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望此行能对促进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发展中美两国人民友谊有所助力，并视此行为向美国科学、文化、艺术等各界学习之良好机会。现在这个希望一时是不能实现了。国民党当局曾庄重地允诺过保证党派地位平等，允诺过保证人民基本自由。我们现在所受的却是非常不公平的待遇，连应邀出国的自由都没有。国民党当局最近大肆宣传中共如何如何反美，但正是他们剥夺了我们发展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权利。对于国民党当局的这种无理行为，我们感到万分愤慨，不能不表示抗议。但是同时，我可以告诉你们，不管一切阻挠，我们仍将为交换中美两国文化经验，与发展两国人民友谊而继续努力。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是永远连系在一起的，非任何反动力量所能破坏。我写这封信给你们，希望你们把我们现在的处境和心情告诉美国的人民与知识界朋友，并期待你们同情的援助。周扬谨启 八月十三日”（载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粤港分会：《文艺丛刊》第一辑1946年９月20日） 。 想看书来
13建设新的人民的文艺（4）
周扬离沪之前，上海文化界郭沫若、茅盾、田汉、许广平、胡风等4０余人举行会餐，为周扬北返饯行。周扬报告此次出国被阻经过，并对上海文化界同仁的关怀，表示谢意。还盼望加强上海与解放区文化的联系，对解放区多给帮助指导。新从昆明来的联大教授吴晗、尚NC434、楚图南先生被邀讲话。与会者纷纷为周扬题词。郭沫若题：“到了上海事实已就等于到了美国，不必再远涉重洋了。
还是自己埋头苦干的要紧。我相信，我们这一次的分手总不是太长远的。”茅盾题词：“盼望你把我们的敬意和热忱带给北方的朋友。”
许广平题：“远方的光芒带来到近旁。”田汉题：“东风不肯便周郎，却乘东风返朔方，何必镀金方灿烂，已为民主放光芒。”胡风题：“没有礼物，把我的怀念和期待带到北方去吧。中国已分幽明二界，在幽界中的我们，总要穿过屠刀，踩着荆棘走完这条路，直到我们在自由的阳光下面欢呼重见的一天。”郭沫若还撰文《向北方的朋友们致意》，说：“我费了一天工夫，一口气把《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第一辑和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读了一遍，这是我平生的一大快事。我从不大喜欢读小说，这一次是破例。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纪。……周扬兄明天便要回光明的乡土去了，他要我把对于上列二书读后的印象写出来，草草写此，向北方的朋友们致人民的敬礼。”（1946年8月25日《解放日报》）
当周扬回到张家口时，由于国民党挑起内战，向张家口发动进攻，夫人苏灵扬正带着两个孩子，女儿密密和小儿子苏苏跟随机关和学校人员从张家口撤离，向河北阜平转移。周扬在郊区碰上了她们，没有说几句话，就匆匆分手，忙他的工作去了。周扬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次撤退途中，苏灵扬和两个孩子乘坐的马车不幸翻下山崖，小儿子被沉重的文件箱砸死，苏灵扬和女儿也受了伤。
周扬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当他闻讯赶到时，面对早已断气的聪明的苏苏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周扬在1946年８月2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论赵树理的创作》。这是一篇最早对赵树理的创作作出全面系统科学评价的文章，在现代文学史上一向被视为评论赵树理创作的经典之作。文章一开头就说：“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周扬文集》第１卷第486－487页）文章说，赵树理的作品是农村中发生的伟大变革的庄严美妙的图画，其在艺术上的贡献，一是他的人物创造，二是他的语言创造。就人物创造来说，其特点有三，一是，“他总是将他的人物安置在一定斗争的环境中，放在这斗争中的一定地位上，这样来展开人物的性格和发展。每个人物的心理变化都决定于他在斗争中所处的地位的变化，以及他与其他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变化。他没有在静止的状态上消极地来描写他的人物。”（《周扬文集》第1卷第490…491页）二是，“他总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表现他们的思想情绪。关于人物，他很少做长篇大论的叙述，很少以作者身份出面来介绍他们，也没有作多少添枝加叶的描写。他还每个人物以本来的面目。他写的人物没有‘衣服是工农兵，面貌却是小资产阶级’；他写农民就象农民。动作是农民的动作，语言是农民的语言。一切都是自然的，简单明了的，没有一点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地方。而且只消几个动作，几句语言，就将农民的真实的情绪的面貌勾画出来了。”（同上，第492－493页）三是，“明确地表示了作者自己和他的人物的一定的关系。
