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这儿应该包含着各种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的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的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东西，因而，‘国防文艺’最好定义为非卖国的文艺，或反帝的文艺。”郭沫若对“国防文学”的独到见解，可以说是对周扬所说的“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的矫正。。 最好的txt下载网
6 两个口号的论争（7）
郭沫若的上述论点触发了茅盾的思路，写出了《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载1936年8月10日《文学界》第1卷第3期）。
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
这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互相补充。“国防文学”是作家们在抗日旗帜下联合起来的口号而不是一般的创作口号。在联合抗日的旗帜下作家们应有更大的创作自由。如按周扬的说法，“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需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那么，不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作家就不能创作“国防文学”，不用国防作为最中心之主题的作家，就会变成汉奸。这就有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险。“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现在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它既不代替“国防文学”，也不是文艺创作的一般口号。鲁迅提到这个口号是专为给左翼文学者以鼓励与指示而发的，他一点也没有要拿这口号去规约一切文学的意思。鲁迅一向主张，与其用口号或公式去束缚作家，倒不如让作家多些自由。胡风有意无意曲解了鲁迅的意思，把本来只是对左翼作家而发的口号变成了对一般作家，门关得更紧了，是十足的宗派主义作风。对于少数的几个朋友，希望他们即速停止文艺界的“内战”，并且放弃那种争文艺“正统”，以及想以一个口号去规约别人，和自以为是天生的领导者要去领导别人的那种过于天真的意念。
与茅盾的这篇文章一起登在这期《文学界》上的，还有沙汀的一篇《一点意见》。尽管周扬在自己的文章中已经肯定了他的作品在“国防文学”中的“地位”，但他并不觉得那就是“国防文学”
作品。他也认为，“国防文学”只是“以现阶段的现实为依据所提出的一种广大文学活动上的标帜”，并不是“创作方法上的规定”。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尽管他是赞成“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但他也“只能接受而不能履行”了。
茅盾在这篇文章中点名批评了周扬和胡风。当茅盾将自己的这篇文章送到徐懋庸手里要《文学界》发表时，徐即送给了周扬，周看后立即写下《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口号》一文，与茅盾的这篇文章在该期《文学界》同时刊出。
年轻气盛的周扬，此时大有真理在握、毫不退让之气概，对鲁迅、茅盾的逆耳之言一点也听不进去，对郭沫若的意见也没有很好去领会，在这篇文章中几乎全盘否定了茅盾文章中提出的观点。
他反对两个口号并存，说“我们不必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之外另提别的口号，自外于文学上的统一战线的运动”。他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是不是恰当，也还是值得讨论”，因为这个口号“并没有表现出我们多少年斗争过来的那革命文学的基本的立场”。他还认为“国防文学”的口号既是作家关系标帜，也是创作口号，茅盾对他的批评是滥用了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名词。他说：“以为只有勤劳大众的文学才是民族革命的文学，这不用说是有害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但是如果认为要求一般作家写有国防意义的作品就会把他们关在国防运动之外去，那就有趋于另一极端的危险”。他还反对茅盾提出的在抗日旗帜下联合起来的作家在创作上需要更大自由的观点，并引用高尔基的话说：“创作的自由不是没有限度的，绝对的创作自由的说法是有害的幻想”。
周扬等人尽管当时并不知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鲁迅提出来的，但他们对这个口号的态度，对鲁迅、茅盾等经验丰富、创作成果卓著的前辈作家的态度，说明他们的确“左”
得可怕，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病根很深。他们只看到胡风的“极端的宗派运动”，而看不到自己方面的严重的宗派情绪，更想不到自己方面存在的宗派主义带来的严重后果，给鲁迅精神上带来的伤害。
