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塞内加（Seneca）、布鲁达克（Plutarch）、阿奎那、穆罕默德、摩西以及佛祖（乔达摩·悉达多）等。高利贷还曾被犹太教、基督教和*教强令禁止。仅在过去的150年间，对高利贷的严格定义和谴责才得以放宽。只要不被视为过分甚至非法，公平的贷款利率始终都会存在。
高利贷在商业和资本主义里是一种隐藏的势力，它经常在幕后运作。它的存在实际缩减了需要者（那些需要钱生活的人）的真实生活资本，而转移成为出借者的利润。其结果是真实财富从借款人那里转移到放贷者手中。如果未受到抑制，所有的生活资本或真实财富都将被经纪人（银行）所吞噬，他们通过信贷或贷款掌控资金，或者拥有合法创造货币的权力。如同癌症能够致人死亡一样，高利贷具有同时扼杀自然与毁灭社会的双重力量。
面对真实货币与银行业
没有高利贷的未来，即没有利息的银行业，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它是我所认为的真实财富经济的一部分。以我的未来观，我认为银行应不再收取贷款利息，而是向客户提供财务管理建议并合法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在我脑海中构想的是一个由国家、地区和市级银行组成的网络，它发行货币以支持创新和企业家，并提供必要的资金流动以维持社区的真实财富。我设想这些银行在上至国家、省/州，下至当地社区规模的不同范围内使用真实财富账户。金钱将被作为一种真正的交易媒介，并与真实财富账户一样告诉我们有关人力、社会、自然和人造资本资产的实际状况。
真实财富银行与货币
2003年，我有幸去拜访奥斯卡·卡杰尔博格，他是一位经济学家，也是坐落在瑞典斯德歌尔摩JAK会员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位于英属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的梵城信用联社前主席鲍博·威廉姆斯和我花了一周时间，向卡杰尔博格了解JAK银行是如何不收取贷款利息费用并明确拒绝高利贷的。我想证明像梵城信用联社这样的金融机构也可以在不丢失客户的情况下借用JAK的运作模式，并确实增加它们的市场份额。
JAK会员银行（象征瑞典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是瑞典第一家合作式、无利息并由会员拥有的银行。该银行由25000个会员拥有和管理。JAK是一个高效运作的企业，它由26名专职人员操作，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西边大约180公里的舍福德设有一间办公室。所有业务活动都通过先进的计算机系统并借助电话、互联网或邮政系统来完成。该企业由380位经过特别培训的志愿者运作，支持JAK的24个地区级社区。这些热诚的志愿者是“市场推动力”，无偿地宣传JAK的好处和服务。他们对JAK模式的好处是如此充满信心，以至于到2002年12月底，银行总资产已达到亿瑞典克朗（SEK，约合亿加元或6400万美元）、未偿还的贷款总额约为亿瑞典克朗（约合8600万加元或5500万美元）。JAK还持有总额为9780万瑞典克朗的短期国库券（约合1580万加元或1000万美元）。2002年的营运收入大约为2610万瑞典克朗（合420万加元或270万美元），而营运成本大约2220万瑞典克朗（合350万加元或220万美元）。2002年的净利润为万瑞典克朗（万加元或万美元）。
JAK的主要目的是为会员提供无息贷款。会员也可以通过JAK的当地企业银行账户将存款存入自己指定的地方企业。JAK承诺对目前所流行的负担利息的货币体系（高利贷）的负面影响进行宣传解说。国际上已经认识到JAK对全球货币制度改革的贡献，包括JAK可能提供的银行业模型。
第10章 幸福经济学（1）
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一直为幸福和美好生活的定义所困扰。但是，只在最近才有经济学家参与到这个辩论中来。越来越多的人，包括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约翰·赫利韦尔（John Helliwell，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安德鲁·奥斯瓦尔德，开始研究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更多的收入和金钱所产生的幸福感比我们所期望的少很多。加拿大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已投入50万美元建立了一个“幸福实验室”，由心理学家约翰·泽伦斯基（John Zelenski）负责，用于研究幸福产生的原因。幸福的体系结构是什么？幸福的经济尺度是什么？金钱能够买到幸福吗？如果不能，为什么我们坚持把积累金钱和物质财富作为基本的生活目标呢？
金钱买得来幸福吗
但是遇到一个问题：经济学家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尽管GDP不断上升，物质财富日益增加，但就现代社会而言，今天的人们并不比20世纪50年代拥有更多的幸福感。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至少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经济发展只能买到少量的额外幸福感。似乎我们已经习惯于我们所拥有的，然后希望至少跟周围人拥有的一样多，或者比他们更多，我们觊觎着邻居们的物质财富。