他没有站在斗争之外，而是站在斗争之中，站在斗争的一方面，农民的方面，他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没有以旁观者的态度，或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观察与描写农民。农民的主人公的地位不只是表现在通常文学的意义上，而是代表了作品的整个精神，整个思想，因为农民是主体，所以在描写人物，叙述事件的时候，都是以农民直接的感受、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同上，第49４页）文章在谈到赵树理在语言上的创造时说：“他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丰富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同上，第495页）“赵树理的特出的成功，一方面固然是得力于他对于农村的深刻了解，他了解农村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复杂微妙，以及这些关系和斗争如何反映在干部身上，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了高度的思想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得力于他的语言，他的语言是真正从群众中来的，而又是经过加工、洗炼的，那么平易自然，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痕迹。在他的作品中艺术性和思想性取得了较高的结合。”
（《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１卷第518页）周扬一向对语言十分重视，认为语言是文艺作品的第一个因素，是民族形式的第一个标志，因此他盛赞赵树理在语言上创造了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
赵树理开创了一条新现实主义的真正大众化的道路，在这之后，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等，基本上都是走的“赵树理道路”，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众文艺的兴盛局面。
他们的突出贡献是在真正实现文艺与大众的结合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重大的缺陷则是典型性不足，艺术性相对比较薄弱。这是延安文艺的历史的局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周扬并没有因为延安整风强调增强党性，强调统一思想，而忘记强调个性、独立人格、独立思考之重要。
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谓情有独钟，一向对人的个性，独立人格、独立思考非常推崇。在《“五四”文学革命杂记》一文中，他盛赞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把人的头脑从几千年来封建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是一个‘人的自觉’的运动。人必须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个性，能够独立地思想；能够打破一切‘天经地义，自古皆然’的成见，而用清明的理智与科学的眼光来检验，批判，和重新评价一切事物。”他还说：“在封建社会里，不论是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欧洲，或是专制主义支配下的中国，都只看见有帝王贵族官僚武士，却没有‘人’的存在，没有‘人’的权利。”“我们不能不承认，易卜生的主张充分发展个性，反对对于个人独立精神的任何压制，他作品中的那些有个性，有理想，有作为的人物，确实投合了当时正在觉醒的知识分子的脾胃，对于他们是莫大的精神上的鞭策和鼓舞。”
（《周扬文集》第1卷第481、483页）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人的文学”，猛烈抨击了一切“束缚个人，戕害人性”的东西，打倒“非人的文学”，而如今，则是被“人民的自觉”、“人民的文艺”
所取代了。周扬在这里，既张扬了人的个性，人格的独立，同时他也没有否定人的普遍性，否定人性、阶级性和党性，把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了。在周扬看来，延安整风正是五四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二者是完全一致的，至少是应该一致起来。他对延安整风的这样一种理解和认识，显然是一种非常独到而又深刻的见解。这再次使我们看到，在周扬的思想深处，五四精神，科学与民主是扎了根的，而且很深，很深。
。 最好的txt下载网
14文艺大军会师：第一次文代会（1）
评判旧戏的标准是“有利、有害与无害”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快得出乎人们的意料。1948年９月至1949年１月，著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胜利结束，蒋家王朝行将彻底覆灭。
此时，周扬随同党中央住在河北平山，随着晋冀鲁豫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合并为华北区，周扬亦被任命为华北局宣传部长，这两个区的文联也合并为华北文艺界协会，周扬、沙可夫等21人为理事。
在这期间，周扬除了编辑“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外，还着力抓了戏曲改革的工作，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是他主持撰写了1948年11月23日华北解放区《人民日报》社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社论由周巍峙起草，经周扬大力修改后发出。
社论提出审查旧戏好坏的标准是“有利、有害与无害”，认为旧剧从内容上大体可以分为“有利的部分”、“无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