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青铜器时代，是极重要的关口。
麦类植物也是从中东传入中国。在中国驯服的食物，北方是小米，南方是稻米。麦类驯服成食用的作物，离现在至少一万年，大米和小米在中国驯服成食物也离现在差不多一万年。但是麦类进入中国不会早于五千年以前，大概五六千年之间。麦类大量进入，可以代替小米，就是很晚了，要到周代了。
两河、埃及文明是对思考中国的上古史的参照。它们发展的过程，以及互相影响的形态，使我理解到中国本身不是一片，而是几片。一片是黄河流域，从陕西到山东，这个细分起来是东和西两块。一片是长江、淮河、汉水流域，但是政治上是北方中原，南方荆楚，在文化上就是北方的刚强，南方的柔软，北方的儒家，南方的道家。第三片，是今天的长城以外，草原和高原，这一大片对中国的影响，几千年来一直是威胁，一直是挑战，是新的血液的供给者，也是中国对外通道的中间者，进来出去都在丝路上。第四片，是在第一片黄河和第二片长江融合了之后才出现，就是南方，东南的吴越，西南的西南夷。这都是逐渐由对抗而交换，而互相影响，终于融合。这种形态，我们拿中东地区来讲，埃及和两河就等于我们长江和黄河一样，希腊和波斯是另外两块。印度是遥远的一块，所以，它也是四片东西。四片之外有一些东西，高加索山底下出了雅利安人。所以，假如说，中国长江、黄河之间不是一块比较平坦的小丘陵，而是像埃及、两河之间的沙漠和干旱地带，那中间就隔绝了，可能独自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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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思言时代（1）
小萝卜头
1962年，我三十二岁，回到台湾。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我回台湾有几个缘故：我对母亲有承诺，她不放心我，这是其一；其二，我对史语所有承诺，要回来；其三，李氏基金有要求，虽然一般人都是要回来，但所有的李氏基金的人都没回去，我是没得到李氏基金，因为钱思亮校长花了很大力气，帮我找另外的钱，所以我欠钱校长的情。我是三重承诺，家、史语所和台大。一回来，我就在史语所复职，台大合聘，后来在台大做系主任。
我毕业之后在美国多待了半年，这半年自由自在，原因是我的奖学金还没用完，顾立雅让我帮他的忙，坐在东亚图书馆，摆个桌子，图书馆正好有块空地，用玻璃圈起来。我的工作是，所有读中国东西的人，要查资料的，搞不清楚的来找我，我会跟他们讨论。
回台湾，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个重要转弯。当时有很多人就留在美国，我在芝大毕业以后，有五个工作随我挑，包括芝大希望我做历史地理研究，不但是相当广泛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而且是比较研究，这个工作还很少人做，是很有挑战的。但我执意回台湾，就没接受，另外四个工作都是好大学的教职，我也不管它了。如果当时留在美国，我的一生将是另一番面貌。
我回到台湾就一头栽进了工作，刚开始情况就非常复杂。我的老师们，一直希望我能在行政和公众事务上帮他们的忙，据说他们从我在学生时代，就有此期许。在台湾大学历史系，我从副教授成了系主任，是个意外。系主任余又荪车祸死亡，院长沈刚伯先生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我，说明天8点钟你到“*”去开会，要接系主任。在南港，我就变成了李济之先生的助手。王世杰是“中央研究院院长”，派我做一些学术外交，要我帮他做院里的涉外事件。钱思亮校长在学校里大大小小的委员会都派我去做过。他们这几个老先生的意思是锻炼我。
当时三十几岁的人在台湾算非常年轻，老师辈都五六十岁了，甚至六十多岁了，需要有人接班。这么一来，立刻就引来很多同事的嫉妒。比我大的四五十岁的人，跟我同辈的人，我的学弟，没有出国的人，颇有人不服。这些都使我的日子很不好过。另外一方面，我在芝大民权运动得来的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跟台湾*专制很不相容。我也是不愿意低头的人，见不平，就抗争。当时国民党的压力过来，我反抗，钱校长帮我反抗。
国民党是一党*，要保持专政，所以对知识分子非常钳制。他们把“中央研究院”和台湾大学的自由分子当作打击对象，目的是要把台大夺掉，夺给他们相信的人，所以就把钱思亮送到南港，让王世杰辞职。
王世杰是一个很能干的公务员，一个很好的学者，做事非常心细，也是非常有骨气的人。他对蒋介石不肯屈服，蒋介石不喜欢他。蒋介石有时候批个东西，他不能接受，退回给蒋介石，蒋介石气得撕掉，他捡起来，贴好了再送回去。蒋介石受不了他这一点。他和“总统府”等于是决裂了，但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能撤掉他的“总统府秘书长”，不能开革他的“院士”。
