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给了他1个银币，于是，他已43岁的老姐姐再次前来拜访他的兄弟，希望能要到更多的钱。9月30日，安徒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卡伦来了，她衣着华丽，看上去很年轻，我又给了她1个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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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卡伦（2）
安徒生姐姐的到访，让他觉得有必要第二天去科林家走一趟，请教他该如何处理这样棘手的问题，并请求他的援助。他必须果断地结束卡伦的事情，一次便会成为习惯，直至永远。自1842年，他姐姐第一次出现后，安徒生就找到阿道夫？德鲁森，他作为副总警长，成天在哥本哈根的治安法庭活动。安徒生请他帮忙调查卡伦？玛丽是否正与工人比德？考夫曼“非法同居”。这对夫妇是否不合常理？是否有证据证明她只是一个跟其它女人一样，从各省市到首都来赚钱，但最终却只能在拉皮条的掩护下，到妓院或在街上卖身？
在2月份，在她第二次上门来访之后，安徒生在日记上写道：“今早去拜访了科林，把所有事都跟他说了，相信德鲁森会查出谁是她的丈夫。”我们只能猜测“所有”这个虽然简单但却包罗万象的单词的大概内容，但明显地应该是关于“我母亲的女儿”及有关这不堪的关系和他母亲私生子等可悲的事实。这是安徒生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开诚布公地向科林家透露，有关他童年时代的一些不光彩的故事。他知道那个家庭有丰富的法律常识和官方关系，他可以完全相信他们的判断力，而“卡伦”可以继续成为一个地下秘密。在安徒生的故事中将不会有关于她的记载。自1843年10月30日，卡伦再次出现在他家门口后，安徒生再也没有在他的日记中提起她或是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即使是在他最隐秘的私人通信中，我们都找不到任何对“所有”这词的蛛丝马迹。
然而，安徒生永远都不能改变的是，卡伦和他有着同一个母亲。确信的是，在安徒生童年的特定阶段，卡伦是现实存在的，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还睡在同一张床上。在1805年11月，当汉斯？安徒生在欧登塞，申请做见习鞋匠的时候，曾在他的申请表上写道：“为什么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几乎都吃不饱，住不下，穿不暖，甚至连一点可以用来添柴的东西也没有。”对于两个孩子的说法，我们也可参照安徒生的母亲寄到哥本哈根和斯拉格尔斯的信中也提到“你的姐姐”。有很多事都可以证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并不是如他记忆中的，及随后所说的，是他那个家里唯一的孩子。
那么安徒生的姐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概在她8岁的时候，卡伦跟其它穷人家的女孩子一样，被送去欧登塞或周围的地方当女佣。也正因为如此，在1807～1808年后，他们几乎不跟安徒生的姐姐联系，他们两个只在几个特定的场合，见过几次面，如1814年10月，卡伦在圣克努德教堂洗礼时。那时，她取名卡伦？玛丽？罗森文奇，登记在教堂名册上，注明为“私生女”。同时，还记载着她有很好的宗教修养，品行高尚，曾幸免于天花。所有这一切的一切，说明尽管她很贫穷，但还是一个健康纯洁的小女孩。对她之后10年内的所作所为，我们一无所知，直到在她去世的4年前，突然出现在他弟弟的面前，索要一大笔钱。
1946年11月，卡伦被发现死于哥本哈根红灯区中间，不莱格德20号顶楼的房间里。那里是一些街头妓女，即年老色衰的妓女经常出没的地方。她们在后院的角落里、小破屋里跟客人交易。通常有拉皮条的人出去接生意。1848年，单不莱格德就有37个妓女。在过去，这条街是城里贵族的场所，但到了19世纪40年代，随着人口的增多，这里成了贫民窟，到处都是又老又荒芜的建筑，很多时候作为后院或额外楼层租售。根据泰姆特斯教堂的记载，安徒生的姐姐曾于1846年11月，嫁给工人考夫曼。她的死因是“肺病”和其它的性病，这是当时穷人之中很普遍的毛病，他们长期在污秽肮脏的环境下生活，很容易感染。卡伦死在后院的顶楼上，距她弟弟在孔恩斯…尼托的住所不到1公里。她死于1846年的秋天，她死的那天他也正巧不在家。他正与奥斯特一起进餐，讲述他刚完成的欧洲旅行见闻。安徒生又一次地受到了皇室般的礼遇。他曾与一位丹麦－德国出版商签订协定，要用德语出版安徒生的作品集。首先，这位丹麦作家必须先写一本他的长篇自传。
