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胡风的人产生了怀疑和不信任。在这之后，茅盾又从另外的渠道得知胡风为南京方面做事并领取津贴，向鲁迅报告，鲁迅也不以为意，并因此对茅盾也有些疏远。鲁迅对胡风的深信不疑，自有他的道理。
周扬与胡风之间在两个口号论争之前，在文艺问题上就曾经有过一次论争。1936年初，周扬发表了《现实主义试论》、《典型与个性》，集中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观，并且因他的批评，引发了胡风在这个问题上同他的争论。论争的焦点是对于典型形象中普遍性与特殊性（或共性与个性）以及典型化过程的理解。在争论中他们各有自己的独到深刻之处。胡风将特殊性理解为典型形象相对于所代表的阶层以外的人群而言的，周扬修订为特殊性就是个性，就是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当比胡风的说法更正确。关于典型化过程，周扬理解为抽出最富性格的东西体现在一个最富有独特性的人物身上，胡风又加上“想象和直观来熔铸他从人生里面取来的一切印象”，自然比起周扬过于理性化的概括更切合创作实际。他们对于典型理解的正确方面，把左翼文坛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未超出。但他们之间的隔阂也许因此又加了一层，两人周围各有一批人，文坛上于是出现了“周扬派”与“胡风派”的说法。
接着，周扬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胡风对此采取反对的态度，并在下面散布说鲁迅对“国防文学”的态度如何如何。
茅盾对“国防文学”的口号基本上持支持的态度，胡风的这种做法使他对文艺界的团结感到非常担心。他说：“当时我所考虑的还不只是这个口号本身的是非，而是这个口号可能引起的进步文艺界内部分歧的进一步加剧。因为以胡风为代表的一些人已经在非难‘国防文学’了，而且还散布鲁迅对‘国防文学’如何如何。我与胡风只有泛泛之交，而且是由于鲁迅的关系。我对胡风没有好感，觉得他的作风、人品不使人佩服。在当时左翼文艺界的纠纷中，他不是一个团结的因素而是相反。他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鲁迅对某些事物真相的判断，因为他向鲁迅介绍的情况常常是带着浓烈的意气和成见的。”（茅盾：《“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 txt小说上传分享
6 两个口号的论争（3）
冯雪峰在离开上海赴苏区前，同周扬关系也不太好，对周扬就不大信任。冯这次回到上海住到鲁迅家里，当下就了解到鲁迅对周扬及“国防文学”的态度。第二天，他在那里又见到了胡风，听了胡风对文艺界情况的介绍，特别是对“国防文学”持反对意见。
冯觉得“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没有阶级立场，便和胡风商议，拟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并立即去楼上同鲁迅商量，得到鲁迅的赞同。胡风自告奋勇去写文章，把这个口号打出去。事情的决定匆忙而又草率。如果说冯雪峰在这个问题上有点疏忽和失误的话，那就是他事先没有能够找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周扬等人了解一下提出这个口号的背景，也没有来得及能够充分了解一下宣传这一新的主张的文章到底说了些什么，社会效果如何。那时冯雪峰也很年轻，他来到上海一直没有找周扬，不论从他当时所担负的紧迫任务说，还是从个人关系好恶而言，自有他不找的道理和原因。周扬等人在极其危难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并使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极其渴望见到中央派来的人，也合情合理。一个多月之后，当周扬他们从各种渠道打听得知中央派来的要员是冯雪峰，并且最终得以见面时，革命文艺队伍内部所谓“胡风派”和“周扬派”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因为两个口号之争闹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了。
冯雪峰在上面提到的《经过》一文中说：“胡风回去之后，文章还没有发表之前，文艺界已经引起关于新口号的纷纷议论。因为胡风回去后，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已经把新口号宣传出去了。有的说是陕北来人某某提出了新口号；有的说，胡风提出了新口号是经过陕北来人批准的；也有的说，胡风提出的口号是经过鲁迅的，不一而足。”一句话：是有来头的。
可见，在起初，在“胡风派”看来，至少在胡风看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作为“国防文学”的对立物，作为对前者的否定而提出来的。 论争骤然爆发 1936年6月1日，胡风的文章《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在《文学丛报》第3期发表了。周扬等地下党内搞文艺工作的同志看了非常恼火。一是提出这一口号的既不是左翼文坛公认的领袖鲁迅，也不是党的别的领导人，而是胡风，一个被怀疑为敌人做事又对党隐瞒的人，一个和周扬早已相当对立的人；二是胡风在这篇文章中，既没有讲这个新口号产生的具体经过，好像是他一个人提出来的，又避而不提已经风靡一时的“国防文学”这个口号，而对新口号的内容及何以提出新口号的理由又没有讲清楚，给人以要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来代替“国防文学”口号的感觉。
