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不寻常的语言，把那位童话作家批驳得更为荒诞可笑，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无聊之徒。只是在接下来的长篇大论中，克尔恺郭尔才逐渐恢复了自己特有的晦涩难懂的语言：“安徒生，作为一名作家，他把一切哲学及更高层次学者形态中最消极、垄断性的部分集于一身。”至于在1838年最早对安徒生进行的攻击，他指出：
永远的对手（2）
“我一直在尽我所能去捕捉一个混乱模糊、令人难以琢磨、以作家身份出现的安徒生———这个人存在于他所有错综复杂、蜿蜒曲折、牵强扭曲的作品中。”
在克尔恺郭尔看来，这个“闻名欧洲的安徒生，尽管他即将踏上胜利的里程，但对于我这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却是毫不相干”。但是克尔恺郭尔也没有把针对安徒生的尖锐抨击公布于众，相反，他居然把自己的回击封存在一个抽屉里，直到有一天———大概是1843年———当这位哲学家突然收到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新童话》。这本书中的题词似乎是一个和平信号，同时也对克尔恺郭尔的著作《非此即彼》表达了真挚的谢意，安徒生阅读了这本书，并对此书给予高度的认可，因为他在里面所看到的自己远比他愿意承认的更为透彻。安徒生在题词中写道：“你或许认同我的作品，或许不认，但是你的剖析是毫无畏惧的，这就是最可宝贵的东西。”索伦？克尔恺郭尔并没有因为安徒生出人意料的友好姿态而感激他，直至若干年之后的1849年，他才第一次亲自寄给安徒生一册《非此即彼》，显然，安徒生从来没有想到，在他们两个人之间竟然会出现这种兄弟般的来往。于是，他立刻回复：
“亲爱的索伦？克尔恺郭尔！我已经收到你寄给我的《非此即彼》，这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快乐！我感到喜出望外，我相信你会理解我的惊喜；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会如此真诚地为我考虑，而现在你就是这样做的！上帝会因此而为你祝福！谢谢你，太感谢了！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阅读了你的书，你忠诚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尽管安徒生在《我的童话人生》第7章里试图淡化他们之间的敌对关系和竞争关系，但两个人之间并没有出现更深层次的和解。事实上，他只是力图在对待克尔恺郭尔1838年给予他的人格攻杀上表现得轻松愉快些：
“人们还开玩笑说，只有克尔恺郭尔和安徒生读过整本书；也就是说那本《来自一个尚存者的作品》。我记得这本书里说过，我并不是一个作家，而只是从我所在群体中逃离的诗人，而未来作家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将我送回到原来的那个群体，或是把我作为一篇文章的一个人物，也就是他所创造的那个我的补充！后来我才真正对这位作家有了更深的理解，很多年以来，他一直真诚而理性地看待着我。”
但是在内心深处，安徒生对于1838年索伦？克尔恺郭尔的那篇残忍的批评，却一直没有予以赦免。1855年，在这位哲学家去世之后，安徒生一直在用心良苦地去通过另一个人的嘴，来批判克尔恺郭尔，例如创作于1857年的小说《生存还是毁灭》中的埃丝特，尽管她“钦佩那些有天赋的人，但是对于穿越语言的漫漫征程而到达思想的圣殿却感到越来越厌倦，对于她而言，这样的路途太漫长，而她所发现的思想之苗却还没有发芽。”
无论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还是索伦？克尔恺郭尔，两个人的生命中都饱含着对童话故事的热爱，他们同样关注着童年以及童年生活在人生中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个人似乎并不像他们在对抗以及相互揭短、相互诋毁中所表现出的那样老死不相往来。很多人都曾经指出，在1838年那些情绪低落的日子里，克尔恺郭尔对安徒生的评价实际上要远远高于他的表现，这一点是英吉曼第一次指出来的。在他的第一本书结论部分，这位哲学家以令人费解、略带修辞的方式承认，和从前作为一位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相比，作为一位读者，他在这本书中，完全是一种不同的方式对安徒生进行着评论。用英吉曼的话说：
“也许他（克尔恺郭尔）对您的评价比他所承认的要高得多。我相信，尽管结论部分的语调有一种让人无法理解的压制，但仍然暗示着一种友好的姿态。但是，在大声对一个人责难的同时，又在耳边小声承认自己的赞扬和认同，一方面用公开的文字表达自己的反对，另一方面又在用无形的笔墨书写自己的感谢和赞赏，这显然是一种思想狭隘、有失公允的做法。我希望他能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改变对待你的方式，就像从前在你耳边低语那样真诚地大声说出心里话，让那些无形的文字真正见得天日。他对你的读者和他本人的读者以及你和他自己所亏欠的，也不过就是这一点。”
