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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童话作品（3）
作家也正在全副武装地准备着一场战斗，1835年3月第一次出版的4本童话小说中，他用心良苦地让自己栖身于其中的每一部小说里。安徒生不但把自己打扮成全副武装的士兵，佩带着剑和火绒箱，而且还把自己化身为活力四射、永远不乏创造力的小克劳斯，和神经质般敏感的公主，她能感觉到20层床垫和20层鸭绒被下面的豌豆。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安徒生也是“孩子的房间”中最强大的反叛者———即《小伊达的花儿》中的那个学生，他能熟练地用剪刀剪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剪纸，他能讲出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故事。在1835年的春天，正是这种即兴表演的技巧———对于这个学生来说，则是他那把无与伦比的钢笔和剪刀———突然之间从作家的抽屉里倾泻而出，这是世界文学历史中的一次革命，它把儿童从几个世纪成人艺术的园囿当中解放出来。他利用自己那魔幻一般的语言方式，对着孩子以及隐藏在成人内心深处的孩子直抒胸怀，把那个未知的世界和神奇的夜景描绘在小伊达的眼前，让小伊达终生难忘。花瓶里和花盆里的鲜花一整夜都在跳舞，现在它们都累得低下了头，但是和那种呆板的评论家相比，却依然显得生机盎然。这位批评家无疑代表着那些面带菜色、脾气暴躁的笨蛋，他试图能够阻止童话中学生和小伊达之间天真烂漫的谈话，在他们的谈话中，他竟然会不知趣地插话：“无论如何也要拦住那个孩子！那是一个愚蠢的白日梦！”
通过第一次出版的4本童话小说，安徒生发现自己已经找到了一种新的文学表达手法，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让这些小男孩和小女孩们的童真话语，更具有想象力和幻想力，然后，再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以一种反叛者的姿态，直面教育制度的桎梏和父母的压抑。当然，批评家们绝对不会容忍这4本童话小说中流露出的无政府主义基调肆意纵横，挑战时代的主旋律。穆尔贝奇早在1830年便已经对此进行了反击，但是在1835年，安徒生则收到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讯息，此间，《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故事》的第1卷于5月份正式出版。第2卷在12月面世，安徒生希望这套包括《拇指姑娘》、《顽皮的孩子》和《旅行同伴》等故事在内的故事集能成为圣诞节最畅销的礼物。但是事情并没有像预想的那么顺利。喊打声一时间风声鹤唳。甚至像B*9郾S*9郾英吉曼这样富于孩子气的天真的人，也对安徒生的第一套故事集开始犹犹豫豫了，他建议作家不要再写类似这样的故事了。但是从两个人在年底的通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英吉曼已经对这种童话故事的新风格予以了肯定，当时，第2卷已经正式出版，其中就包括《拇指姑娘》———她是英吉曼心中的女英雄。
1835年，外界对安徒生童话故事的反应更加强烈，以至于他不得不等了整整1年才出版第3卷故事集。这套故事集包括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童话故事：《小人鱼》和《皇帝的新装》。在书中名为《致成年读者》的前言中，作家对外界对其小说的批评做出了响应。安徒生指出，迄今为止，他所创作的任何文学作品没有像这7个童话故事这样，遭到如此之多的批评。在夹杂着痛苦和讽刺的语气中，安徒生威胁这些童话的老读者：这些故事很可能是最后的故事了：
“很多人的评论都是我极为重视的，有些人赞扬这些作品是我所有创作中最出色的，但另一些人却认为这些童话故事毫无意义，并劝我不要再继续写下去了。这种存在着天壤之别的评价，以及官方评论对这些作品的视而不见，他们对此采用了‘显而易见的漠视’态度，这严重削弱了我继续创作这类文学作品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我用了1年的时间才开始创作第3卷的原因。……在一个像丹麦这样的小国家里，作家永远只能做穷人。荣誉是他所追求的唯一的金戒指。至于我能否借助这些童话故事抓住这个金戒指，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的确，在开始的时候，安徒生的前两卷童话作品遭到了“显而易见的漠视”。从第1卷出版一直到包括1837年一整年在内的这段时期里，只出现了4篇公开发表的评论，而只有一篇是出现在1835年5月，其它3篇分别发表于1836年到1837年期间。另一方面，所有4篇评论却都无一例外地针对成年作家对这种童话故事流派的运用以及他对儿童及儿童培养的观点，展开了乐此不疲的讨论。