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自然学家和哲学家亨里希？斯蒂芬斯21世纪初在哥本哈根所做的哲学演讲中所说，“天才打破了别人想使他臣服的一切规则，从而放射出耀眼的光芒，照亮了天才本人和他的整个时代。”
同样，在索伦？克尔恺郭尔抨击他之后的几年内，安徒生感觉更需要树立自己独特的风格，更需要吸引众人对自己的注意，吸引众人对自己遭受排挤和压迫的注意。然而，尽管如此，1840年前后的丹麦批评家并非如安徒生在《我的童话人生》中所描绘的那样，对他都持否定态度。他所得到的肯定实际上比他在回忆录中所承认的要多得多。在1840年给亨丽埃特？伍尔夫的一封信中，安徒生表明了他是如何一直努力地在艺术与批评家之间维护一种敌对关系的，原因是出于意识形态与心理上的考虑。表面上，不懈追求着的浪漫主义者想被理解和定义成一个“被排斥的人”，因为这种艺术家是上帝选择的子民，是注定要被放逐和排斥的，因为他们身上充满了一种少有的力量、直觉和意志。尽管“铣刀协会”代表平庸，安徒生认为自己有创造性，是独特的，正如他在1840年给亨丽埃特？伍尔夫的一封信中所说，他“组织思维的方式自然、卓越、观照自我，同时又稍微有些轻率”。
与批评界针锋相对（2）
从安徒生的浪漫主义角度和他的诗人内质来看，对安徒生来说，与批评界针锋相对是非常必要的，这在创作过程中也是一种重要的刺激手段。安徒生也许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这意味着，每当他受到外界的强大批评压力时，他强大的意志、勇气和诗人的想象力就会汇聚成一种更强的创造力。我们在《没有画的画册》和童话《飞箱》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两篇作品都是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写的，当时他正遭受“铣刀协会”的残酷折磨。然而，他在这以前和以后都非常清楚，如何运用内心的力量，继续展示自己的自信、坚定和胆略。这在《飞箱》带有煽动性的语句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这篇故事中，安徒生将当时的批评家描绘成那种小小的柴火，它们虽然可以熊熊燃烧，可刚点着没多长时间就熄灭了。起初，他想把《飞箱》这一部分单独为海博格夫人和她的亲戚写成一篇名为《柴火》的讽刺故事。她的婆婆吉莱姆博格夫人扮演讲故事的茶壶，她的丈夫J*9郾L*9郾海博格扮演总是干干净净呆在架子上的老铁罐，海博格夫人是擦火星的打火匣，批评家克里斯蒂安？穆尔贝奇是放在窗台上的鹅毛笔，安徒生当然是窗外笼子里的夜莺。
“是的，我有点小孩子气，但我并非没有烦恼。”1839年4月，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谈到他的戏剧《黑白混血儿》被皇家剧院所接受时说道（稍后我们会讨论这个戏剧）。下定决心的安徒生向“铣刀协会”发起了反击，好像也被自己所具有的勇气和意志吓了一跳：
“我的朋友们说他们从未看到我如此愤怒，如此坚定，充满了复仇的怒火……但它必须爆发出来！必须展示出来！所有这些需要的就是决心！”
多年以来，许多人都误解艺术家内心的这种力量是一种虚荣和自以为是，有人称之为妄自尊大。然而，在安徒生的生活或作品中，没有一个时期像1840～1850年这段时期如此真实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在容易引起他人敌意却可以理解的自信中，安徒生像孔雀一样展示着自己的美丽羽毛。他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和自己的艺术在丹麦树立了一种偏狭和土气的形象，与在国外大受欢迎形成了鲜明对照，而且1840年前后他在国外的声望与日俱增。这意味着，即使在魏玛，他在受邀前往宫廷或皇家宴会时都会打扮得漂漂亮亮，携带着佩剑，戴着三角帽。当然，他当时给在哥本哈根的科林一家写的信中提到了这些，但他的信总是遭到抵制和怀疑。
国外的热情与丹麦的沉默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自然会使安徒生苦恼万分。每当他从国外回来听到一些闲言碎语，或在国外的风光国内无人知晓时，他就会在愤怒和绝望的信中发泄不满，对“铣刀协会”进行痛骂。“在我的祖国，有些人否定我……没有多少人比我更加热爱丹麦了，但那些人因为一条小虫闪闪发光便向它吐唾沫。我最难过的时光是在国内，愿上帝宽恕他们吧！”
但是，丹麦的批评家从来也没能阻止安徒生在文学上的成就。他实现了征服全部的伟大计划，这个计划自他1819年到达哥本哈根以来就一直在他的心中萌芽、发育，最后，他发现自己要成为一名作家。19世纪二三十年代，没有人能够控制住安徒生，包括一些苛刻的赞助商、专制的校长、精通《圣经》的家庭教师、像科林一家这样备受尊重的公务员家庭，或者十来个目标一致的疯狂的批评家。1839年初，当安徒生的童话和小说即将在瑞典出版时，他像是诗歌里的拿破仑一样评估着自己的作战情况，为未来的征服进行规划：
