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提出审查旧戏好坏的标准是“有利、有害与无害”，认为旧剧从内容上大体可以分为“有利的部分”、“无害的部分”、“有害的部分”三大类。对旧戏从政治上作这样的区分是毛泽东的意见。1979年，在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前准备会议报告的一次会议上，周扬曾讲到过这件事情的经过。他说，当时东北的一位主管文化的领导同志从东北拍电报来说旧戏一概禁演，刘少奇看了马上就说不行。我到石家庄去请示毛主席，他就提出了要区分“有益、无害、有害”。（参见露菲记录）毛泽东的这一基本指导思想是这篇社论的中心内容。
社论指出，旧剧的修改与创作的方法必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将历史与人物染上现代的色彩”。社论还强调“旧剧的改革，有赖于文艺界工作者与旧艺人的通力合作”。
所有这些重要思想，对建国以后的戏剧改革乃至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都有重要指导意义。
1949年２月随着北平和平解放，大批解放区文艺工作者随即进入北平，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全国著名的作家、艺术家也陆续到达，加上原来在北平搞文艺工作的同志，中国新文艺大军终于胜利会师了。３月22日，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和华北文协举行茶话会，招待北京的文艺工作者。郭沫若在会上提议，发起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成立新的全国性的文学艺术界组织。全体到会文艺家一致表示赞成。接着就由全国文协在北平的理事、监事和华北文协的理事联席产生了由郭沫若、茅盾、周扬等42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郭沫若任筹备委员会主任，茅盾、周扬任副主任，沙可夫任秘书长。
经过三个月的筹备，会议于7月2日－19日在北平召开。在6月30日大会预备会议上，通过了99人的大会主席团名单，郭沫若为总主席，茅盾、周扬为总副主席。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交换意见，确定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成立全国性的文艺组织，更好地运用文艺的武器，为新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服务。
毛泽东和党中央对这次大会非常重视。党中央给大会发来贺电。经毛主席亲自修改审定的这个贺电说：“我们中国是处在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中。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我们相信，经过你们这次大会，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作者，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藉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藉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525页）大会开幕时，朱德代表党中央致贺词，周恩来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会议期间，毛泽东到会对代表们说：“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组织者。”（同上，第526－527页）
周恩来在政治报告的第一部分中分析了三年来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强调文艺家在反映革命战争年代生活时，不要忘记人民军队，忘记农民，同时也要重视工人阶级的主题，而关键则是要努力认识中国共产党。报告的第二部分，具体阐述了文艺方面的六个问题：团结问题、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改造旧文艺的问题、文艺界的全局观念问题、组织领导问题。核心是团结起来，贯彻执行新的文艺方针。周恩来指出，这次大会“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与新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分文艺军的会师”，反映了文艺队伍空前“宽广”的团结，团结的政治基础是“新民主主义”，团结的文艺基础是“毛主席新文艺方向”。“这次团结是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在毛主席新文艺方向之下的胜利的大团结，大会师”。关于如何正确理解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他也作了科学的阐释： 。。
14文艺大军会师：第一次文代会（2）
我们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比方写工人在未解放前的情况，就要写到官僚资本家的压迫；写现在的生产，就要写到劳资两利；写封建农村的农民，就要写到地主的残暴；写人民解放战争，就要写到国民党军队里的那些无谓牺牲的士兵和那些反动军官。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熟悉社会上别的阶级，不要写别的阶级的人物，但是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哪里，必须弄清楚，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的劳动人民。（《周恩来选集》上第353页） 在这里，周恩来把熟悉和了解工农兵与熟悉和了解各种人统一了起来，把“弄清楚”描写的“主要力量应该放在哪里”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同“只能写工农兵”才能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区别了开来。特别是他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在当时只强调加强文艺工作者思想感情的改造的情况下，肯定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是难能可贵的。
郭沫若在会上作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在总结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就我们的文艺的性质和方向发表了原则性的意见。
茅盾在《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中，则从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方面总结了“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
周扬在会上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由于革命的胜利，解放区的经验受到了大会的特别的重视。周扬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就是“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全面正确”，并且“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周扬回顾与总结道，五四以来，以鲁迅为首的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为文艺与现实结合、与广大群众结合，曾作了不少苦心的探索和努力，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动始终把“大众化”作为文艺运动的中心，在解决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作了不懈的尝试。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对于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这个革命文学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广大文艺工作者和群众结合的问题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在解放区，由于有了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有了毛泽东文艺方针的指导，有了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先驱者们的理想实现了”，“革命文艺已开始真正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虽然“还仅仅是开始，但却是一个伟大的开始”。
关于“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从几个方面作了介绍。他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所选入的178部各种文艺形式的作品为例，说明“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与新的内容相适应，解放区的文艺在形式上也有许多新的创造，同民族的特别是民间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关系，语言上也做到了相当的大众化。关于“工农兵群众的文艺活动”，他说，广大工农兵不仅接受了新文艺，而且直接参加了新文艺创造的事业，“给解放区文艺灌注了新的血液，新的生命”。关于“旧戏的改革”，他说主要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创作新的历史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剧本“标志了平剧向新的历史剧发展的方向”。
周扬根据解放区文艺运动的经验，就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贯彻工农兵文艺方向，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指导意见。他说，创作的重点“必须放在工农兵身上”，因为他们是革命战争和国家建设的主体，工农业生产建设的主题将获得新的重大的意义；“必须揭示社会中一切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写出反映革命战争的伟大作品，不但要写出指战员的勇敢智慧，而且“要写出毛主席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艺术的记载。”这些重要意见，都成为建国后文艺创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周扬同周恩来的意见一样，他尽管强调文艺描写的重点必须是工农兵，但也并没有机械地简单地认为只能写工农兵。他说，“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我们必须着重地来反映这三个力量”，写出“他们的新的面貌”。他还说，“文艺可以描写一切阶级、一切人物的活动，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也只有在与其它阶级的一定关系上才能被全面地表现出来”。 “文艺为政策服务”的偏差 周扬同时强调指出，为了创造富有思想性的作品，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政策。对学习政策的重视，既是周扬自己从文艺为政治服务自然引出的结论，同时也是受了当时苏联的影响。1946年8月，联共（布）中央关于两个文学杂志《星》和《列宁格勒》、一部影片《灿烂的生活》连续作了三个决议，联共（布）中央负责人日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