如果说评论家对一部作品没有作出任何评论，或是在它面世很久之后才做出评论，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文学作品影响所具有的滞后性表现，那么，针对《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故事》的后3篇评论就应该是这种滞后性的表现，因而绝对不应该理解为评论家们的漠不关心或是无动于衷。人们对这些故事的评价大多归结为这样的辞藻：“有毒的”、“轻率的”、“自欺欺人”以及“不文雅”等等。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不仅彻底颠覆了当时的文学教条———比如说，童话故事应该坚持虔诚和教育意义的传统———而且还对以往时代中有关儿童天然社会地位的观点提出了深刻的挑战。评论家们指责这些童话故事无论是在美学还是在道德意义上，都践踏了社会的传统观念。此外，他们还认为，一些故事不仅对文学本身，而且对孩子及其父母都存在着直接的危害。
第一部童话作品（4）
在一份报纸上，批评家兼作家克里斯蒂安？穆尔贝奇对安徒生的上述童话故事以及另一本名为《1835年送给孩子们的圣诞礼物》的童话故事集进行了评论。正如我们在先前提到的那样，穆尔贝奇是当时的童话作品高产作家之一。在圣诞节期间，他出版了根据丹麦及外国童话故事改编的幼儿故事集和诗选。在这本出版于1935年圣诞节的书中，在极其乏味的前言中，作者像说悄悄话一样对他的年轻读者们说，如果他们喜欢这些故事，就一定要提醒父母，他们马上就会看到另一本童话集，这本书肯定会在下一个圣诞节出版。这显然是一种让儿童来资助作家的观点，而安徒生的童话故事恰恰坚决地抵制这种观点。这就是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为什么会遭到这些评论家无情的抨击。在1835年圣诞节期间，评论家们专门对这两本童话故事进行了比较，最终的结果是：与安徒生那种“试图借助一种更生动、但却更杂乱无章的口语叙事方式”相比，穆尔贝奇这种直白而简单的叙述风格更适合于儿童，也有利于儿童。
如果对创作于1835年到1837年期间的这4篇评论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所有这些批评无不源于一套已经为社会所接受的教条。第一个原则认为，文学作品的写作方式绝对不允许采用口语化的语言。早在这些针对儿童的故事问世之前，一个批评家就曾经措辞严厉地指出，对于面向社会大众的文学作品，“以如此杂乱无章的文笔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即便这种表达方式在口头交流的情况下是极其完美的”。在19世纪30年代，人们认为以口语方式进行写作，破坏了文学最本质、最美好的本性。以思想中的自由语言———就像安徒生那些写给孩子们的童话故事一样，用咕哝、哼唧和呜咽的口气，或是平铺直叙的方式，说出作家心中的话———来代替标准写作语言，几乎是闻所未闻的。
导致童话故事文法出现冲突的第二个原则是儿童本性的观点。安徒生一直在自己的故事里赋予这些儿童人物以活泼、独立的角色，就像《小伊达的花儿》中那样。在评论家们看来，这个故事显然与童话故事的传统形式背道而驰，把自己放纵到了一个病态的儿童世界之中。它意味着，读者们甚至身临其境地倾听伊达和两个挪威表哥之间的悄悄话，“因为他们没有枪炮”，所以3个孩子密谋带上威力强大的弓箭，假借举行葬礼的时机把箭射在墓地上。这就是安徒生童话的结尾方式，不需要任何成年人走到故事中，告诉孩子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批评家们则认为，以如此现实而残酷的手法描写儿童和动物们的世界，不仅缺乏文学的美感，而且是危险的。安徒生的语言过于形象、过于直白，以至于它已经超越了成年人和儿童之间完全必要的认知界限，以及他们在教育上应有的合理距离，如果故事的讲述者与儿童在性格上过于相似，必然会严重破坏儿童的自我形象。童话故事应该是搭建在儿童教育和强制管教之间的一个桥梁。正如《丹麦文学时报》中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都知道，不能让孩子们有机会感到，他们可以骑上高头大马，或是觉得自己举足轻重。他们应该得到的，就是被控制、被主导，这也是他们最愿意听到的事情。”
安徒生所挑战的第三个准则是童话故事必须包含着可见的信息和正统的道德观念。一位评论家在“Dannora”杂志中声称，以他的观点来看，他不敢保证这些童话没有害处。他挑衅性地向读者发问，他们的孩子阅读这本书是否仅仅为了娱乐，哪怕是在他们无事可做的时候：“至少从私人角度上来说，那些希望给孩子们读一些东西的父母，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目标，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娱乐，这一点是毫无质疑的。”这位批评家还认为，《豌豆公主》不仅在文笔上不够优雅，而且在道德上也是站不住脚的，“以至于一个孩子可能会从中吸取错误的认识：这样一个高贵的女士一定会有娇嫩的皮肤。”
这就是1835年到1836年期间，人们对安徒生童话的认识和理解。一个批评家曾经以期待的口吻指出，如果未来再出现一个像汉斯？克里斯蒂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