当时撤掉王世杰的理由是特务提供的：航空公司的权力转让给陈纳德，因为那时候飞机在香港打官司，台湾方面在香港的立场不存在了，不能打官司，要陈纳德去打官司。飞机打回来，也没有拿走，二十几架飞机在香港机场烂掉，就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卖出去了。特务说王世杰贪污，说陈纳德得了一笔财富。其实陈纳德没有得到财富，是民航队得到了航权，民航队没给王世杰一文钱。
第五章 思言时代（2）
这些全面性的对抗，就是北大、清华系统转移到台湾之后，和国民党的力量的对抗。从“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到许倬云，从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到沈刚伯到许倬云，我的上面一堆大头，我是底下最小的小萝卜头。但是小萝卜头首当其冲，斗争非常激烈，我三十三岁就血压高了。
1960年代的气氛真是令人窒息。学校里铺天盖地都是国民党的成员，也有保护自由分子的人。陈雪屏先生是党部秘书长，他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张群跟陈雪屏私交很好，张群跟王世杰私交也很好。王世杰、张群、陈雪屏几个人结成一条战线，尽量保护自由主义者。
台大历史系也有很多分歧，沈刚伯先生、刘崇鋐先生是一批人，思想比较自由。姚从吾、吴相湘是国民党的信徒。李守孔是姚从吾的学生，在台湾大学所谓知识青年党部，就是特务组织的一个分支，他们这批人和国民党的力量常常纠缠不清。姚从吾从外面看来是道貌岸然，白发苍苍，书呆子一个，实际上颇不简单，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他已经跟自由分子对着干。西南联大有任何事情发生，他总是在宪兵司令部开会。
为此，我不喜欢姚从吾先生。也许有一点偏见，因为我知道他在西南联大时忠于国民党，闻一多的牺牲，他要负一点责任。我一直对他不喜欢，他对我也不高兴，因为我看不起他。我觉得他品格有问题，学者不能依附政治力量来做这些事情。他捧李敖，是拿李敖做打手，打李济之，打沈刚伯，他以国民党的立场来打自由分子，他自己没有打人的本事，李敖有。但李敖后来不但打李先生、沈先生，所有人都打。
李敖聪明有余，没有章法。我跟李敖之间很不愉快，因为他说谎，偷书。他把姚从吾先生房间的书偷出去，卖掉了，有一个美国的学生在街上找到一本书，有台大历史系图章，送过来给我，说这是李敖卖出去的。等到李敖要毕业的时候，我不盖图章，所以他没毕业。
后来李敖和余光中、萧孟能都交恶了。萧孟能先生出国，把保险箱钥匙交给李敖，李敖把萧孟能的画都拿走了。他盖了图章，拿《文星》的版权统统转移给他自己。多年以后，我从美国回台，萧孟能恰巧同飞机，萧先生抓着我的手，在飞机上讲了很久很久。萧孟能捧李敖出来，信任他，当他是朋友，他把朋友家里的字画偷掉。李敖对不起萧孟能。
《思与言》
从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是完全建立自主性的一个人生阶段。前面所受的训练教育环境，都是为三十岁以后做准备，所以孔子说“三十而立”，有道理。立不是建功立业的立，是求自立的立，不跟着人走。我立的方向，应当和同年龄在台湾一路长大的人立的方向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我前面受到一大堆外国思想的冲击和影响，也和许多留学生的立不一样，他们是在学问里立，我在做人里立。我读书以外，做人，处事，关心社会，关心世界，找自己的路。
我一回台湾，老朋友胡佛、李亦园就找我，说：我们知识分子在今天应该有所作为，我们不能放任一党的错误方向，我们也不走共产路，但我们都有社会正义、公平的思想。所以，我们就成立了“思言社”。这个社要发表刊物，先成立社，宗旨是在讨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专业工作之中，替中国找一条路。我们五六个核心分子的想法，是要找一个*制度下逐步演化的“社会福利国家”，在国共两边争执的部分找到中间点。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五章 思言时代（3）
我们完全自己掏腰包，*、办刊物，第一期《思与言》的费用是我预支《文星》出版社的两千块稿费。我们当时定下的规矩是，每一期轮流主编，不许延期。一年四期，后来变成两期，每一年两个执行编辑，轮流出，完全不问外面要钱，自己掏腰包。
《思与言》的发刊词、思言社的主张大纲都是我草拟初稿，提请大会决定。我们第一次成立大会，来了二十多个人，都是中坚分子，是当时三十来岁的各大学教授。国民党一看慌了。第二次大会，一下进来四十多人，进来的都是国民党有关教授，我们是开放的团体，不能拒绝有意入会的人。好在我们没有不可告人的事。这个杂志今天还在，还是一年两期，还在继续出，变成了介绍新知的刊物。
这件事，后来却变成我的罪状。宋时选是蒋经国的亲表弟，那时是青年救国团的主任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