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件大事。这是一次空前的大规模戏曲会演，参加会演的有全国有影响的剧种２３个，演员1600余人，演出大中小型传统戏、新编历史戏及现代戏共82个，各个剧种很多有代表性的演员都参加了演出。大会进行了评奖，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袁雪芬、常香玉、王瑶卿、盖叫天获荣誉奖；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等9个戏获剧本奖；28个戏获演出一、二、三等奖；120名演员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另外，还给一些未能参加演出的名演员、编导、乐队、舞美工作者共46人发了奖状。会演期间，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周扬特邀周总理为大会代表讲了话，总理讲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普及与提高、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团结与改造、克服困难迎接胜利等五个问题，说这次会演“很成功”，“是空前的胜利”，标志着戏曲工作前进了一大步，“看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远景”。周扬作了《改革与发展民族戏曲艺术》的总结报告。周扬说，观摩演出的主要意义在于学习，评奖的目的主要也是为了促进互相学习，引导广大戏曲工作者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他对中国戏曲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戏曲中的现实主义是具有它的独特之处的。它既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残酷的现实，又热情地表现了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理想、希望和信心；在这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取得了和谐的结合。中国戏曲所特有简练和夸张的手法，就使这个结合达到了艺术的高度。”（《周扬文集》第２卷第171－172页）“特别是因为中国戏曲综合了歌、舞、剧三者的艺术，就更显出了它的非凡的特色”。（同上，第180页）
周扬强调要正确地发扬民族戏曲艺术的优良传统，既要反对保守观念，目前更要反对粗暴作风。“有些从事戏曲改进工作的同志乱改旧有剧本，凭自己一知半解的知识，甚至凭个人感想，修改历史真实和人物性格，他们不是在改进而是在破坏传统”，“这是目前戏曲改革工作中最有害的倾向，必须首先加以纠正”。（同上，第174页）
周扬还强调，戏曲要真实地表现人民的新生活，用新的正确的观点表现历史。他说：“对于各种戏曲，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革，首先整理和保存其旧有的优秀的和较好的剧目，在内容上剔除其封建性而发扬其人民性，在艺术形式上，不论是在音乐或表演艺术上，加以改进，以丰富和提高其表现现实的能力；然后按照各个剧种的发展的不同情况，凡适合于表现现代生活的，就使它在这方面得到充分的发挥，凡目前尚不适合于表现现代生活，而只适合于表现历史和民间传说题材的，就不要强求它立刻表现现代生活，以致损害它固有优点和特色，而只能逐步引导它向这个方向发展。在这里，性急和粗暴是有害的。”（同上，第176页）但他同时也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封建社会时代，以京剧的发达而达到了它的最高峰，从此便不再向前跃进，而陷入一种相当停滞的状态”，现在，应当在民族戏曲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民族新戏曲。“京剧应当从各种地方戏曲中重新吸取自己所需要的养料，增强自己生命的活力，突破那些妨碍自己发展的障碍，向着新的人民的方向提高。”（同上，第173、172页）在这里，可以看到后来“京剧革命”的先声。此外，周扬还对戏曲剧本改编和创作中的反历史主义的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5为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铺基开路（5）
他说：“无论表现现代的或历史的生活，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
历史的真实不容许歪曲，掩盖或粉饰。”反历史主义者“就是不懂得这条最基本的原则。他们以为为了主观的宣传革命的目的，可以不顾历史的客观真实而任意地在杜撰和捏造历史。他们不能区别，用现代工人阶级的思想去观察和描写历史，与把古代历史上的人物描写成现代工人阶级的思想是完全两回事。”（同上，第177页）周扬的这个总结报告，以它鲜明的针对性，内容的全面性、丰富性和深刻性，成为党和政府在戏曲改革工作方面的纲领性文献。
