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第一，表现在‘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否认。我们的几个领导同志，认为文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其中不能有中间，即所谓第三种文学。
“这当然是非常错误的极‘左’的观点。因为在中国社会中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文学之外，显然还存在着其他阶级的文学，可以不是无产阶级的，而同时又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这种文学不但存在着，而且是中国目前革命文学中最占优势的一种（甚至那些自称无产阶级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实际上也属于这类文学范围）。排斥这种文学，骂倒这些文学家，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这实际上就是抛弃文艺界上革命的统一战线，使幼稚到万分的无产阶级文学处于孤立，削弱了同真正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做坚决斗争的力量。”
文章明确指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我们对于他们的任务，不是排斥，不是谩骂，而忍耐的解释说服与争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对于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实现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
文章还说：“这种‘左’的关门主义，第二，表现在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的理论。照这种‘理论’看来，凡不愿做无产阶级煽动家的文学家，就只能去做资产阶级的走狗。这种观点，显然把文学的范围大大的缩小了，显然大大的束缚了文学家的‘自由’。”
文章在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体现了辩证的观点。指出：“在‘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中固然有文艺的作品，然而决不是一切宣传鼓动的作品都是文艺的作品。”“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文艺作品都有阶级性，但决不是每一文艺作品，都是这一阶级利益宣传鼓动的作品。”文艺的特点和文学发展史表明，“甚至许多文艺作品的价值，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某一阶级利益的宣传鼓动品，而只是因为它们描写了某一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现象。”“可以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品，但可以是有价值的文艺作品。”这对左翼文坛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简单化的理解，无疑是个有力的匡正。
4 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和自我批判（3）
只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篇文章未能为更多的人所看到，引起广泛的注意，产生更大的影响。 重大变化：开始强调艺术特点 冯雪峰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很快就写了两篇文章，即《并非浪费的争论》、《关于“第三种文学”的文学的倾向与理论》，同时发表在1933年1月《现代》第2卷第3期。冯完全改变了过去那种视苏汶为敌我的措词激烈的调子，说：“我们不把苏汶先生等人认为我们的敌人，而是看作应当与之同盟战斗的自己的帮手，我们就应当建立起友人的关系来。”并坦诚地检讨左翼批评家的错误说：“我们要承认所有非无产阶级的文学，未必都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学的苏汶先生的话是对的；而且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左翼的批评家往往犯着机械论的（理论上）和左倾宗派主义的（策略上）的错误。
因为在我们的面前，有着小资产阶级文学以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存在。”文章中的这些观点，显然是从歌特的文章中来的。
就在冯雪峰看到上面所讲的张闻天的那篇文章后不几天，他在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1932年11月出版的第1卷第4期上发现了署名为芸生的一首诗《汉奸的供状》。周扬是不久前经冯雪峰谈话之后，重新加入共产党，并接替姚蓬子主编《文学月报》的。
