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就是这种现象之一，就应当揭露和批判。我们的文学作品应当成为和一切消极事物作斗争的武器，成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我们是反对无冲突论的。问题是从什么立场和为什么目的去进行揭露和批评。我们的作家应当站在正确的立场明辨是非，真正分清什么是光明面，什么是阴暗面；不要有闻必录甚至幸灾乐祸地去渲染和夸大阴暗面，抹煞光明面，造成读者对生活的曲解和失望。我们的作品应当描写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缺点和错误，当然也可以描写失败和牺牲，但不应当使人看了灰心丧气，而是增添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这些意见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可以成立的，有道理的。再如文章对有些作家因为自己的作品受到批评而感到有压力，觉得“不自由”时这样说：“压力总是不好受的。但我们也要加以分析。不讲道理的、粗暴的批评，对创作是有害的。这种压力应当反对。另一种是正确而恰当的批评，包括领导和群众的意见，某些作家认为这也是压力。但这种‘压力’，我们是不应当反对的。
作品是通过艺术形式对于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又给予社会以影响。它不能不受到社会舆论的评判。而无论是赞扬或者指摘都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我们需要健全的社会舆论，同时作家也要有不怕批评的勇气。对人民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作家艺术家应当重视别人的意见，欢迎批评。”这些话语心平气和，循循善诱，现在读来也还是颇具说服力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批判“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其实并不是本文的最终目的，文章的终极目标乃是期望解放文艺生产力。毛泽东在这一年５月8日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向大家推荐了周扬这篇文章，说周扬同志最近的一篇文章我很赞成，尤其是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解决了很多问题。毛泽东所加写的很长的一段话就在这一部分中，他在那段话中说这场斗争“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并热切期望建成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可谓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文章最后说：“我国人民正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从事改造世界、改造历史面貌的伟大工作，他们的高度劳动热情和革命干劲在一切方面不可遏止地表现出来，也必然要在文学艺术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上得到它应有的反映。”文章号召文艺工作者顽强地学习，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中国和世界的一切有益的伟大遗产学习，以在创作上和理论上的高度的勇气，打破成规，大胆创造，敢于革新，创造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这样一些基本精神，这样一种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当是《大辩论》值得人们永远珍视的精神财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21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8）
《大辩论》是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到文艺界诸多领导同志及其他许许多多同志的集体创作，周扬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但不应当视为完全是周扬个人的作品。可以说，《大辩论》是党中央对文艺战线反右斗争的理论总结，周扬是这个总结的代言人。他因此在当时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再一次强有力地确立了自己在文艺界的无可比拟的权威地位，也因此在30多年后随着“右派分子”的彻底平反而承受了不应完全由他承受的骂名。 周扬在反右斗争中的矛盾复杂的心态 平心而论，在反右派斗争中，就周扬本心而言，他并不愿意事态扩大化，也不赞成简单化。他不愿意看到在他领导下的文艺界出现那么多的右派。一向爱才的他，对许多有才能的作家被划为右派，受到打击，对他来说，未必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乐事。
新近出版的《王蒙自传》详细记述了王蒙当年同周扬的一次谈话的情景。王蒙那时是个年仅21岁的青年工作干部，因为写了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受到李希凡的猛烈批判，把他从政治上往敌对的方面打。王蒙不服，写信给周扬，要求面谈。周扬立即复信接谈。王蒙写道：
周扬开宗明义，告诉我小说毛主席看了，他不赞成把小说完全否定，不赞成李希凡的文章，尤其是李的文章谈到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的论断。他说毛主席提倡的是两点论，是保护性的批评等等，令我五内俱热。
