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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我们是一支暂时失掉了联系的游击队吧，中央要你来整理、领导这支游击队，你可以审查我们，整顿我们，但你不能完全撇开我们而直接去找正在反对我们、破坏我们的胡风及其党羽。退一步说，你听了胡风的话，也该找我们对证一下吧，你硬是撇开了我们，不是帮助我们，而是孤立我们，不，实际上决不止于孤立我们，而是陷害了我们，章乃器本来是同我们联系的，见了你之后，他向外公开说，我已经和‘陕北来人’接上了关系，今后你们不要来找我，‘陕北来人’说，上海没有共产党组织。我们还听人说，这位‘陕北来人’曾告诉原来由我们领导的外围人士说，周扬、沈端先等假如来找你，‘轻则不理，重则扭送捕房’。还有，已经过世了的钱亦石同志曾告诉过周扬同志，雪峰在外面说，夏衍是蓝衣社，周扬是法西斯，这不是陷害还是什么？这一切，今天在北京的章汉夫同志，王学文同志，邓洁同志都可以证明。”夏衍的发言，说出了周扬和“国防文学”派多年来憋在心里的话，当年左翼文坛的误会与隔阂，真情与积怨，此刻统统倾泻而出了。在场的黎辛后来回忆说：“周扬也插言，他站起来质问冯雪峰，是对他们进行‘政治陷害’。”（黎辛：《我也说说“不该发生的故事”》，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１期）就冯雪峰而言，他到上海先找鲁迅而不找周扬、夏衍，是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令行事，并且他的工作得到张闻天、周恩来的充分肯定，认为他对周扬“所用的方法是对的”（1992年７月6日《人民日报》）。至于他在某些事情上有欠妥、失察、失当之处，也可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就周扬他们来说，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热切盼望早日见到党中央派来的亲人，接上组织关系，更好地开展工作，可他们得到的却是怀疑甚至打击，这给他们的心灵上造成的伤痛确实是很深的，直到他们的晚年，有时在谈及此事时，仍旧不免眼含热泪心绪难平。试想，他们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下坚持了下来，并且发展壮大了革命队伍，打开了新的局面，这是多么不容易啊！他们的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此刻，冯雪峰处在被告席，他承认他当年对周扬他们采取的方法是不对的。周扬还算清醒，他明白，冯雪峰找鲁迅是对的，在两个口号的是非问题上，仍应以鲁迅的论断为标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也不能全赖在冯雪峰身上。 《大辩论》一文的产生 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陆定一作了报告，郭沫若、茅盾、周扬、巴金、老舍、邵荃麟等人作了长篇发言。大会结束，由作协写了报导，经中央领导同志批准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著地位发表。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21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6）
周扬发言的题目是《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他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约周扬谈话。毛泽东认为文章很好，他有些想法，因要去苏联，没有时间细读，是否等他回来，再改改。毛泽东当时提了些意见。周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毛泽东回国后，周扬又将修改稿送去。毛泽东在这一稿上批示：
周扬同志阅后，即送胡乔木同志转小平同志： 此事前日和你顺便谈过：应即印发给以小平为首的会议各同志，作一二次认真的讨论（事前细看周文），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后发表。发表前可送我看一次。会议讨论时要有周扬和其他几位文艺领导同志参加。
此事请你告小平办。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这是一件大事，不应等闲视之。
我现在不看。待小平会议讨论再加修改后，我再看。 此后，周扬找文艺界领导同志反复征求了意见，并找林默涵、张光年等人帮他进行了彻底的修改，于1958年2月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自作了很大的修改。当时在文艺界广泛传达了毛泽东的修改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么两段，一段是在原稿上填写的，下面引文中（ ）中的文字是原稿，（ ）外的文字为毛泽东所加： （党坚决地采取了）放手让他们（鸣放的方针，）
因为他们力争鸣放，发了狂了，恨不得一口气吃掉共产党。他们完全不讲道理了。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宪法，背叛了自己的诺言。（党早就公开说明，我们不怕毒草，要把毒草）锄翻，（变成肥料；我们不怕牛鬼蛇神，要请牛鬼蛇神做人民的反面教师。我们看到毒）草（已经）长出来（了）；那么，就让它长吧。因为毒草是一种客观存在，毒草盛长，就标志着工人阶级锄草队伍要出动了。想把客观存在的毒草泥封土掩，不许露头，或者一露头就用简单办法一下子压死，是一种不懂阶级斗争策略的蠢笨作法，而且一定会留下后祸，将来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把它锄掉。（党相信群众有识别毒草，克服毒草的力量。）党是懂得如何对付阶级敌人的。
就是（这样，文艺界的右派分子）同社会各界的右派分子一样，（就原形毕露，张牙舞爪地乘机活动起来，）形成了两军对垒。两方面都高兴。右派即反动派高兴的是共产党眼看垮台，资本主义可以复辟了。革命派高兴的是牛鬼蛇神大队出笼，有机会灭掉它们了。
另一段则完全是毛泽东新加写的：
在我国，1957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文学艺术也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它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这个道理，只有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会认为不正确。 毛泽东在修改后于2月24日退林默涵：
默涵同志： 此文写得很好。我作了几处小的修改，请看是否可以。如果最近一期文艺报尚未付印，最好将此文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
毛泽东
二月二十四日 报纸排出清样后又送毛泽东，他于27日退回，并在清样上批示：退林默涵同志：有一点修改，请酌定。
署名周扬的这篇文章改题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即于2月28日《人民日报》和3月11出版的《文艺报》第5期上发表。
在这之前，《文艺报》第２期上发表了一组《再批判》，其中包括《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在医院中》、《论同志的“爱”与“耐”》、《还是杂文时代》等几篇文章。重新发表这批文章是毛泽东的意见，按语也几乎由他重新写过，标题也是他删繁就简确定的。经毛泽东改过的按语，确实文采飞扬，其中定性的话有：“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这些文章“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等。这些政治断语，均为毛泽东所加。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21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7）
《大辩论》对当时文艺界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点了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刘绍棠、吴祖光、秦兆阳、刘宾雁、唐因、唐挚等许多人的名，并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文章认为“右派分子”的文学艺术主张和文艺理论观点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也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或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因此同他们的斗争，就是一场“大是大非之争，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和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之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文艺领域内的反映”。文章归纳“右派分子”的主要论点是否定或贬低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说社会主义文艺不真实，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创作自由”。文章分别就这三点逐条加以驳斥。批驳在许多点上是缺乏根据的。比如“创作自由”，硬说“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不自由。”他们所要求的“创作自由”，“实际上却是要文艺脱离社会主义，脱离当前人民的斗争，脱离党的领导”。实际上在许多“右派分子”那里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当然，与那些更加简单粗暴的批判相比，《大辩论》还算是比较注意说理的，用张光年的话来说可谓“精致的粗暴批判”。比如在暴露黑暗的问题上，文章这样说：“我们的文学作品是应该暴露黑暗的。既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文学就应当既歌颂光明又暴露黑暗，就应当描写光明和黑暗的斗争。文学不应当片面地反映生活。凡是足以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落后的现象，都应当加以批评和揭露。官僚主义就是这种现象之一，就应当揭露和批判。我们的文学作品应当成为和一切消极事物作斗争的武器，成为批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