“我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极为广泛的认同。德国和瑞典已被征服，小小的丹麦不久就会为此而自豪地说：‘这个家伙简直就是天才！’那时我就会将丹麦收入囊中……今天，兰佐？布雷顿伯格邀请了我，他对我在德国获得的成功非常高兴，但我如何才能征服法国和英国呢？我必须征服这两个大国，那时我才能休息！征服了它们就征服了欧洲，就获得了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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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铣刀协会”共进午餐（1）
“铣刀协会”的领导人约翰？路德维格？海博格曾经对安徒生持肯定态度，那是在安徒生出版第一部小说《徒步之旅》（1829）的时期。当时，海博格对他的肯定态度对他的作家生涯取得突破性进展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是，19世纪30年代安徒生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倾向变得越来越明显，文学创作中的哲学和美学嘲弄风格逐渐使二人分道扬镳。
1838年8月，安徒生在丹麦的一次大型宴会上感觉到了不妙。这次宴会由克里斯钦的海博格一家主办。宴会上，客人们用掉了大量食物和葡萄酒，正是这次宴会使安徒生得知索伦？克尔恺郭尔对他即将出版的《只是一个提琴手》进行了否定性批评。之后在海博格家，安徒生预感到风暴即将到来，便通过信件向他认识的几位女士表达抱怨之情并寻求安慰。他说，在海博格家那段时间，有人阴谋反对他，他感觉到有种东西正在酝酿之中：“我知道，那些批评巨头们正在默默计划着围攻我的奥林匹斯山。”
站在安徒生一边的P*9郾L。莫勒和浪漫主义者，如B*9郾S*9郾英吉曼、亚当？奥伦施拉格和奥斯特，站在另一边的有J*9郾L。海博格、亨里克？赫兹、卡斯顿？霍奇、克里斯蒂安？穆尔贝奇，起初还有索伦？克尔恺郭尔。1839年，法国人泽维尔？马尔米埃的专著《丹麦与瑞典文学史》出版，这让“铣刀协会”对安徒生更加敌视。这本专著对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推崇备至，对他和他的作品进行了详细介绍。这是一本国际性参考书，在与丹麦有关的题为“新文学”的一章中，马尔米埃将丹麦的其它年轻作家压缩到了10行，以便腾出16页空间介绍年仅34岁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马尔米埃从1837年到1838年一直居住在丹麦。在此期间，他不仅成为奥伦施拉格的女儿玛丽亚的心上人，还与安徒生成了好朋友。接下来的几年，这位法国人关于斯堪的纳维亚文学史的著作闻名欧洲，为全世界看待1840年前后的丹麦文学定下了基调。马尔米埃1839年关于安徒生的文章与他两年前在《巴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极为相似，安徒生本人提供了大部分传记材料。但这两篇文章最大的区别在于，马尔米埃的这本着作是一本文学史，对世界如何看待丹麦新文学影响极大，持续时间长达几十年。而且，他的著作实际上只关注唯一一个值得重视的丹麦作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马尔米埃1837年在《巴黎评论》上对安徒生的介绍，是以安徒生本人对自己文学生活的评价为基础的，这从《安徒生童话》的法文版序言可以看出来，这本童话后来在1861年又被翻译回丹麦文。书中有一段关于马尔米埃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与安徒生“合作”的叙述：
“一天，我正居住在哥本哈根，一位高个男子进入我的房间。他不太优雅的风度和庸俗的举止可能会使有修养的女士感到不快，但他善良的眼神和开诚布公的面容立刻赢得了我的好感。此人就是安徒生，我的桌上放着一大堆他的作品。我们随即相互介绍自己，之后的几个小时，他敞开心扉，以诗歌一样的谈话赢得了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安徒生给我讲述了他所遇到的种种艰辛与困苦。当我问到一些关于他的生活问题时，他对我说道：‘1805年，我出生在欧登塞……’”
这次谈话的时间是1837年秋，接着马尔米埃开玩笑似的问安徒生，现在全欧洲是不是都知道他讲的这些，于是这位丹麦作家回答道：“我属于全世界！就让大家都知道我的想法和感觉吧！”事情就是这样。在1839～1840年间，马尔米埃在《巴黎评论》上发表的这篇介绍安徒生的文章传遍了整个欧洲，甚至拜伦###也通过法国驻丹麦大使向这位丹麦作家传达问候，以示欣赏。而另一方面，约翰？路德维格？海博格却对安徒生这种以丹麦其它所有作家为代价来自我宣传极为厌恶。1839～1840年的一天，当海博格在大街上遇到安徒生时，他讽刺道：
“我知道，你的作品已经被翻译到欧洲南部，在德国报纸上大受好评。我想你肯定知道这是如何做到的！那是你的出版商替你出的钱。”“噢？是这么回事吗？”安徒生回答，“我想你也肯定知道，我们的出版商都是一个人，他没有对你的书表示肯定，那就显得有些奇怪了。”“是的，”海博格大声说，“他没有为我的书出钱，这也显得有些奇怪，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