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最后经周扬口授大意写成。社论指出当前情况不同于二十年前，已经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令人瞩目地提出：“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对象”。从而提出文艺的任务既要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又要满足人民文化生活上的广泛需要。由于群众需要的多样性，生活本身的多样性，必然要求文学艺术的多样性。在组织上强调凡是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应团结起来。思想上和世界观上的矛盾和斗争，应该通过互相帮助、互相讨论、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逐步求得解决。
在创作方法上，文艺家可以根据他们的经验和条件去掌握和运用，不强求一律。文艺部门的党的领导要发扬民主，尊重艺术规律，贯彻“双百”方针，为文艺创造自由竞赛、自由讨论、生动活泼和繁荣昌盛的局面而创造条件。这篇社论同《八条》同样具有政策指导意义。这件事，后来在“文革”中被说成是周扬用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全民文艺”来篡改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周扬想让文艺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崇高愿望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