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性和污染排放的外部性特征不谈，自然界对污染物的净化能力以及超出净化能力给人类健康带来的损失都是不可交易的。我们无法对污染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定价。无法定价，也就无法核算。
假设自然界对污染物的自净化能力和可提供的资源总量——可称为自然环境服务——都是一个恒量。在这个恒量之下，随着人口的增多，人均可用的自然环境服务极限就会减少。这意味着，在对污染的社会福利损失进行核算的情况下，只有两种情况下我们的幸福生活才是可持续的。一种情况是享受“贫穷的幸福”，少排放污染，保持生态环境质量不变；另一种情况是创造更多的财富以消除污染带来的财富损失。其结果可能是“表观财富”：GDP获得了快速增长，而净财富或“纯财富”并没有增加。
序一（4）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停留在享受“贫穷的幸福”阶段是不现实的，也不是发展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在污染排放增加却不治理的情况下，虽然GDP增加，人类更“富裕”，但“净福利”却在减少。既有污染排放，同时也存在治理，就相当于一些人生产人类表观财富的产品排放污染物，一部分人对排放的污染物进行处理，或不断研究与开发少排放污染的生产技术手段，从而实现在保持最终污染排放减少或不变的情况下多生产产品，使人类走向“更富裕”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比较理想或者至少是可接受的。但即便如此，可以想象，由于这种可持续发展必须投入更多的财富用于消除创造人造财富过程中产生的自然财富损失，这也有可能使得人类创造净财富的边际生产效率大大降低，资源供给严重不足，甚至使净财富或幸福指数降低，出现“更富裕”但未必更幸福的现象。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不断的技术创新使污染排放绝对量减少，或者是在不影响人类健康的基本前提下使经济活动规模更大，从而实现人类在更富裕的情况下的可持续发展，但净福利增长的“纯发展”速度将会不断减缓。
上述问题仅仅是发展和发展中的财富或社会福利核算问题的冰山一角，但它足以说明发展及发展核算问题的难度。很多专家、学者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及其核算问题进行了几十年的探讨，到现在很多基本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四 理论探索的新进展：《幸福经济学》
令人欣慰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者开始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有关经济增长的环境与社会效应的理论与评估研究成果不断增加。成立于1992年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在资源、能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对策研究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2005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设立了“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工作组。著名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专家马克·安尼尔斯基教授作为工作组外方专家，与工作组中方组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李剑阁教授，课题组执行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齐建国教授等合作，开展对政府业绩考核评价、经济增长与环境评估对策研究。结合承担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研究课题期间在中国获得的启发，马克·安尼尔斯基教授出版了《幸福经济学》这部著作。
他以横溢的才华和带有魅力的语言，从财富、价值、经济、竞争、资本、货币、真实财富、幸福、生命资本、生态资本、金融资本、人造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等这些今天我们以为很熟知的常用专业词汇的原始语义开始，深入浅出地带我们遍历古希腊文明、古代以色列经济伦理学、中国的“小康”中庸哲学、欧洲中世纪的中庸时代，从卢卡·帕乔利建立会计学，再到威廉·格瑞德唤醒资本主义的灵魂，开启道德经济之路，最后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和谐社会与真实财富的向往，并建立真实财富模型，试图用以指导资本主义走向人性化、道德化、生态化，通过真实财富模型来进行国民幸福核算和评估。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作者相信，只要信奉原始感觉，回归人类善良本性，我们就能够创造一个和谐、幸福、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以一个人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寡来评价其是否成功和幸福，而是以是否实现了人类之间的爱，是否实现了家庭、邻里、社区、城市、国家的和谐，是否使自然生态和环境得到保护等来评价我们的幸福。我们体会到，作者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热情和信仰，虽然这种信仰有些理想化，但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真诚。作者引用了莱亚德的忧郁：人类大致上已经征服了自然，但是他们还必须征服自己。因为创造幸福比创造财富更困难。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序一（5）
安尼尔斯基教授提出了一个真实财富概念和模型，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人造资本、金融资本五个资本子模块，把所有与人类幸福相关的因素考虑在内，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和将产生良好感受的因素经过定量后计为正面因素，把消耗自然资源与环境在内的使人类财富减少的因素经过定量后计为负面因素，对所有因素进行综合集成以后形成“净财富”，或称为真实财富，在对真实财富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形成真实发展指数（GPI），并用其来表征幸福指数。