对自然消耗更多能获得更多幸福吗
新经济学基金会开发了具有创新意义的生态效率测度方法，借助它可以传递人类的福利。他们研究人均GDP、生活满意度和生态足迹之间的关系。图10…3表明，那些具有最高生态足迹的国家（*联合酋长国、美国、科威特和卡塔尔），其实际幸福生活年限指标低于一些生态足迹小的国家（例如瑞士和冰岛）。更引人注目的是，像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不丹和南太平洋小国瓦努阿图等国家，在生态足迹相当低的情况下，仍然拥有显著高级的幸福生活年限指标。研究显示“即便在对环境影响很低的情况下，活得长而快乐仍然是可能的”。换句话说，福利既不依赖高级别的消费，也无法证明消费能够保证高福利。事实上，对于我们这些来自更富裕国家和社区的人来说，在更小的生态足迹下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是可能的，其前提是拥有更加适度和节俭的生活方式。
收入更多能换来更多幸福吗
经济学家安德鲁·奥斯瓦尔德研究了更多金钱能买到多少新增的幸福。他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个挣1万美元（假设）的雇员在得到额外的1万美元时感觉更快乐，但是一个挣10万美元的人需要额外拿到10万美元才能得到同样的快乐。根据奥斯瓦尔德的研究，要把一个人从“厌倦”状态变成“非常快乐”的状态，需要花费150万美元。
奥斯瓦尔德还研究了一国的经济业绩是否能带来额外的幸福感。他把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幸福及福利指标放在一起研究，包括报告的幸福、报告的生活满意度、报告的工作满意度和自杀数据等。他的研究表明，在工业化国家里，当实际国民收入增加时，幸福感上升，但上升幅度微乎其微，几乎难以觉察。根据奥斯瓦尔德的研究，失业似乎是富裕工业化国家中人们感觉不开心的主要源泉。失业者非常不幸福。奥斯瓦尔德还发现，报告的幸福在已婚者、高收入、女性、白人、受过良好教育者、自我经营者、退休人员和那些照顾家庭的人群中，表现得更高。更富裕的国家也存在更高的自杀率。奥斯瓦尔德的结论很重要，“在一个已经富裕的国家，把目标瞄准到经济增长的政策，其价值或许是很低的”。
第10章 幸福经济学（2）
我们能够一直拥有足够的钱吗
既然有证据表明更多的钱未必带来更多的幸福，我们为什么不顾这个事实的存在而坚持追求更多的金融和物质财富呢？答案或许来自人类的本质。理查德·伊斯特林博士在研究我们的物质欲望、收入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之后，提出了重要的见解。伊斯特林发现收入增长并不带来福利的增加，因为更多的收入使得我们的物质欲望发生变化，得到的越多，想要的也越多，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期望得到更多的物质财富。我们未能期望物质欲望的上升随着收入的增加而至。但我们似乎永远不满足于水涨船高的物质欲望，除非当我们达到智慧成熟的年龄。伊斯特林的研究发现，幸福感（主观福利）确实随着收入变化有所改善，但是到退休时出现变化。确实如此，尽管退休后收入变化不大甚至下降了，但平均幸福感没有改变。
为什么突然对幸福经济学产生兴趣
随着婴儿潮出生的人口进入退休年龄，兴趣或许能够反映出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变化，而且正在反映生活的真实含义。这一代人认识到，一旦我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我们的关注点可以从实现美好生活的手段转移到美好生活的终极目标，包括自我实现。或许，社会总体上变得更加有智慧。我还相信人们日益意识到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是所有在世之人渴望得到的终极目标。要测度这个转变需要将福利的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结合起来。因此下面的变化很有意义，即许多人越来越少地关心旧的经济发展和福利的客观指标，譬如GDP，而把越来越多的关注点放到我们如何满意于生命、幸福，以及与孩子、社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方面。我们在乎我们所爱之人的喜怒哀乐。我们更在意给予和接受。
结语
学会对自我存在和所有心存感激，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更有价值，并且拥有更多，这是一种感恩的态度，它能使你的生活每一天都很精彩！
——奥瑞斯特·安德鲁（Orest Andre）
真实财富和幸福经济的观念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并热切呼吁这样的新理念尽快走向世界。众所周知，经济增长、股票增值、生产率提高、通货膨胀率、货币汇率、金钱累积以及物质拥有在人民生活中意义非凡。
此书旨在服务于那些对生活充满美好憧憬的人群。它将唤醒那些缺乏幻想的人，使之重新发现真正的财富存在于身边的每一个角落。最主要的是，它利用我们当今可采用的实践教学工具来呼吁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