芸生的真名叫丘九，是青年团的一位负责干部，路过上海，与周扬相见，两位年轻人谈得很投机。丘九留下了这首骂胡秋原诗，周扬就把它给登了出来。丘九离开上海到宁波，很快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周扬与他只是一面之交，但对他一直难以忘怀。丘九的爱人临产来上海住院，周扬手持鲜花，冒充其夫，前往医院探视，以示保护之意，防止他人欺侮。她在产后带着幼子返乡途中，被国民党抓获。幸遇一位国民党军官相助，后随这位脱离国民党的军官定居香港。这位女子直到80岁之后，才对其子丘旭讲了周扬当年对她母子二人的大恩大德。但他们只知道恩人叫周起应，并不知道他就是后来的周扬，为了寻找恩人不知费了多少周折。20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周扬因病住院，突然，一个青年闯了进来，倒头便拜，口称：“我的大恩人啊，我可找到您啦！”来人便是丘旭。他是不久前才知道周扬就是当年的周起应，特意从美国赶来拜见恩人的。周扬赶紧将他扶起，谈起往事，彼此都很激动。这是后话。
且说当时，冯雪峰一看《汉奸的供状》，心里就很不高兴，认为这是完全违背党的策略的，作为文委书记的他，立即去找周扬，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议在下一期上作公开纠正。不料血气方刚的周扬竟不同意他的意见，二人还争吵了起来。当晚冯见到瞿秋白，说起这篇文章的事，瞿同意冯的看法，认为应该公开纠正。冯马上又去同鲁迅谈，鲁迅也认为这是流氓作风，自己先公开纠正一下为好，争取主动。冯请鲁迅出面代表“左联”讲话，鲁迅表示由他来写一点也可以，不过还是用个人名义为好。于是，他便写下了那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交给周扬，发表在12月出版的《文学月报》第1卷第5、6合期上。此时，周扬也初步认识到自己错了，在发表鲁迅的文章时加了个按语，称鲁迅的意见是“尊贵的指示，我们应该很深刻地来理解”。不过，周扬对在胡秋原问题上自己究竟有何不妥，仍然未有明显变化。
1982年11月13日，周扬在同文集编辑组同志谈到他当年如何少年气盛的情况时曾不无幽默风趣地说：我们是坚决的革命家，但充满了大大小小的错误。“左联”那种就是要革命的劲头，你们想不到。周立波要革命，因为没有党的关系，天天在哭。他因为在屋里放着党的书籍而被捕，在狱中关了两年半。他与我是侄叔关系，是我带出来的。冯雪峰住在胡秋原家，我因此认识胡，周立波被捉后，我求胡说说情，冯和胡那么熟不帮忙，因此对冯也有意见。一次冯请客，胡秋原和我都参加了，冯是好意，想借此次相聚，调解一下与胡的关系。可我一言不发，一是表示对胡有意见，二是表示对冯抗议。你们写书的话可以研究一下，这就是少年左翼分子的心理状态哩！
4 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和自我批判（4）
左翼文坛开始纠正“左”的思想，同苏联解散“拉普”密切相关。1932年，苏联解散了“拉普”，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些组织如“物理学界无产阶级协会”等，也被解散，“共产主义科学院”也予以撤销，并入苏联科学院，极“左”思潮受到严肃对待。受苏联的影响，中国的左翼文坛也开始了对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清理，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引进。敏锐的周扬是中国左翼文坛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第一人。随着国内外左翼文坛的变化，此时的周扬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之后，他对于艺术特点的强调。与前一个时期简单地片面地强调政治，简单地片面地不适当地强调世界观对于创作的决定作用相比，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1933年11月1日周扬在《现代》杂志第4卷上发表了一篇特别值得注意的文章，即《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固然，艺术家是依存于他自身的阶级的世界观的，但这个依存关系，因为各人达到这个世界观的道路和过程的多样性以及客观的情势之不同，而成为非常复杂和曲折。艺术家的世界观又是通过艺术创造过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而表现出来的。艺术的特殊性——就是‘借形象的思维’；若没有形象，艺术就不能存在。单是政治的成熟的程度，理论的成熟的程度，是不能创造出艺术来的。
因为艺术作品并不是任何已经做好了的，在许久以前就被认识了的真理的记述，而必须是客观的现实的认识。艺术家是从现实中，从生活中汲取自己的形象的。所以，决定艺术家的创作方向的，并不完全是艺术家的哲学的观点（世界观），而是形成并发展他的哲学，艺术观，艺术家的资质等的，在一定时代的他的社会的（阶级的）
实践。艺术家在创作的实践中观察现实，研究现实的结果，即他的艺术的创造的结果，甚至可以达到和他的世界观相反的方向。”这里所阐述的观点，也许不完全是周扬的发明创造，但是由他讲出来，至少说明他对这些观点是认同的。他在这里强调艺术的特殊性，强调艺术家必须“从现实中，从生活中汲取自己的形象”，明确指出，那种忽视艺术的特殊性，“把艺术对于政治，对于意识形态的复杂而曲折的依存关系看成直线的，单纯的，换句话说，就是把创作方法的问题直线地还原为全部世界观的问题，却是一个决定的错误。”
（《周扬文集》第1卷第105、106页）
周扬在随后几年中研究了车尔尼雪夫与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美学，对于艺术的本质，在认识上又有了一个新的飞跃。他针对梁实秋和朱光潜两位先生关于“文学的美”的论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学术讨论代替了政治批判。他说：艺术的特点是“通过感情的情绪的形象”，“形象在艺术是最本质的东西。没有优秀的形象化，就不能有真正的艺术。所以对于艺术作品的评价，就不但要取决于作者反映了怎样的现实，而且还得取决于那现实的描写是否完全被表现在形象中，作品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