从新近发现的鲁迅的一封佚信，可以看出鲁迅当时的郁闷心境。这封信是他给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回信，写于７月１７日。信中说： “六月十六日信收到。以前的几封信，也收到的，但因杂事多，而所遇事情，无不倭支葛搭，所谓小英雄们，其实又大抵婆婆妈妈，令人心绪很恶劣，连写信讲讲的勇气也没有了。今年文坛上起了一种变化，但是招牌而已，货色依旧。
“今年生了两场大病，第一场不过半个月就医好了，第二场到今天十足两个月，还在发热，月底可以退尽。其间有一时期，真是几乎要死掉了，然而终于不死，殊为可惜。当病发时，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本月底或下月初，我想离开上海两三个月，作转地疗养，在这里，真要逼死人。”（转引自史纪辛：《一件重要而珍贵的史料》，载《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７期）“杀我祭旗”，“真要逼死人”，深切地道出了鲁迅当时的感受，他觉得那些“小英雄们”
是在打着“新”的“伟大旗子”整他。彼此间的误解和隔阂，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和分歧，在白色恐怖环境下相互沟通和交流意见的重重障碍，织成了一个千丝万缕拧在一起解不开的历史的结。
7 “错就错在宗派主义”（1）
鲁迅被激怒了 8月1日，徐懋庸离沪返乡前给鲁迅写了一封告别的信，把周扬等人在“国防文学”论争中的宗派主义错误暴露的淋漓尽致，把两个口号的争论推向了顶端。
徐懋庸当年25岁，3年前，他以犀利的笔锋，风格独特的杂文走上文坛，受到鲁迅的器重，曾为他的杂文集《打杂集》作序，并介绍它出版。以后他又连续出版了多本集子，成为有影响的杂文作家之一，他的某些文章有时甚至被误认为是鲁迅的杂文。1934年春徐加入“左联”前就同鲁迅有过几次通信联系，这以后两人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关系开始密切起来。同年秋，徐被选入“左联”常委会，并任宣传部长，次年2月田汉等被捕后，“左联”书记任白戈赴日本，徐接任书记。周扬考虑到徐同鲁迅的关系比较密切，而自己同鲁迅的关系不好，要同鲁迅搞好团结，需要有个人代表常委会去同鲁迅联系，这样便选中了徐懋庸，让他当上了“左联”宣传部长、书记。明人不做暗事，这一点，周扬当时就向徐讲明了。
在“左联”解散的问题上，徐懋庸作为“左联”常委会、“文委”、“文总”与鲁迅的联系人，往返于周扬等人与鲁迅之间，传递信息，进行规劝，但最终“左联”还是无声无息消失了。这激起了鲁迅对周扬等人的极大的愤慨，对一再充当周扬等人的说客的徐懋庸也失去了往日的信任。鲁迅在5月2日给徐的信中表示：“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鲁迅对徐懋庸从器重到厌恶，使徐的心情自然感到格外沉痛。他对鲁迅先生仍然十分敬重，希望得到他的理解，重修旧谊；但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他决定站在周扬方面，尽管他对周扬也并不满意。他说：“因为周扬他们的经常议论，以及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我以为胡风不是好人，鲁迅是受了胡风的蒙蔽，‘云蔽白日’，有时也是难免的。”他多么想对鲁迅一吐衷肠啊！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他在8月1日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
徐在信中说：“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是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荡荡，即先生亦不能替他们圆其说。”又说：“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所以先生最近所发表的《病中答客问》，既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又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这是不对的。”
鲁迅看了非常气愤。他对冯雪峰说：“真的打上门来了！他们明明知道我有病！这是挑战。这回，我可以自己动手。”鲁迅认为“发信的倒是有些‘恶劣’的青年”，代表的却是周扬一伙，“这封信是有计划的，是他们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新的挑战”，是他们的“诡计”。
这回还是由冯雪峰先替鲁迅草拟了一个稿子。交鲁迅后，由鲁迅对全篇作了修改，后半部分则几乎全是鲁迅自己重写或加写的。这便是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载1936年8月15日《作家》第1卷第5期）。这是一篇充分体现鲁迅先生的思想、情怀、风格的重要文章。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郑重宣告： “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
“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