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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2）
延安文艺整风，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家同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结合的问题。周扬在“文革”结束之后，当谈到当时的收获时，曾满怀深情地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
所以后来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现在在延安争论歌颂光明还是暴露黑暗，毛主席对这个争论作了很深刻的解答，说他们尽管有争论，但在跟工农兵的关系这个问题上都没有解决。这个说法是最深刻的。我几十年来跟毛主席接触，感到最深刻的就是这一点。”他还说，在延安整风以前，自己也写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他从来没有认识到自己还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是个共产主义者，经过整风以后，他才认识到这一点。其原因，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同工农结合、同时代结合的问题，“无论主张歌颂光明也好，暴露黑暗也好，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问题是如何同群众结合。”而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并不是很容易的。（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有的论者认为延安文艺整风是歌颂光明派的胜利，暴露黑暗派的失败。事实上，不论是周扬，还是丁玲，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作家们都从整风中受到了很大的教益，在思想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整风中，每个人都要对照整风的要求，自觉进行自我批评，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丁玲作了检查，周扬也作了检讨。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对鲁艺在办学方针上的错误进行检查，前面已经说过，即便在批判王实味的长文中，周扬仍不忘作自我批评：“延安的许多同志，包括我在内，在整顿三风和文艺座谈会以前，确是在某些根本点上还没有变化的，这是应有的一个起码的自我批评。”“以我自己在艺术教育和文艺理论上的工作来说，我就是应当受到指摘的一个。”在整风后，作家们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和成绩，同样都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1944年6月，丁玲、欧阳山分别写了《田保林》和《活在新社会里》，因为作品写了新人新事，表明了作者在投入新斗争生活后的变化，毛泽东看了十分欣喜，专门派人给他们送去一信，表示祝贺和鼓励。他在信中说：“天快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他在高干会议及其他会议上不只一次地提到丁玲，说“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毛泽东对周扬在整风后的进步，同样也甚为高兴，大力予以支持和鼓励，具体情况，下面将会谈到。所以，不能把延安整风看成哪一部分人的胜利，哪一部分人的失败。如果说胜利，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空前的团结，是阶级的胜利，党的胜利。 “鲁艺家（秧歌）来了” 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进展，文艺界出现了一片新气象。1943年春节期间出现的大规模的、为陕北人民所喜闻乐见的“秧歌运动”
便是一个突出的表现。首先是鲁艺百人组成的秧歌队扭遍了延安城，他们演出的街头剧《兄妹开荒》等，大受各界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看后也认为很好。毛泽东称赞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朱德也连连点头：“不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鲁艺秧歌队每天都要给农村演出五六场秧歌，群众奔走相告：“鲁艺家来了！”周扬高兴地对队员们说：“‘鲁艺家’，多亲昵的称呼！过去你们关门提高，自称为‘专家’，可是群众不承认这个‘家’。如今你们放下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诚诚恳恳地为他们服务，他们就称呼你们是‘家’了。可见专家不专家，还是要看他与群众结合不结合。这头衔还是要由群众来封的。”（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419页）夏衍对秧歌剧也十分赞赏，他认为三十年来的话剧历史，就是“三十年城市小市民的话剧历史”，只有在延安，才走上了“重点放在最大多数的工农之上”的道路，“这不单是现阶段文化文艺工作的正确指标，而且也是有了三十年历史的新文化运动划时代的转变，与最正确的解决”。（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68页） 。。
12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3）
就在这个时候，周扬写下了《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一文，对大众化的秧歌运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总结。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后，于3月15日给周扬写了一封信，说：“此篇看了，很好，正需要这样一篇指导文章。”此文发表于1944年3月21日《解放日报》。文章反映了延安春节秧歌的盛况：延安春节秧歌把新年变成群众的艺术节了，真是闹得热火朝天！出动的秧歌队有27队之多，创造的节目达150多种以上，这些节目都是新内容，反映了边区的实际生活，反映了生产和战斗，劳动的主题取得了它在新艺术中应有的地位，在形式上也有许多新创造。“这次春节的秧歌成了既为工农兵所欣赏而又为他们所参加创造的真正群众的艺术行动，创作者、剧中人和观众三者从来没有象在秧歌中结合得这么密切。这就是秧歌的群众性的特点，它的力量就在这里。”（《周扬文集》第1卷第439页）文章也指出秧歌的群众观点、群众语言、群众感情、群众作风还不够。特别可贵的是，周扬在这里对党与群众的关系的描写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不赞成“把共产党、八路军表现为一种超乎群众之上的力量，他从上而下的来爱护着群众，所给予群众的常较所给予他的为多”。他认为在一些歌词中把共产党、八路军说成是水之“源”、树之“根”，群众的“命根”和“亲爹娘”，是把党同群众的全部正确的关系颠倒了。
“全部真理是首先”对于共产党、八路军来说，老百姓是源，是根，是命根，是亲爹娘，然后再反过来，共产党、八路军又给予以伟大的指导与保护的力量。“为什么我们的秧歌不着重表现前一个真理呢？”这才是真正的群众观点。（同上，第445、446页）与此相映成趣的还有一件事，在“文革”中，有人曾揭发周扬在延安时就反对毛主席，说他在鲁艺的一次会上说《东方红》把毛泽东比作“大救星”表现了农民对毛泽东的感恩思想，不应在农民中宣传恩赐观点，《东方红》最好少唱。这当然不仅不是周扬反对毛主席反对党的罪证，相反，正是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这样一种观点，周扬在建国以后不同的场合都曾讲过。比如他说：“我们许多作品的结尾，总要唱一两句‘共产党是大恩人’，‘跟着毛泽东’，这当然也是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普遍情绪的，可惜这些作品都没有能够通过具体事实来表现这种情绪，没有着重教育人民如何认识与相信自己的力量，如何去斗争，去克服困难，这才是真正拥护毛主席啊！
我们在一切群众工作中都依靠群众，反对‘恩赐观点’，而在文艺作品中却常常不自觉地宣传了这种‘恩赐观点’。”（《周扬文集》第2卷第26９页）周扬的这些见解，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未失去其指导意义。
毛泽东对大众化的秧歌极为重视，周扬此文发表的第二天，即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艺术工作提到秧歌时说：“《解放日报》昨天登了周扬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谈秧歌的，值得一看。”他建议还可以多组织一些秧歌队，“一个乡搞他一个”，搞新内容。他对新秧歌特别赞赏，满怀深情地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为它没有反映边区的政治、经济，过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们慢慢地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受到广大群众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有起指导作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8、169页）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 就在这个时候，周扬还做了一件重要工作，主持编辑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就文艺理论上的几个主要问题集录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并为该书写了一篇比较长的序。周扬在这篇序言的开头这样写道：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的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而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本书就是企图根据这个讲话的精神来编纂的。这个讲话构成了本书的重要内容，也是它的指导的线索。从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理论的正确。 “本书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