周扬也和我讨论，他说他和一些老作家老领导也讨论过，是不是人年岁一大就注定了要思想僵化呢？能不能说只有青年才反对官僚主义呢？这些问题的提出令我汗颜，我怎么可能主张只要青年不要领导不要老革命呢。我只是略微解释了一下，我并没有试图把林震当英雄典范来写，在小说中，我要表达的是对林式人物的命运颇感困惑而不是树立榜样。
我的说话大致谦虚适度。我看得出周扬的满意，通过开青年作者会，我也知道一些青年作家是怎样地口出狂言，惹恼领导。
这时周皱着眉头说，有一个表现很不好的青年作家，叫什么呢，他扬言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成绩不如革命前，中国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文学成就不如座谈会前。你对此什么看法？
我完全体味到了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与严重性。我知道他说的是刘绍棠。我回答说，谈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有更全面的材料，更深入的研究，更严肃的立论，而不能随便一说。
我的含蓄的回答使周扬喜形于色。他一再表示对我的态度的赞许，重复我的话，同时嘘寒问暖，关切备至。甚至于说，你怎么这样瘦啊，检查过X光没有？没有肺结核吧？（王蒙：《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第151页，花城出版社） 这是一次亲和的平等的讨论问题式的谈话。周扬对王蒙的关爱和赞赏溢于言表，王蒙对周扬的良好印象铭心刻骨。王蒙在另一处回忆说：“我相信，从那时候起他就决心要一直帮助我了。”
（王蒙：《周扬的目光》，《忆周扬》第411页）
在反右派斗争中，在周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还是想尽量保护一些人。1957年６、７月间，他在文化部和各协负责人会议上说：“划右派要有限制，不能不断地划下去，否则对党不利。”他还特意派人到美协下令力保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著名画家华君武等人过关，结果保了下来；他对人民日报社袁水拍、林淡秋也说过，蓝翎能不划就不划，但最后还是没有保成；对著名翻译家傅雷，他给上海市委打招呼，希望不要把他划为右派，终于未能如愿；他也想保王蒙，但北京市委有关领导同志说，王蒙不划右派，就划不下去了，结果王蒙还是划了右派；等等。当时在###科学处工作的龚育之回忆说，###科学处的会上有些发言尖锐批评于光远和他主持的科学处不该反映那么多科学家的意见，似乎反映科学家的意见就是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乃至于就是做了右派的传声筒。周扬听了会上的发言，发表了有分析的总结性意见。“这总结很巧妙，或者说，很策略。通篇都是批评，但站得很高，没有太多具体的指责。代表科学家的问题，从两个方面立论，既说了只要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作为###的科学处，当然要向党中央反映科学界的意见，转达科学界的呼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要代表科学界；另一方面又说了，如果怎样怎样，那当然就失去立场……。这里记下的只是他讲话的大意，或者说，是经过我的印象和记忆过滤了的大意。总之，我们科学处的许多人从他这个发言中感到，既受到了批评，又受到了保护。”（龚育之：《几番风雨忆周扬》，《忆周扬》第220页）
21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9）
反右派运动中，作协划了30名右派分子，据黎辛说，其中绝大多数人的罪名是同情丁、陈反党集团。（黎辛：《我所了解的丁玲、冯雪峰、陈企霞案件的始末》。《纵横》杂志1998年第12期）
1958年8月，###内的一个大案，即以###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为首的“反党集团”，其罪名实际上也是一条：“鼓动丁玲并同她合谋翻案”。李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由7级降为13级；黎辛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张海、崔毅留察看两年，他们都被撤销一切职务，予以降级处分。
其实，正如后来中央在平反决定中所说，在处理丁、陈一案的过程中，李等四人因担任机关党委领导职务的关系，接受丁、陈申诉，参加###对丁、陈的处理工作，凡重大性质的决定或措施，都是在部长办公会议上或部领导人主持的其他会议上决定的，他们受命执行某些决定和措施，并无错误。如果周扬、陆定一等###领导力保他们，当可免受磨难。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主要是因为“有些同志有意见”，划右派要摆平，他们厄运难逃了。
周扬在反右派运动中态度坚决，但内心又不无矛盾，心情很复杂。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的黎之回忆说：“在后来与周扬的接触中，我感到他对1957年反右（包括前后的多次文艺运动）的心情是复杂的，特别对冯雪峰的批判他流露了内疚的情绪。”（黎之：《文坛风云录》第119页）冯雪峰、丁玲等人被划为右派以后，周扬力主保留了他们作协理事职务和作协会员资格，并说丁玲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劳动了，可以留在北京写作。但丁玲还是愿意去北大荒劳动锻炼。1959年夏，周扬在看到丁玲写给作协党组汇报自己的情况的信后，立即派作协秘书长张僖前去看看在那里劳动的右派作家怎么样？能不能摘掉右派帽子？因为那里是军垦农场，属农垦部管，所以去前还特请农垦部部长王震开了个介绍信。张僖说明来意，经农场党委讨论，认为摘帽子有难度，此事只好作罢。张僖建议改变一下丁玲和陈明的工作，党委开会决定同意，即将丁玲从在养鸡场劳动调到了夜校当文化教员，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