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期间，正好赶上“佛光山2008年万缘水陆*”，男女信众，万人上山，气氛浓烈，秩序井然。整个活动期间，没见一名警察、武警和保安。有两件小事，令我很惊讶。万人大会，露天会场，长达六小时，散会之后，广场没有一张纸片、一点垃圾、一个矿泉水瓶；会场的坐垫、椅子及杂物等，在三十分钟之内全部清净。万人大会，来自五洲四海的僧俗信众八方云集，星云大师格外忙碌，但他还是以出家人的祥和、亲切、热情、温馨，多次接待我，并同我恳谈。
在台期间，我同星云大师先后在佛光大学、在佛光山、在高雄、在台南、在彰化、在台中六次会面，并五次聆听星云大师讲话（开示）；在佛光大学怀恩馆、佛光山传灯楼法堂、如来殿大会堂暨贵宾室、惠中寺贵宾室、新营讲堂贵宾室、彰化福山寺贵宾室、佛光山传灯会*堂、办公室、麻竹园贵宾室等地，与大师进行了九次会面谈话。第一次和第二次是在佛光大学怀恩馆，共两次听他讲话，并两次同他交谈。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是在佛光山，谈话共达八个小时。第六次是同他一起到台中、彰化，整整一天，谈话、参观、共餐，十二个小时。第七次是在如来殿，第八次是在传灯楼的法堂，第九次是在麻竹园贵宾室。星云大师请我同他共餐六次。我们谈话时断时续地共计有二十五个小时。
12月31日早七点，我要离开佛光山，乘飞机回北京。早六点，我接到大师侍者通知，大师在麻竹园请我共进早餐，并为我送行。我赶到麻竹园见了大师，大师说：过腊八，特请萧师姑为你做腊八粥，给你送行。我很感谢，也很感动。大师说：“虽然我们谈了多次，还是不够。希望安排个时间，详细谈，深入谈。谈的时间、地点由你定。”后来我和大师商量，在2009年春暖花开的三月，在星云大师的“佛光祖庭”宜兴大觉寺，在大师祖籍扬州的鉴真图书馆，继续对话。
2009年3月21日到23日在宜兴大觉寺，24日到26日在南京雨花精舍和扬州鉴真图书馆，我和星云大师继续六次对话，两次共餐。
以上十五次会见和八次共餐的谈话录音或记录，经过整理、修订、补充、编辑，汇为《合掌录——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一书。本书的简体字本在北京出版，繁体字本在台湾出版。
参加谈话的先后有多人，其中插话的有：佛光山前教育院院长慈惠法师，佛光山教育院院长慈容法师、佛光山寺总住持兼宗委会主席心培和尚，佛光山都监院院长慧传法师，佛光山丛林学院院长慧宽法师，佛光山电子《大藏经》主任永本法师，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秘书长觉培法师、佛光山电视中心主任觉念法师，佛光山传灯会执行长永融法师、佛光山司库长萧碧霞师姑，高雄市南台别院住持满益法师，台中惠中寺住持觉居法师，佛光山法堂书记室主任妙广法师，香海文化事业公司蔡孟桦执行长、宜兴大觉寺妙士法师和鉴真图书馆翁振进馆长等。
本书名为《合掌录——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对话”好理解，就是两个人的对谈、交流；“合掌”的含义有三：一是海峡的此岸与彼岸，二是文化的佛家与史家，三是社会的弘法与传史，合掌相聚，对谈记录。
佛光山法堂书记室妙广法师、九州出版社周春编辑校理录音稿，佛光山教育院提供资料，有关朋友给予帮助，九州出版社编辑出版，谨表谢意！
感谢为本书出力的各位先生女士和慈悲智者。
2009年4月5日于北京四合书屋
苦旅（1）
祸兮福兮
星云大师：
民国十六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1927年8月19日），我出生在扬州江都一个穷苦的家庭。我有兄弟姐妹四人 ，我排行第三，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弟。由于家境清寒，生活艰难，受不起教育；不过到了六、七岁的时候，外婆还是把我送到私塾里读书。只是进私塾念书，一天要缴四个铜板，因此有钱的时候我就带着四个铜板去上课，没有钱就不去了，老师也能谅解。虽然因为家境的关系，父母没有给我上学读书的机会，但我还是感谢父母赐给我一个很好的性格，那就是我从小就很勤劳。
崇年先生：
民国二十三年农历三月十一日（1934年4月24日），我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一个半农半渔的小山村。我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都在北京打工，后来开个小店铺。我兄弟姐妹七人，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夭折，排行的有五人，我最小。我们兄弟，小时候在家，长大一点就要随父亲到北京去打工。家里吃饭还可以，但并不富裕。我在农村上正规的小学。学校是在民国时期建的，校名也很时髦，叫“维新小学”。就这一点来说，我的童年还是比较幸福的。但“福”中也蕴含着“祸”。这个“祸”，以后我再跟您说。
星云大师：