周扬在整个文化艺术工作中除了抓电影和戏曲以外，还抓了文工团的整顿和提高等方面的问题。文化部一成立，周扬就提出新文艺团体工作要正规化，要建立“剧场艺术”，逐步实现企业化管理。很快，中央及各大行政区、省、市自治区的文工团先后调整成为话剧院（团）、歌剧院（团）、歌舞团，有的歌舞团后来发展为歌舞剧院。至于对私营戏曲剧团向国营剧团的发展，周扬则采取严格控制的方针。在艺术教育方面，文化部直接领导下的培养艺术干部的高等学校和机构也陆续建立起来，有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文学研究所。在各大区也相应建起了一批艺术院校。在图书出版、科学文化普及、文物保护、博物馆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创办了《文艺报》、《人民文学》，建立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还有一些考古方面的专业机构。在群众文化普及方面，在全国各地设立了文化馆和区、乡文化站，以及专供基层单位进行科学文化宣传使用的幻灯片、幻灯场等。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布局全面展开，以它焕然一新、欣欣向荣的气象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还需要一说的是，周扬除了忙于文化部的工作之外，并未忘记对出现在戏剧舞台上的优秀作品著文表示支持。《红旗歌》是周扬在进京之前关心、支持和指导下创作出来的一部反映城市工人生活的话剧，开国之后，在几个大城市陆续演出，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而剧本却受到各种不同的批评意见的压力。周扬主持召开座谈会，畅谈该剧创作得失，周扬也谈了自己的意见，这便是发表于1950年５月７日《人民日报》的《论〈红旗歌〉》。这篇文章，充分肯定《红旗歌》是一个好剧本，“它之所以好，就在于：它是第一个描写工人生产的剧本；它用艺术的力量，表扬了工人在生产竞赛中的高度劳动热情，批评了工人中的落后分子，也批评了某些积极分子对待落后工人不去耐心团结教育而只是讥讽打击的那种不正确的态度；表扬了行政管理上的民主作风，批评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这一切都通过了活生生的个性的描写。作者在人物性格的雕塑与语言的运用上显示了优秀的才能。”（《周扬文集》第2卷第19页）文章对剧本产生的背景及其在艺术创作上贡献和缺点进行了入情入理的分析，很有说服力。随后，周扬又发表《从〈龙须沟〉学习什么？》一文，称赞“《龙须沟》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品，也是一首对劳动人民的颂歌，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颂歌。”“老舍先生所擅长的写实手法和独具的幽默才能，与他对新社会的高度政治热情结合起来，使他在艺术创作上迈进了新的境地。”
“从《龙须沟》里，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主要的就是学习老舍先生真正的政治热情与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周扬文集》第2卷第36、31页）接着，当李伯钊创作了歌剧《长征》，文艺界举行座谈会进行研讨时，周扬也出席会议并发言，充分肯定《长征》歌剧反映了长征，出现了毛主席，“作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同时，就如何既要表现革命乐观主义又要表现革命的艰苦；既要表现群众斗争，又要深刻地刻画人物的个性；歌剧要有说白，又要有歌唱，而且要有几个精心结构的唱段等问题发表了意见，供大家研究。
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周扬一向注重实干，紧紧抓住创作这个中心不放，为发展和繁荣文化艺术事业奋力耕耘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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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从《清宫秘史》到《武训传》批判（1）
谁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影片 革命的道路从来就不是那么笔直和平坦的，建设的道路也同样如此。周扬在建国以后的文化艺术建设工作中也不是一帆风顺，而是荆棘丛生，经历了无数次的曲折和反复。
1950年３月，香港拍摄的影片《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５月３日停映。但当时没有对这部影片公开进行批判。对此，毛泽东甚为不满。1954年他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说：“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毛主席在这里所说的那个“人”
是谁？“文革”中红卫兵为了大树江青这个所谓“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的形象，编造了一本“大事记”，说称《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是刘少奇。红卫兵的“大事记”这样说：“江青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的一次会议上严正指出：《清宫秘史》很坏，应该批判。但却遭到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人疯狂抵制，胡乔木还搬出了他的黑后台：‘少奇同志说的，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不能批判。’从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扼杀了这场严肃的革命大批判运动。”（叶永烈：《胡乔木》第165页）1967年3月，“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人，则变得不那么确定了。你听：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引者注：指刘少奇），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