在英吉曼写给安徒生的这封充满理智和宽慰的信中，他在字里行间所要求的，不过是让克尔恺郭尔纠正“他所失去的那一半观察力”，比如说，如果进一步了解《写给孩子们的童话故事》这本书的话，克尔恺郭尔也许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观点，而克尔恺郭尔却从来没有这么做。但是，要结束这个发生在幸运作家与霉运哲学家之间纠缠不休的故事，我们还需要看一看，针对如何给孩子们讲述故事的技巧，克尔恺郭尔在1837年写的一篇文章是怎样构思的。当时，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已经出版了9卷。克尔恺郭尔撰写这篇文学专著，部分原因是反驳他的导师保罗？马丁？穆勒，并对他关于过度阅读神话会有不良后果的观点提出异议。事实上，克尔恺郭尔的这篇文学专论一直没能最终完成。克尔恺郭尔认为，对于孩子来说，他们需要的只是神话和优秀的童话故事，而不是“诗一样的格言”。同时，他又提出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童年在人生当中是否具有独立的意义？”他的答案是肯定的。其实也正因为如此，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童话世界才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出现在孩子们的面前。
永远的对手（3）
穆勒曾经警告说，不要给孩子灌输一些虚幻的故事，这样会让他们在漫无边际的童话世界中误入歧途，与此相反，克尔恺郭尔则主张用童话和传说去充实儿童的心灵。当然，苏格拉底式的童话可以唤醒儿童求知和探索的欲望。“重要的是，以各种方式把诗和他们的生活联系起来，从而培养他们锻炼那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克尔恺郭尔写道。他强调，没有必要去刻意回避童话故事，因为童话故事可以为儿童与生俱来的畏惧心理创造出一个空间，而这种畏惧心理则来源于儿童所固有的生动的想象力。克尔恺郭尔认为，童话具有心理上的净化作用。在成长过程中的某一阶段里，孩子们需要通过童话中的刺激和紧张来表现和释放这种内在的恐惧，这是任何一个儿童都无法回避的人之常情。而克尔恺郭尔的处方很清楚：“神话和优秀的童话故事就是孩子们所需要的！”
正是凭借这种童话故事具有治疗作用的观点，索伦？克尔恺郭尔预见到了纯粹的现代儿童心理学学派，而许多年以后，布鲁洛？贝特尔海姆等人则成为这种学派的代言人。这种学派的宗旨是，童话不仅有教育和培养作用，而它所包含的救赎性词句还可以让孩子们的情感得到释放。克尔恺郭尔认为，我们现在送给孩子们的童话既不能老掉牙，但也不能过于甜蜜。故事的讲述者不应该是一个和蔼的老大叔，因为他们根本就无法去激发孩子们“焦虑不安”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只能用田园诗般的废话哄孩子们昏昏入睡，他们的故事只不过是一些暂时哄孩子开心一下的浅薄内容。
在克尔恺郭尔的眼中，安徒生的童话过于幼稚和情绪化。从他在1837年有关童话的论文草稿中，我们可以看到安徒生是这样一种存在于克尔恺郭尔噩梦中的童话作家：“那些高大的人竟然是如孩了般的天真和幼稚，他们几乎要不择手段地去证明，自己的胡子永远不会长到必须剃掉的程度，于是，他们就能让自己永葆青春。”克尔恺郭尔在文中写道，这些讲故事的人并非是以一种和谐的方式结束其童年时代，而是在不遗余力地假扮孩子。他们不仅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孩子，甚至他们还装出一副孩子说话的口吻，如果所有成人都立即像孩子那样去说话和写作，也许会让他们更加欣喜若狂。毫无疑问，在克尔恺郭尔的脑子里，童话作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就是一个这样的讲故事人。“看到这些孩子般的高大男人满地蹦跳，和可爱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木马，听着他们讲述着让人昏昏沉沉的有关‘天真而快乐童年’的故事，那种感觉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所有这些在文学和哲学思想领域出现的争论，并没有让安徒生受到什么真正的影响。1838年秋天，他出版了一本新的童话书，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一句话：“现在，我就会告诉你！”他的语气丝毫没有退让，他已经为《甘菊》、《坚定的锡兵》和《丑小鸭》这3篇童话将会受到的驳斥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些童话里绝对没有把孩子升华到天使的层次。相反，它们让孩子们的手中握着一把小刀，让读者看到，在孩子们的天性中，隐藏着怎样的残忍、目光短浅以及任性。对于克尔恺郭尔以及其它对安徒生作为一个童话作家的道德水平和勇气抱有怀疑的丹麦批评家来说，《写给孩子们的童话故事》的第4册彻底让他们显得无地自容。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安徒生又出版了《没有画的画册》。这是一组和月亮有关的小故事，月亮扮演的角色是天上的舍赫拉查德，如果云允许的话，月亮每天晚上都要凝视着顶楼里那位穷困孤单的艺术家。他站在顶楼里，可以看到工厂的烟囱和远处的荒野，那里记录着曾经被他抛弃、现在又让他怀念的往事。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