周扬等人觉得，自他们提出“国防文学”口号以来，很受社会欢迎，已经获得广泛的共识，胡风现在另外提出一个口号，就分散了力量。
这件事情正好发生在周扬他们筹组的“中国文艺家协会”经过4个月的酝酿终于决定在6月7日召开成立大会的时候。周扬他们经过多方争取，鲁迅最终还是拒绝加入这个协会，同时胡风正在筹组另外一个叫“中国文艺工作者协会”的组织。现在，胡风突然发表这样的东西，这不是存心捣乱，破坏联合吗？
于是，两个口号的论争便骤然爆发了。《光明》、《文学界》等刊物主要发表“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夜莺》、《现实文学》等刊物主要发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拥护“国防文学”口号人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发表由茅盾起草的《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人随后也发表由冯雪峰起草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经过茅盾、冯雪峰从中协商，双方都同意在各自的宣言中不写进自己的口号，周扬、夏衍还主动提出他们不在文艺家协会的宣言上列名。当然也有人在两个宣言上都签了名，茅盾就是一个。左翼文坛一时出现了“两个阵容，一条战线”的不正常的状况，茅盾被讥为是“脚踩两只船”。两个口号的争论以上海为中心，全国各地乃至日本东京均有反响。据对300多种报刊的不完全统计，发表的文章竟达480篇之多。 。 想看书来
6 两个口号的论争（4）
对胡风的文章立即作出反应的是“左联”书记、非共产党员作家徐懋庸。他著文说：“实际上，关于现阶段的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文学，早已有人根据政治情势以及文化界一致的倾向，提出‘国防文学’口号，而且已经为大众所认识，所拥护。但在胡风先生的论文里，对于这个口号片言只语也不曾提起，犹如他虽然说了‘团结一切……’之类的话，却绝对不提‘统一战线’这已经普遍应用的口号一样。胡风先生是注意口号，自己提出着口号的人，那么为什么对于已有的号召同一运动的口号，不予批评，甚至只字不提呢？‘国防文学’的口号，在胡风先生看来，是不是正确的呢？倘若是正确的，为什么胡风先生要另提新口号呢？倘若胡风先生以为确有另提新口号之必要，那么定然因为‘国防文学’这口号有点缺点，胡风先生就应该予以批评。不予以批评而另提关于同一运动的新口号，这在胡风先生，是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要混淆大众的视听，分化整个文艺运动的路线呢？”（徐懋庸：《“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载《光明》1936年6月10日创刊号）
周扬的《关于国防文学》（载《文学界》1936年6月5日创刊号）一文，主要是针对徐行对“国防文学”口号的诘难进行了批评。
文章分析了在抗日的条件下，不同阶层、不同派别的作家团结起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说明革命作家的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指出“国防文###动是一个文学上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运动，为这运动的广大的开展，对于象徐行先生那样的‘左’的观点，有时时加以纠正和指摘的必要。”他主张：“国防文###动就是要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统一战线上，为制作与民族革命有关的艺术作品而共同努力。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在胡风的文章发表之后，他写下了《现阶段的文学》（载《光明》第1卷2期，1936年6月25日）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国防文学的反对论者的错误的中心就是不了解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徐行先生的‘胡言’，‘梦呓’，不去说它，这里我要指出的是胡风先生在他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里面对于民族革命形势的估计不够。……他抹杀了目前弥漫全国的救亡统一战线的铁的事实，所以对于‘统一战线’，‘国防文学’一字不提，在理论家的胡风先生，如果不是一种有意的抹杀，就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基本认识的错误。”文章强调指出：“凡是站在民族的和真正人民观点上的文学在现在都有它充分的积极意义。宗派的自满对于我们是毫无因缘的。
我们要承认革命文学之外的广大的中间文学还拥有着大多数读者这个事实。所以要完成文学上抗敌救亡的任务，我们不但要创造自己最尖锐的革命作品，同时也要联合那些在思想和艺术上原和我们有着不小距离，但由于一种民族共同的利害而和我们日益接近，愿和我们站在一起来反对我们民族的最凶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