回忆起我的童年，六、七岁时我就知道要帮忙做家务，我会烧煮饭菜，只不过煮得好不好吃就不知道了。那时家里的大人经常外出工作，而我又不能上学，只有关起门来整理环境，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尤其厨房灶里的灰要不断地耙，因为煮三餐都是烧稻草，很容易就积了满灶的灰烬。我总是主动地把灰耙了，但常常弄巧成拙，弄得满地都是灰。这时我也会不厌其烦地慢慢把它扫干净，总想让家人回来一看，家里整洁又干净，带给他们欢喜。再说，我觉得人本来就要工作、要服务；不工作，那我来人间做什么呢？人活着就要劳动，劳动就是生命，所以我很尊重生命，我也乐于工作。
崇年先生：
我很有幸，小时候不做家务劳动，因为我有奶奶、有母亲、有姑母（她因孤寡常年住娘家），还有两个嫂子，家里有五位女性，所以家里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家务活不用我做。这看来是福，但也留下“祸”：我后来成家，也不做家务，直到现在还是恶习不改，这是我很对不起夫人的地方。
星云大师：
现在社会上很重视环保，回想起童年，其实我小时候就有“环保”的概念。当时我看到路上到处是狗子的大便，就利用早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去捡狗子的大便，把它堆积起来，不但可以作肥料，还能卖钱。有时卖个几毛钱，甚至一块钱，因为生活艰难困苦，偶尔看到母亲没有钱买东西，我就把赚来的几毛钱掏出来给她，心里还得意地想：“妈妈，您看，我很有用吧，我能赚钱给您用呢！”
苦旅（2）
崇年先生：
您讲了自己的童年生活，我很有感触。我小时候，放寒暑假时，每天早上天刚亮时就被大人叫醒：“起来，拾粪去！”小孩子贪睡，总也睡不够。虽然困，也得起。特别是冬天，地冻天寒，北风狂吹，衣服穿得单薄，手都冻僵了。我那个时候拾粪没有“环保”观念，只是为了家里种地多积一点肥料。拾粪回来，大人要检查，看拾得多少。把拾到的粪倒在猪圈里做肥料，然后才能吃早饭。
星云大师：
农村里除了狗子的大便外，尤其早晚要放牛吃草，路上会有很多牛粪，所以我也会去捡牛粪。捡了就把它堆积起来，虽然年纪小，不过我懂得把它一点一点地用水搅和，再贴在墙上，晒干之后就可以当柴烧。牛粪不脏，也没有臭味，还可以卖个几毛钱。过去我一直不敢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觉得难为情，现在环保意识抬头，我觉得自己童年所做，不但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也是对环保的实践，同时也增强了自己的信念，那就是不论什么人，只要对公益有所帮助，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崇年先生：
我们那里烧草，除庄稼杆外，孩子们要到野地去拾草，就是打草或搂草。拾草在晚秋和初冬，很辛苦，那时年龄小，又累又渴又饿；还有，早上要到海边拾海带——不是吃的海带，而是冬天用来烧炕的海草。这种海草，还可以用作苫盖房顶。前几年我在北京见到一座建筑，房顶用山东海草苫盖，说是有多么多么的高级。其实，我们老家这种海草房顶很普遍，多得是，因为村民大多买不起房瓦，只好自己拾海带，积攒起来，以备苫房之用。拾海带是在冬天，气候寒冷，海风又大，这些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星云大师：
说起世间的苦难，我很庆幸自己十二岁时就在南京栖霞山出家。栖霞山是十方丛林，家师志开上人是栖霞山的当家，在这里为我剃度，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实际上我出家的常住，祖庭是在宜兴白塔山的大觉寺。
六十多年前，我曾回到宜兴大觉寺，并在那里做过短期的小学校长。没多久就来到台湾，当时除了手上拎着一个手提包，其他别无长物。回忆起这段往事，也不怕你见笑，我在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到台湾，距离三十六年（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只有两年。当时我脚上穿着鞋子，手里拿着一个手提包，走在路上，所有的人都朝着我看。我觉得很奇怪，他们为什么都朝我看？“二二八事件”不是已经过去了吗？难道还要再彼此仇视吗？后来我才慢慢发现，他们并没有坏意，只是看我好奇怪，怎么穿鞋子、拿手提包？哦！原来是这样。于是我把鞋子脱了，手提包也不要了，两手空空，跟一般的台湾民众一样，大家也就不觉得奇怪了。但这样还是不行，因为我没有戴斗笠，于是又买了一顶斗笠戴起来。说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当时决心要融入台湾社会。
苦旅（3）
崇年先生：
其实，我刚从山东乡下到北京上学的时候，也遇到相似的情况。我说话带口音，被同学嘲笑。怎么办？学吧！学北京话。不然，同学就叫你“老西子”。为什么叫“老西子”呢？原因有两个：一个我是山东人，阎锡山是山西人，一东一西正好对应；一个我和阎锡山都姓阎，于是同*想，就叫我“阎老西子”。不怕您笑话，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