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经毛泽东审阅并作了大段改写和加写的。毛泽东说：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灭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
16从《清宫秘史》到《武训传》批判（4）
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讲座，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文章尖锐、泼辣、气势磅礴、独到深刻，非毛泽东莫属。
这篇社论还列了一个很长的名单，点名批评了43篇歌颂《武训传》和歌颂武训的文章及其作者、发表报刊，批评了1951年以后新出版的4本关于武训的新书，点名批评的作者达48人之多。
同日该报“党的生活”专栏还发表了题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短评，进一步指出：凡歌颂过武训和《武训传》的人，一律要做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而对担任文艺、教育、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传》及其讨论有关的干部，还应“作出适当的结论”。当时气氛之紧张，可以想见。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姚文元在他那篇声震全国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中称，毛主席在这里所说的那些“自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为首的就包括周扬”。笔者认为，与其认定它特有所指，还不如说是一种泛指，一种模糊概念，这样更具震撼力。当人们在最初听到之时，都无不在思想上感到震动，可以说正是这种模糊概念产生的效应。就连周恩来总理都要因为自己在第一次文代会时曾问过《武训传》编导关于武训兴学的事，后来又审看过这部影片，都要向中央作检讨，说自己对《武训传》也有一部分责任。主管文化艺术工作的周扬当然就更需要认真检讨，积极战斗，争取主动了。他在各种场合，大会小会上，文章报告中，不断作自我批评，检查自己存在事务主义，缺少思想领导，并且在最后写了一篇批判《武训传》的重头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他紧跟毛主席，重塑自己“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形象真诚努力和一片苦心。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把周扬的这些检讨都说成是“假检讨”，他还揭批周扬说：“1951年6月4日，《武训传》批判刚开始，周扬就立刻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一员大将于伶，指示于伶‘在思想斗争问题上’，‘具体处理要慎重，仔细，不可急躁鲁莽’。并焦急地说：‘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真实情况’。”并诬陷说这是周扬在《武训传》批判过程中的“一次反党大阴谋”。（《红旗》杂志1967年第１期）于伶时任上海文化局副局长，周扬给他写信完全是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就以姚所引的那些片言只字而言，也并没有什么不对之处，那里是什么“反党大阴谋”呢？
6月16日；《学习》杂志第5期发表了杨耳《〈武训传〉和关于武训的宣传》，毛泽东事先审阅了这篇文章，并有针对性地加写了几段话，多达700余字。
７月２３日至２８日，《人民日报》连载《武训历史调查记》。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由人民日报社、文化部组织，有江青参加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写的这个调查记是在“先入为主”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事实证明，戴到武训头上的三顶大帽子：“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都是不能成立的。对这个调查记，毛泽东在许多地方作了改写和加写，说武训是为富人子弟办学，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武训的“义”
学，其实是不“义”之学，他办学的钱是靠土地剥削、放高利贷剥削和倚仗官势募捐来的；等等。
８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的《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武训传〉批判》。文章开头就表扬《武训历史调查记》“无可辩驳的逻辑的力量作出了关于武训的科学结论，并且在历史研究工作、社会调查工作和文艺批评工作的方法上作了很好的示范。”接着就检查自己说：“我自己很早就看了电影《武训传》，但并没有能够充分地认识和及早地指出它的严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性。”（《周扬文集》第2卷第91页）然后才从两种历史观、武训和电影《武训传》迷惑人的地方在哪里、电影《武训传》主题的反动性、武训形象的虚伪和丑恶等几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文章最后说：“电影《武训传》污蔑了中国人民历史的道路，宣扬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用改良主义来代替革命，用个人奋斗来代替群众斗争，用卑躬屈节的投降主义来代替革命的英雄主义。
16从《清宫秘史》到《武训传》批判（5）
电影中武训的形象是丑恶的、虚伪的，在他身上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卑鄙，歌颂他就是歌颂黑暗和卑鄙，就是反人民的、反爱国主义的。”可以看得清楚，这些话也都是从毛主席写的那篇社论中引申出来的，完全是它的翻版。
武训（1838－1896年）原名武七，山东堂邑县（今冠县柳林镇）武庄人。本人没有文化，一生通过乞讨，办了三处“义学”，使一些穷苦人家的孩子念上了书，由此而出名。他办学的高潮，正值太平天国农###动失败、北方捻军的活动进入尾声，中国历史进入洋务运动和改良运动时期。洋务运动和改良运动的进步意义现已为人历史界所公认，在这样一个历史潮流的背景之下，武训作为一个办学者，虽然不能与那些洋务派和改良主义者相提并论、等量齐观，但是他那种不为一己的私利、一心为穷人办学，而且为此而百折不回的精神，确有动人心魄的力量，多少年来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清政府固然嘉奖过他，蒋介石固然为他写过“颂词”，现代中国的许多名人，如梁启超、蔡元培、陶行知、郭沫若、于右任等不同党派和团体的人也都赞颂过他，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冀鲁豫边区政府也曾明令将堂邑县改称“武训县”、柳林镇改称“武训镇”，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还一直在纪念他。很明显，“武训精神”已经成为一种超阶级、超党派的国人的共同的精神财富。当然，武训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人，无疑是有其缺陷的，电影《武训传》以农民起义的失败作为武训“行乞兴学”的反衬，在艺术处理上是不恰当的，指出“武训不足为训”的一面是必要的。但是，把它看做是政治问题，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范围相当广泛的极其片面、粗暴的批判，就更不对了。胡乔木在３０多年后说：“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就周扬而言，他最初对《武训传》的认识看来比后来更接近于真理。现在看得明白，电影《武训传》的问题，完全是个文艺和学术问题，如果通过文艺界和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来解决，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允许坚持自己的意见，也允许改正自己的意见，在自由、民主、平等的讨论过程中逐步克服缺点和错误，帮助人们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这样才有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一些。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一哄而上，无限上纲，不由分说，只能妨害对真理的全面认识，对必然带来的片面、极端和粗暴也很难克服。批判电影《武训传》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为后来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文艺学术中的不同意见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
17在曲折中前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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