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地从友谊深入发展的角度，来切入当年女子之间的恋爱，显然忽略了问题的复杂性……当我们把目光调向五四以后的民国时代，看那个时代女性之间发展恋爱的奇特风景，我们不能不强调当时的大环境……这时节女性之间的恋爱，多少有点乌托邦的味道，这种乌托邦理想的建造，又有点像是被逼出来的。它是对于当时两性关系的一种反动：两性恋爱没希望了，好男人都结过婚了，没结过婚的实在都不像样子，独身又太孤苦，那么只能和小姐妹们依靠在一起，相互慰藉，共同行走人生路。就像《红楼梦》里小戏子藕官与菂官进行恋爱，它恐怕也有社交环境有限的因素，在舞台上表演，演着演着就动了情，成了假凤虚凰。
庐隐在小说《丽石的日记》中，曾借“丽石的日记”写道：“我从不愿从异性那里求安慰，以为和他们……异性……的交接，总觉得不自由。沅清她极和我表同情，因此我们两人从泛泛的友谊上，而变成同性的爱恋了。”
丽石和沅清的恋爱，是从对于异性世界的抗拒开始的。她们的恋爱实践，有点共同排解人生寂寞、寻找人生出路的意思。丽石把沅清作为灵魂上的伴侣，可沅清到底在家庭的安排下，去同年轻有为的表兄结婚了。丽石终因心脏病死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凌叔华：说有这么一回事（2）
庐隐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异性恋爱行不通，所以丽石和沅清才开始同性恋爱的。在小说中，庐隐特别叙写了“雯薇”和“归生”一女一男两个角色，他们一个走入了婚姻，一个在异性恋爱苦闷中挣扎，但都没能得到幸福。丽石和沅清的恋爱，则可以看成是站在异性恋爱失败废墟上的一种探求。只可惜，这样的恋爱，同样经不起现实的考验。
五四时代，恋爱作为个性解放的一部分，大肆兴起，封建礼教那一套为时代新人们所鄙弃，年轻人的情感之枷，猛然被打开。男人们在这场运动中，占尽先机，感情的岩浆，找到了出口，无限制外流。在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中，很多男人在家里找不到恋爱的感觉，感情没寄托，那只能到书寓中去找，和*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恋爱关系。遮掩吃醋，打情骂俏，反倒给了男人们一种心理上的舒解。可在新时代，恋爱是被允许的了，男人们走出来读书，女校也纷纷建立，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学校也开始开女禁……男女同校的办学模式，第一次在中华大地上实行，这些都在客观上，给男女恋爱提供了条件。
都是青春年少，烈火干柴，海誓山盟，花前月下，恋爱大过天，不恋爱，简直就是落伍。看那个时代男女之间的情书，热烈程度，擦根火柴就能点着了。心啊爱啊肉啊，看多了头皮都麻，男女双方对心中的那份情爱，仿佛还没有学会足够的语言技巧去表达，纯靠强度和热度来达成目标。
可“浮荡少年”的出现，又不能不让新女性对男人们丧失信心。“浮荡少年”对爱情抱游戏主义态度：爱情就是玩玩而已，他们从爱情的游戏中找心理的满足。但在这种游戏里，吃亏的大多是女性。当初大家呼吁社交公开，为的是男女两性心智的健康发展，可“浮荡少年”们的行径，无疑破坏了社交公开的崇高性，女性们没安全感了。于是，有的人选择独自逃避……抱定独身主义，有的选择联合起来逃避……走到女子同性恋爱的天地里去。
有什么办法呢，情况空前复杂。对于大多数女学生来说，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要坚决反抗，浮荡少年的恶意玩弄要坚决抵抗，可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不少男学生出来读书的时候，都已经在老家有过一次包办婚姻，石评梅两次恋爱，庐隐的婚姻，都曾遭遇过这种尴尬。
那时代流行一句话，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可婚姻到底不似恋爱，它有法律效应，婚姻的世界，是讲究一个先来后到的，正房夫人在家中坐着，就算后来者确是动了真感情是真正伟大的恋爱，但只要男人们没同原配妻子实行离婚，新女性们就没有名分，她们与爱侣间的结合，顶多也只能算是“事实夫妻”。
新旧交替的时代，中国的两性关系面临的问题，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窘迫，譬如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多么艰难，付出的代价，多么巨大。离婚，于心不忍，不离婚，痛苦不堪，最后只能折中？不离，但是也不和原配在一起过。
如此折腾，坚强如许广平者还可以承受，意志稍微薄弱一点的，就受不了了。石评梅为了成全爱而做的独身，就是一种对于尴尬的两性关系的望而却步。而她的好友庐隐在爱人郭梦良去世后，返归北京同石评梅的日日相伴，也算是一种相互慰藉……在新的恋爱婚姻中筋疲力尽后，只有女人能懂得女人（她们二人当然不是同性恋爱，只是相互安慰）。