可惜卡伦？玛丽在世时，没有机会看到弟弟的这本自传。1846年11月22日，她葬在阿西斯顿斯公墓第9排第125号的穷人墓穴中，享年47岁。那一天，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正在阿马利盖德的科林家，在这个有着很多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家中之家”里做客。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安徒生在他的故事中，只字没有提及他的姐姐卡伦。她也没有留下任何值得提起的东西。只有房东出现了一下，收拾了一下她在不莱格德20号的房子。她所谓的“考夫曼先生”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消失了，后事也处理得很快，因为卡伦跟她在欧登塞老家的母亲、祖母和两个继父一样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1847：多姿多彩的伦敦（1）
在经过了一段对安徒生来说极为悲痛的一年后，他于1847年的5月再次前往欧洲的另一个地方旅行，在这几年内这已是他的第5次欧洲之旅。尽管安徒生必须忍受炎热的酷暑和写作过程中的精神压力，但他在南方经过一个夏天的努力后，终于完成了他的自传。安徒生在炎热的南方的3个月里，完成了300多页的著作，这也使得他几近虚脱。回到家后，在他给B*9郾S*9郾英吉曼的信中说他还是感到很不舒服：
“可以说，南方的夏天几乎剥了我一层皮。除了脑子我什么都没有了，太可怕了，我的四肢都起了变化。”
但是，1847年春天快来的时候，安徒生又燃起了旅行的兴致。这一次他打算周游荷兰、英格兰和魏玛，要去拜访他尊敬的世袭大公———他跟安徒生其它德国朋友一样，已经读过或是听说过安徒生的新作《我的没有诗歌的童话人生》。1847年3月和4月，德国的第一波评论全部是肯定与支持之声，其中写满了大段引用与参考注释，将安徒生的书与让？雅克？鲁索在1765～1770年间创作的《忏悔录》相提并论。这位法国作家在对自己进行反省的过程中，产生了这部著作。正如鲁索所说：“我想告诉人们，人类天生就是这个样子，就跟我一样。”
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安徒生对于他简单而天真的童年的叙述，几乎德国所有批评家，甚至是最谨慎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这本自传中最成功的地方。甚至有人曾表扬安徒生敢于这么公开诚实地讲述自己穷困童年的勇气。批评家指出，在那个年代，很多没有父母的孩子很少有人敢承认他们原来的生活状况。1847年春天肯定的评价掀起一股公开安徒生生活和工作的潮流。但是随后严厉的批评接踵而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有人开始第一次攻击安徒生的作品。一些批评家指出安徒生的童话故事是对他自己生活的神化。他与众不同的性格是不是真的那么特别或神秘？他是不是真像他表现的那么独特和才华横溢？这些批评尤其针对他自传中最薄弱的部分，即一直叙述到1846年夏的这一部分。很多德国的作家达成共识，认为这是“吹毛求疵的批评家和善妒者无聊恶意的攻击”。换句话说，这些尖锐地批评可以被视为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海外效应。在继近10年的连续好评，赢得德国的文学交流界高度评价后，安徒生和他的作品再也不能幸免于被诟骂。
然而，在欧洲大陆的其它国家，安徒生依然是艺术天空上一颗闪亮的新星。尤其是在伦敦，当1847年的早夏，刚流传丹麦作家安徒生要前往英格兰的时候，那里的出版商、销售商和所有文学沙龙就殷切地期待着。鉴于此，其它的事就没有任何机会了。最后，在安徒生访问同期，出版了《我的真实人生———素描》。这是玛丽？豪伊特在翻译此书时所起的标题，该书年初就已在德国出版。在英文版扉页，“我的……人生”几个字刻意采用了粗体和大字体，这样对歌德的经典之作、自传《诗与真》标题的巧妙模仿就不是那么明显了。
这种清晰而简明的英文版标题肯定能让人耳目一新，但是安徒生关心的不是这些，而是他的作品在英伦三岛出版后能够带来多少利润。19世纪30年代以来，他已有3部小说，一本游记《一位诗人的杂货店》和很多童话故事集被翻译成英文，包括《讲给孩子听的故事》。这些出版商和安徒生一样，以市场为导向，疲于奔命，安徒生的名字被错拼成“Anderson”印在茄克上。一条通往掌声和名望之路再次地铺在了这位北欧作家安徒生面前，而他的最大愿望是有一天能遇见另一位当时蜚声世界的名字：查尔斯？狄更斯，或“博兹”（在他第一本作品出版之后，人们就习惯于这么称呼他）。1846年11月，安徒生写信给这位英国作家和《文学报》的编辑批评家威廉？杰丹。最初，正是杰丹把安徒生的作品传到了英格兰，在过去的10年里，他曾多次诱使安徒生前来旅行。
“我是多么热切地希望能握着博兹的手！当我读到他的作品时，我就常想：我一定要到那里去，我可以在那里写作！……我喜欢英格兰，因为那儿的作家！我长久以来经常有前去的冲动。”
查尔斯？狄更斯也同样很想见一下安徒生。跟很多英国人一样，他也曾听说过和阅读过安徒生的作品，如《即兴诗人：一位诗人的杂货店》、《卖火柴的小女孩》等童话故事。他十分好奇能遇上一位跟他一样的空想家，一个一样喜欢孩子、戏院、圣诞夜、旅行、报刊以及大声朗读的人———就是一面一直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的大镜子。“我一定要见一见安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