向他们一一解释我是一个受害者，我的书出了一百万册，而盗版书或许不止这个数字。至今我手头还保留大量的勘误表，我那些可亲可爱的读者花费大量时间认真地为某盗版本检查出三百至五百个错处。我同样感到不仅盗版伤害了我的名声，夺去了我应有的收益，而且也坑苦了这么多可敬可爱的读者。我很少生气，但这一回气大发了。我气的是我无能为力。
更有甚者，一些盗版书堂而皇之进了机场安检门内，在登机厅，候机室的书摊上，盗版书赫然摆放。有一次我候机被发现，有二十余位旅客买了盗版本围着要我签名，我实在不知如何是好。
我甚至希望，盗版者用激光照排，“我被你盗版我认了，你们印好点儿成吗？”那时激光照排只在中等城市出版社有这个技术环节，而有这样技术条件的单位人家奉公守法，小工厂、小作坊，找几个初中还没毕业的人躲在暗处，手打一遍书稿，可能再也不加校对就装订成册，流入市面，太恶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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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存正气 苍天在上头
海内存正气 苍天在上头
——有了物证
一天，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对办公桌上一沓信件的其中一封产生了异样兴趣，也可能是寄信处让我顿生好奇。寄自河南杞县，给我的感觉虽陌生却亲切。
郭沫若先生的大作《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故事原生地就在这里，李岩（信）和红娘子正是杞县人。
我拆开信封扯出一张折叠好的大印张正是《岁月随想》的书稿。还附有一信，大意如此，“我是××单位一职工，发现我县××印刷厂一工人拿他厂印的书页包东西，我把剩下的一页拣回寄给您，我怀疑这个厂子在盗您的版。”
苍天有眼，这位兄弟给我通了风，报了信，该我上阵了。于是，我以这封信提供的证据报了案。要求北京新闻出版局为我做主，铲除这一盗版窝点。
我十分感谢北京新闻出版局的领导对打击盗版的雷厉风行。当我举报此事不过一周后，得知，执法人员已到了我所举报的现场，当场查出往来账目，除《岁月随想》外又发现23种侵权盗版书，其中有4种书属于扫黄打非的违禁书籍，主犯M某得知风声已外逃。
又不久，M犯落网，被依法提起公诉，获判入狱八年，如今这位M先生应早已刑满释放了。
当年河南当地法院用文书通知我，可以追加民事诉讼，追讨损失，我放弃了这项权利。因为，我和M并非个人恩怨，他主谋策划实施盗版24部书并有非法出版物 4部，案发后，是检察部门代表政府对他提起公诉，他已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据说他当时已身无多钱，这正应了雨果在《笑面人》一书中的开篇的话：“滚动的石头不生苔。”靠歪门邪道，坑蒙拐骗修成正果，吾未闻之也。
我有资格郑重声明，中国政府和有关执法部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侵权盗版的行为是依法严惩不贷的。早在十年前，我就讨还了一个公道。
1998年3月，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期间，新闻出版界桂晓风委员几次发言都提及了此事，我很荣幸与桂委员同组共事，他时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兼全国扫黄打非办组长，此公发言流畅、侃侃而谈，提及以《岁月随想》一书为突破口一举查获24种盗版大本营，抓获M某，十分高兴。
我散会后对他说：“桂委员，我十分感谢你们当年雷厉风行的义举，感谢你们的大恩大德，但这次也是小民等见义勇为的体现。我的举报也功不可没。”我们相视一笑，我和晓风在政协同一届别共事了十年，结下深厚友谊。大约也是当年共同破案形成了一种因缘纽带使然，他忘不了当年他所辖的部门战绩，我怎会忘记那使我又忧又喜的当年。
我也算有人缘，一位热心人伸以援手，犯险为我提供线索。但我至今仍坚守信义，遵他之嘱，不提他的姓名、单位，谨在此再谢并遥祝好人一生平安。
福无双至 “烦”不单行（1）
福无双至 “烦”不单行
我前面提及两件心烦事，一是盗我书的版，二是什么呢？是1996年和1997年好像风水轮流转。从1996年如潮的好评，到1997年如雨点般对名人出书的非难，令我顿感风云突变。
此时，什么点评，什么出书太匆匆，大有声讨之势令我不解。我不明白写一本书就算才气不高，文笔不佳，又没有强卖于谁，惹着谁了。
恰巧，又有人找上门来。我接到单位党委转给我的一封群众举报信。指出我在《岁月随想》中的《闲言碎语话家庭》一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几年前读了一篇记述一位外国女企业家奋斗经历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事业与家庭产生矛盾，我宁可牺牲事业也决不牺牲家庭。’这段文字很使我感动。我们东方人一向重视家庭，而这样的语言却出自一位西方妇人之口。感动之余，我想，我也必定不会以牺牲家庭的利益换取事业的成就。”我今天仍然这样认为。
可是1997年，一封举报信寄到我们党委。“赵忠祥公然宣称，可以不要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只要家庭，这样的共产党员应该清除。”写一封行了吧，一而再、再而三，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
赵某人从十八岁开始，放弃高考，服从国家需要（后来知道是周恩来总理批示过文件）来电视台工作。四十年来一直在自己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尽职尽责，虽没什么贡献和建树，但我绝不比举报信的作者在爱党爱国爱中华民族和爱岗敬业上有半点不如，我深感我应该或肯定要比他懂党的章程。自称退休的老干部，居然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不懂开除一名共产党员要根据党的章程和履行党的组织程序，幸好我没在他就是“党规”的这位同志的领导之下。
我们都有老的那一天，人老了，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更老了，但关心国家大事不能稍有放松，即使看到或听到别人有不当言行，也要以长者宅心仁厚的胸怀，与人为善地提出规劝，动不动就开除人家党籍，怎能“不教而诛”呢？这太可乐了，这种霸道作风与无理要求难不成要坚持一生吗？再者；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的目的不就是要为人民谋幸福，使千千万万家庭“风雨不动安如山吗”。革命难道与家庭誓不两立吗？我要郑重重申，我指的事业乃个人业务，别解释成共产主义事业。
我写了一本书引来了如此多的麻烦。林林总总，故我曰：“人生写书麻烦多。”
但有一点，有批评也应允许反批评。
另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批评的限度不应涉及到不许别人出书的地步，因为一些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人自己也许永远不打算出书，却又不叫别人出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也许受了对当时的一种否定“名人”出书的风潮的刺激，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再出几本。当然，第二本书三十万字的文字码得严严实实，还是那句话，至少可以按今天一些书的做法，能出成不止一部。
福无双至 “烦”不单行（2）
第二本书的出现也有巧合的因素，倪萍《日子》的责编、作家出版社张一玲在梅地亚宾馆和倪萍坐在茶座说事儿吧，我正巧也到了大堂等朋友，倪萍给我介绍了张一玲，张很热情地约我谈谈。第二天晚上，她带来林金荣和我谈到约写一本书的事，由她们二人联手做责编，在作家出版社出。这就算缘分吧，因缘际遇很多事凑在一起，而最主要的是《岁月随想》使我成为当时图书市场上的“当红作者”，很多出版社，以我的书为目标，千方百计，约稿催稿，一时间名人出书热好不热闹，“ 你方唱罢我登台，兄弟姐妹写起来”。就算如此，坐下来写点文章，静下来集成一本书，这终究是尊崇文化的一种倾向，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曾对记者说：“有一句老话，被恶批过，我今天重拾起来，那就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都不读书，那还有什么前途。当然，多读书，读好书，读有用的书，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