所以说，民国时代女学生之间的同性恋爱，有一个痛苦的底子，包含了一种对于男性世界的失望，它是在女性认为是污浊的男性情爱的土壤里，长出的一朵花。它有点柏拉图之恋的味道，它在发展的最初，不强调肉体关系，它顶多算是携手走天涯，相濡以沫，相互取暖，相互搀扶，和后来的同性恋爱大不一样。张爱玲晚年写《小团圆》辨识得清：九莉和比比睡在一处，九莉碰到比比结实冰凉的大腿，忽然感觉厌恶，九莉这才放心，原来她们之间不是同性恋爱。
民初时代的女校里，女学生之间的恋爱，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远离男权的小环境中萌发的。但这样的恋爱发展下去，究竟会如何……为逃避*的男权社会，女性间搭起的情感之桥，到底能不能稳固地存在下去？丁玲在小说《暑假中》就写到几位为抗拒*的社会而立志独身的女教师，在相依为命的日子里，相互产生了感情：承淑爱上了嘉瑛，春芝对德珍有感觉，玉子和娟娟甚至还有恣意接吻的动作……其中的猜疑与嫉妒，给她们带来了痛苦，女子恋爱的世界，同样有着精神上的苦闷，女子们的联盟，仿佛也并没有建立出一个真正无忧无虑的桃花源。
当然，在这种柏拉图式恋爱之外，也有对肉体有需要的女子同性恋爱。郁达夫在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中，就曾从男性的角度，对女子间的恋爱进行了想象性构造。杭州某女校，女学生郑秀岳与冯世芬的友谊，已经发展到上课吃饭自修睡眠散步都在一处。后来冯世芬因恋着小舅舅的缘故，离开了郑秀岳。独居且意志薄弱的郑秀岳，在学校的女金刚李文卿的诱惑和强迫下，与之实行了恋爱。如果说郑秀岳对于冯世芬，是精神上的依恋，那么李文卿对郑秀岳，则完全是肉体上的占有。李文卿这个人物形象，彻底颠覆了以往女子同性恋爱唯美的风格。郁达夫在这篇小说中，不乏露骨的*描写（他自己也说这篇小说将要变作他作品中最恶劣的一篇）。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两性关系走过了那一段新旧交替的动荡季节，逐步走向稳定，矛盾仍旧是有，家庭中男女两性的地位，依旧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平等，可两性的关系，到底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搓麻将买菜带孩子的太太，取代了轰轰然去恋爱去革命的女学生，成为社会坚实的栋梁，女人之间的安慰，也还是有，但大多点到为止。那种相濡以沫的姐妹情谊，更像是现在“闺蜜”间的相互喜爱，不会极端到去私奔。于是，五四时代的女子同性恋爱风，便渐渐消歇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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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爱情的密度（1）
萧红与萧军那颇具传奇色彩的爱情，流传到今天，在不少人眼中，俨然成了一个“东北式”爱情的范本：女的美丽哀愁，有那么点软弱，那么点小鸟依人，然而内心却是坚强的；男的则有点大男子主义，动辄肝火上扬，怒发冲冠（似乎有点家庭暴力倾向），拯救了她，爱她，但却不给她足够的重视，只把女人当作次等公民，理所当然地认为她的文学，低他一筹。
这样的“解读”，其重大依据之一，恐怕便是聂绀弩在回忆萧红那篇《在西安》中，曾写到过的萧红的话（当中有一句，或可作为证据）：“我不知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这里所说的“做出气包”，是否就是遭遇到了家庭暴力（特指热暴力，即动手打人），我们不敢笃定。但梅志女士（胡风先生的夫人）在1984年却写过一篇《“爱”的悲剧……忆萧红》，当中提到一次“打人”事件：“她去日本不久，鲁迅逝世了。这年冬她回来了。萧红心情非常好。在一个刊物邀请的小宴会上，她是那么情绪高昂。可惜这时间太短暂了。后在一间小咖啡室相聚，萧红夫妇也来了。萧红的左眼青紫了一大块，她说：‘没什么，自己不好，碰到硬东西上。’‘是黑夜看不见，没关系……’在一旁的萧军以男子汉大丈夫气派说：‘干吗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萧红淡淡一笑说：‘别听他的，不是他故意打的，他喝醉了酒，我在劝他，他一举手把我一推，就打到眼睛上了。’萧军却说：‘不要为我辩护！……’”不知道这是不是误伤。
萧红去世多年后，萧军在辑注萧红书信的时候，的确针对所谓“家庭暴力”的质疑，做出过一个简短的“辩解”：“有一次，我确是打过她两巴掌。这不知是为了什么我们争吵起来了，她口头上争不过我，气极了，竟扑过来要抓我……我这时正坐在床边……我闪开了身子，她扑空了，竟使自己趴在了床上，这时趁机会我就在她的大腿上狠狠地拍了两掌……这是我对她最大的一次人身虐待，也是我对她终生感到遗憾的一件事，除此再没有了。我们也常常把每次争执，事后作为笑料来谈论，彼此自我讽刺着……”
以萧军先生的耿直，这样的注解，恐怕所言无虚。可这样言之凿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