作者的信念正是来自于他运用 “真实进步指数”对美国以及加拿大艾伯塔省的评价结果：1960~1999年，加拿大艾伯塔省的GDP平均每年增加，而考虑其他更全面因素的GPI（真实进步指数）却以年均的速度下降。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经济福利持续下滑，甚至在美国股市处于大牛市时，其下滑的趋势也没有停止。20世纪90年代，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而GPI却在以年均的速率不断下降。1957年，英国有52％的人表示自己感到非常幸福，到2005年，这样的人只剩下36％。而在这段时间里，英国国民平均收入提高了3倍。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在安尼尔斯基教授看来，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人类是在用GDP作为评价社会福利和发展的指标。以作者设计的一个完美的经济英雄形象为例：一位嗜烟的晚期癌症患者，正经历着昂贵的离婚诉讼，他的汽车已冲入了20辆连环相撞的车祸里，因为他开车时一边接听手机一边吃汉堡快餐——上述所有行为都为GDP增长作出了贡献。尽管用真实发展指数评价“这位英雄”的行为是令人遗憾的，全是负面的结果，但用GDP评价时则是为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里无须一一列出安尼尔斯基教授对GDP的批评。正确评估人类发展的财富和幸福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安尼尔斯基教授试图用指标体系的办法另辟蹊径，这比仅仅用GDP表征财富更科学合理。但是，这里也存在着浪漫成分。因为，除了扣减环境损失和增加因美好的道德水平而产生的非交易性财富外，人力资本、人造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提高与GDP都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没有GDP的增长，这些资本都难以增长。尽管如此，安尼尔斯基教授的尝试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环境学、伦理学等多学科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用真实进步指数表征居民幸福的核算和评估方法仍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五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发
读完安尼尔斯基教授的书，思考中国的现实，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发。
党的十六大提出，我国要在2020年全面建设惠及13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年基础上翻两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加快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也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内，随着环境压力的日益加大和一些地方政府的环境管理不作为，造成污染事件多发，国内曾经出现过类似安尼尔斯基教授那样较为强烈的批判GDP至上（或唯GDP主义）的倾向。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滑坡，就业压力明显加大，似乎又出现了“唯增长主义”思潮，经济增长压倒一切的思想也开始抬头。这两个极端都是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认识存在偏差的表现。 txt小说上传分享
序一（6）
否定GDP的倾向偏向于深绿的生态主义，忽视了拥有13亿人口、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大多数地区人民收入水平还很低的现实国情，同时也忽视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需要有较强的财政投入支撑这一客观现实。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表明，在中国目前阶段，仅有GDP快速增长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但没有GDP的快速增长就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存在单纯追求GDP增长速度的现象，就全盘否定GDP增长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虽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并非在所有国家得到验证，但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阶段时污染排放上升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这更加凸显了中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的重要性，这就要求我们既要解决好如何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问题，更要解决好用什么样的方式推进经济增长的问题。
忽视经济增长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唯增长主义”倾向必然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我国学术界对GDP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政府将GDP增长作为唯一执政目标，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忽视利益分配公平，忽视环境保护等政府行为上。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需要承认的是，“唯增长主义”的发展观固然必须摒弃，但这既不是GDP核算本身的问题，也与作为财富核算的GDP指标没有必然联系，而是缺乏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意识，缺乏对社会福利的正确认识，把GDP与政府业绩考核捆绑在一起的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