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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不提，是一个“严重的基本认识的错误”。这篇文章说，“‘国防文学’的反对论者错误的中心就是不了解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这样，批评的对象当然就不只是胡风了，对“国防文学”
持反对态度的鲁迅把它当做是对自己批评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国防文学”的提出，固然有利于组成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又不能简单地认为不赞成这个口号就是反对统一战线。此外，周扬在这两篇文章中还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要求一切站在民族抗日战线上的作家都来创作抗日救国的文艺作品，这就把政治和文艺混为一谈了。对此持有异议，就更不能看做是对“国防文学”，甚至对统一战线的否定和反对了。
6 两个口号的论争（5）
茅盾对胡风这篇文章的反应是“看了胡风的文章大吃一惊”。
“胡风这篇文章的口气，好象这个口号是他一个人提出来的，既没有提到鲁迅，也没有说明这个新口号与‘国防文学’口号的关系。
给人的感觉是，胡风要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来代替‘国防文学’口号。”他认为；“胡风这人脑子里从来没有左翼文艺界团结的问题”，胡风把两个口号对立起来，这样做，“是存心要把分岐扩大”。因鲁迅正在病中，他便立即找冯雪峰商量，采取补救措施，挽回胡风这篇文章造成的不良影响。茅盾建议以鲁迅的名义写一篇文章。
冯雪峰表示赞成。他看到，在5～6月间，诬蔑鲁迅“反对统一战线”的流言蜚语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盛起来，甚至把鲁迅同托派相提并论。他通过有关同志要求周扬等人不要说鲁迅“反对统一战线”的话。同时，他也感到胡风的态度和活动也很妨碍团结，要他不要再就口号问题写文章。冯这时还认识到，在文学上贯彻无产阶级的立场，可以通过正确解释“国防文学”来达到，两个口号可以同时并用。他和重病在床的鲁迅商量，发表一个谈话之类的东西，正面表示鲁迅拥护抗日统一战线的态度，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释义，也不排斥“国防文学”口号。正在这时，鲁迅收到一封化名“陈仲山”的托派分子写给他的信。现在知道，“陈仲山”即陈其昌，时任中国托派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大概是看了胡风的文章，又看一些小报的造谣，就以为鲁迅是反对党的统一战线的，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了，所以就写了这封信给鲁迅进行挑拨离间。鲁迅气得发抖。对冯雪峰的建议，鲁迅立即表示同意，并让冯去处理。这便是以“笔录”形式发表的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1936年7月1日《文学丛报》第4期、《现实文学》第1期）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动》（《现实文学》1936年7月1日第1期、7月10日《文学界》第1卷第2期）。 鲁迅为化解纷争抱病为文 关于鲁迅的这两篇文章，胡风回忆说，鲁迅当时正在重病中，无力坐起，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冯雪峰约胡风一道拿着稿子念给鲁迅听，鲁迅听了没说什么，“只简单地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胡风：《鲁迅先生》，载《新文学史料》199３年第１期）
鲁迅在答信中明白表示自己是共产党的同志，明白表示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托派的挑拨离间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他旗帜鲜明地宣告：“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鲁迅全集》第6卷第474、473页）鲁迅的表态非常重要，只是怀疑陈仲山拿日本人的钱办报欠当。据靳树鹏的调查，答信激怒了陈其昌，因为他深知，他们没有经济来源，是大家节衣缩食，在狭小的过街楼中办报刊的。于是，他又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说鲁迅“散布了谣言，说日本人给我们的钱，出版我们的报刊。”（靳树鹏：《〈鲁迅全集〉中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陈独秀研究》第２辑，安徽大学出版社，第268－269页）有些人甚至把“陈先生”误以为就是陈独秀，于是陈独秀就被怀疑为“汉奸”了。陈其昌1942年被日寇逮捕，严刑拷打，没有供出任何人，最后慷慨捐躯。历史已经证明，陈仲山、陈独秀和中国托派既不是汉奸，也不是国民党特务。这是题外话。
《现在我们的文###动》一文，解释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含义，同时也指出了它同“国防文学”口号的关系。
6 两个口号的论争（6）
文章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正是阶级的立场。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似乎糊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得。”又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鲁迅在这里提出的这些重要论点，既是对“国防文学”在文学的阶级意义上的不明了性的补充和纠正，同时也是对胡风文章无视“国防文学”口号的一种补救。
应当说，这是在两个口号的纠纷中，提出“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
口号一方作出的一次重大的调整，他们提醒人们在民族统一战线中要注意保持清醒的头脑，也是一个十分有益的意见。
对左翼文坛这场纠纷忧心忡忡的茅盾在将此文交给编辑《文学界》的徐懋庸刊登时，特意给该刊编辑写了一封信，认为鲁迅现在把两个口号解释为“非对立的而为相辅的”，这对于“纠正”胡风那篇文章的“错误”，“廓清”青年们的“疑惑”是很重要的，以期化解这场纷争。
不料，“国防文学”这边的一些年轻人“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仍旧不依不饶。鲁迅的这两篇文章是在几个刊物上同时刊登出来的，但宣传“国防文学”的主要阵地《光明》拒绝刊登，《文学界》没有刊登《答托洛斯基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动》和茅盾给《文学界》编辑的信倒是登了，却排在后面，还加了一个编者写的《附记》，拐弯抹角还是认为“国防文学”最正确，现阶段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没有必要，对鲁迅提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的重要意见，以及茅盾关于两个口号“非对立而为相辅”的语重心长的劝说，均不予理会。
在这期《文学界》上，还发表了郭沫若的《国防·污池·炼狱》。郭是“国防文学”口号的支持者，始终不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直到后来他读了鲁迅答徐懋庸的文章后，对鲁迅的许多重要观点极表赞成，但最后仍认为这个口号应该收回。郭沫若也看到了“国防文学”口号的缺陷，当周扬派任白戈前往东京，请他支持“国防文学”时，起初他也不大赞成这个口号。
臧云远在《东京初访郭老》一文中说：“1936年春，在《质文》社的一次编委会上，听任白戈谈上海方面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郭当即表示：用‘国防’二字来概括文艺创作，恐怕不妥吧，因为对‘国’这个字有所犹豫，国是蒋介石统治着的。不久，林林送来了‘八一宣言’，仔细读后，经过几天的思考，体会到宣言的中心思想，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国是被帝国主义欺侮侵略之国，这才接受了‘国防文学’这一口号。”（转引自夏衍：《懒寻旧梦录》第334页）郭沫若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论点：“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这就把作为统一战线的口号和作家的创作口号区分开来了。
他说：“国防文学”不妨扩张为“国防文艺”，“凡是不甘心向帝国主义投降的文艺家，都在这个标帜之下一致的团结起来，即使暂时不能团结，也不要为着一个小团体或一己的利害，而作文艺家的‘内战’。——自然，一定要‘内战’的人在这儿也是无法强制的。最好请一边在这时挂出免战牌。”他还说：“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是多样的统一而不是一色的涂抹。这儿应该包含着各种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的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的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