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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男人之间的性关系在法律上仍然是禁止的。在早期人类的历史中，尤其是宗教改革运动期间，一旦涉及这种行为，就会以“冒犯自然”的名义被斩首或烧死在火刑柱上。1683年，随着克里斯蒂安五世时期《丹麦法》的颁布，虽然没有减轻这种罪行的惩罚，但是也没有做出更严厉或更特别的规定。这部法律专门涉及人和动物、两个男人之间的性行为，并对此明确做出了禁止性规定，正如法律条款所写，“一个物体在另一个物体内出现射精现象”。18世纪，法律的执行权在一定程度上转交给教堂，于是，口若悬河的牧师，还要承担起平息在教区内人和任何动物之间发生的特殊行为的谣言。他们常常不得不发下毒誓，或是动辄以上帝的惩戒相威胁，唯一目的不过是避免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些罪恶和羞耻的存在。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以死刑或是火烙等公开的极刑惩处这种罪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这种“一个物体在另一个物体内出现射精”行为的禁止，也变成了沉默。而进入19世纪之后，管制机构仍然认为压制和沉默是消除或者说使之不为人所知的最好方法。人们期待着这种邪恶的欲望和恶习能在沉默中寿终正寝。
无论是丹麦的其它省份还是哥本哈根，男人之间发生性关系这种事情所受到的唯一约束便是沉默，尤其在当权者之间更是如此。1814年发生的“杜蒙事件”便是最明显的事例。当时，包括皇家剧院部分男演员在内的14名同性恋男人被统统曝光。事后，政府的最高管理机构就此事展开讨论，而讨论的焦点竟然是是否应提起诉讼，还是他们应选择沉默，以便于在平息传言之后私下处理这件事情。针对“冒犯自然”的事件采取私下而谨慎的法律手段，意味着男人之间相爱已经有了一个相对较为宽松的环境，只要男人谨慎小心、行为检点一些，几乎就不存在任何问题。
在19世纪20年代末期，安徒生给爱德华？科林发出了第一封热情洋溢的友谊之信，而当时的丹麦社会，还没有出台任何有关同性之间性行为的管制条令。事实上，也不存在针对异常性行为或者鸡奸———这是路德维格？海博格在18世纪对这种行为的说法，它们在19世纪中期已经开始被人们越来越普遍地使用了———的指责或惩罚措施。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对于什么是或者不是“同性恋”，当然也不存在非常清晰的理解。而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所处的那个时代，丹麦语中根本就没有“同性恋”这个词。但是，在审视社会对鸡奸行为所采取的措施之前，我们有必要看一下作家在1875年去世之前的一段时间。随着医学科学和法律提出越来越多的证据，男人之间的性行为开始被人们视为一种病态和犯罪。
浪漫主义男人（2）
在1830年，两个存在敏感友谊男人之间的罗曼蒂克大多出现在日记中，或是采取长期的机密信笺往来形式，就如同安徒生在19世纪30年代初写给爱德华？科林的信件。浪漫主义巨匠诺瓦利斯曾经说过，一封情真意切的书信应该是“一封诗歌般的信”，让寄信人的情感若隐若现。比如，克尔恺郭尔曾经把书信和日记流派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创作了小说《非此即彼》，书中玩弄女性的色情骗子约翰尼斯，写了一封文笔僵硬的书信，然而，这封信的作用与其说是其生动的辞藻，还不如说是它本身的影响力。寄信人和收信人在书信往来的过程中，不管以何种方式在文笔中暴露他们的关系，但却始终能主宰自己的环境。他们感受不到任何来自外部权力机构的压力，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展自己的思想以及两人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那个浪漫主义时代，年轻人更有优势去写一些细微敏感、具有调情意味的书信，从而去揭示或是掩饰他们对性关系做出的选择和追求。从那些保留到今天的19世纪著名的斯堪的纳维亚男性之间的书信来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比如奥拉？莱曼、克努德？林恩？拉贝克、乔治？布兰迪斯、劳伦斯？弗罗利奇、约翰尼斯？费比格、比约恩斯特恩？比约恩森和克莱门斯？彼得森。他们在心理实验室里通过秘密的信笺培育着这种敏感的友谊，这些书信不仅是略带诱惑味道的游戏，而且也是反映他们内心情感的一面镜子。例如，在挪威作家、法理家康拉德？尼科莱？斯沃奇和教师毛里茨？克里斯托夫？汉森之间冗长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男人是如何通过对方去了解自己的，并通过持续不断的书信往来实现心理和生理上的成熟。
在这个方面，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和爱德华？科林之间将近50年的书信往来，则在动态上记录了一个人在心理不断发展的进程，而其中一个至高无上的主题就是安徒生试图通过寻找这样一种爱，去维持自己真正的天性。对于这样一种存在于男性之间的特殊友谊，安徒生一直怀有富有理想主义情调的憧憬，而对于爱德华？科林拒绝接受或参与这场情感纠缠，安徒生在1835年曾经写道，“友情”只是一种情感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你应该想到每一件事情，但却不会理解任何一件事情。在同一年的另外一封信中，安徒生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用神圣的兄弟之情把两种自由结合在一起：一个是追求敏感的男性友谊的自由，而另一个则是更伟大、更神秘的自由，它让这两个朋友拥有了相同的地位，并进一步升华了这两种自由，使之超越了社会和生物的纽带：
“我可以让你看到我所有的灵魂，甚至是隐藏在我内心最深处的秘密，但我们的友谊就是‘神秘之物’，它是任何人都无法真正剖析的。哦，要是上帝能让你变成穷人，让我成为一个富裕、杰出的绅士，那该多好啊。是的，我就会找到更好的方式把你拉入这个秘密。你将会发现，和现在的我相比，那时的我对你是多么的宝贵。哦，如果有一个永恒的生命，我相信一定会存在着这样的生命，我们将会更加的相互理解对方，珍惜对方。这样，我就不会再是穷人，我所需要的也不再是金钱，而是兴趣和朋友；那时的我们将是平等的！所有外表的虚伪都将荡然无存！”
大约在1800年左右，浪漫主义也给那个时代带来了一种新的人性观———这就是对情感生活的高度重视。在18世纪80年代，作为对18世纪理性主义的回应，在鲁索的人性论小说以及哲学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都将关注点转移到个人的自然属性方面。到了19世纪30年代初期，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则把自己的爱投入到爱德华？科林以及其它的男人或是女人身上，当时，这种仅仅存在于情感之中的浪漫憧憬早已经遍布整个欧洲。这种思潮的核心在于，人类更应该关注自己的本性，尤其是其阴暗面。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这种对黑暗的感受恰恰验证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是有灵魂的。尤其是在文学中，他们一直希望能找到适当的语言，让他们认识并理解感情和欲望的重要性。正是歌德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那位不朽的英雄、拜伦的诗词以及这些作家的一生经历，让当时这些思想敏感的年轻人深受启发，于是，开始转而去发展与其它男人建立起密切、亲昵的友谊。
诚然，男性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出身于相对富裕家庭的人，大多倾向于在青少年时期和刚成年时期在同性之间去寻找同伴和友谊。另一方面，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男人在儿童时期就会迫不得已地去这么做。在那个世纪的早些时候，一个男人对其他男人形成这样的态度和关系，并不像现在这样，会招致来自外界社会的诸多压力。在浪漫主义时代，畏惧、嫉妒和竞争感并不是人们之间唯一的情感；他们之间同样也存在着安全、亲密和爱，而不管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的同床共枕，则会让这种情感进一步升华。在1800年左右，异性之间无论在工作时间还是在闲暇时间都存在着严格的界限。女人们总是聚在母亲和姐妹的周围做着家务，而男人则从很小的年纪就不得不进入生活和工作，这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从而密切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身体方面还是生理方面，无论是在家庭里，在农场、工厂、孤儿院、学校、寄宿学校、出海的轮船，或是在军队里，抑或修道院和教会，无一例外。也无论是否是像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这样孤身一人的男孩，还是成群的兄弟姐妹，他们都已经习惯于和其它同性同床共枕。“物以类聚，同类相合”是规则而绝不是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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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男人（3）
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安徒生就和父母睡在一张床上，那是他独自享受的特权，因为同母异父的姐姐卡伦？玛丽（生于1799年）当时被送到了其它地方。从父亲去世的1816年到母亲再婚之前，他一直占有着母亲全部的爱。直到安妮？玛丽？安徒生为了生计而被迫走出家门，到乡下去帮别人捡蛇麻草，然后再拿到集市里去卖，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才不得不和其它孩子共享一张床。成年后的安徒生常常公开宣称，他是因为在儿时不喜欢异性身上的气味而喜欢与男孩睡觉的，如果我们相信他这种解释的话，倒也可以算做是一个例外。在安徒生10岁的时候，家里曾经来了一个里斯本的客人，她是母亲家的一个亲戚。按理说，这个乡下女孩本应该与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睡在一张床上，但是他却异常紧张地对这样的安排提出反对，他说：“不，我不要，我反对，因为她闻起来太像女孩了。”于是，父母对他发出斥责，说他是个淘气的孩子。但这似乎毫无作用，最终，来自里斯本的小客人不得不睡在鞋匠摆在一起的3张椅子上，当然不会太舒服。后来在斯拉格尔斯和赫尔辛格的时候，安徒生在拉丁文学校，偶尔与其它男孩同床。在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