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高中教育要不了三年,怎么与人相处,怎么与人合作,这是最要紧的,知识方面其实很容易。现在的教育有点本末倒置。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辅仁中学(5)
我对历史一直都有兴趣。我在学校里,老师说,你的历史、地理、国文知识基本不错。我读了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裘维霖老师就推荐我读顾炎武的《日知录》,这些使我的兴趣越来越深。那时候我的强项是理科,很快我的数学就上去了,我一直想学理科,可是我在化学实验室,试管拿不稳,几乎引发火灾。从此,我打消了学理科的念头。学校的安排,本来一年级在一楼,二年级、三年级都上二楼;为了我的方便,安排我们班一直在一楼上课,我非常感激学校。
新文学我基本都看,我看书速度很快,所以没落什么东西,我一辈子没有背过书。因为我从小读书一个人自己瞎读,所以口音不准确,从字义上下一琢磨,懂得它的意思,可是发音不会,至今还常念白字。
在辅仁中学,我们用无锡话教书,所以外来的老师很辛苦,讲的是文白交杂的蓝青官话,因为学校的孩子都是本地人。我本来会四川话,天下最好学的话是四川话和湖北话,属于中州音,真正的中州音就是湖北北部的话,所以后来我学普通话也不难。
我没有读过小学、初中,直接上了高中,这种例子也不少,那时候很多人因为抗战在四乡八镇自己读书,抗战胜利回到城市有可能直接读高中。而且,那时候读大学可以凭同等学力,不管你的文凭,现在不可能了。现在学制死死板板的,没有多大弹性。
我的兄弟姐妹都是受正规的教育,我弟弟,还有比我大一岁的姐姐,在抗战期间都是住校,十一二岁的娃娃就住在学校里。我几个大的姐姐都在大学住校。我大哥早死,是辅仁中学学生,二哥许庆云也是辅仁中学学生,他是抗战时期成都的金陵大学毕业的。我弟弟在中央大学附中,我姐姐在南开大学,我叔叔的儿子老九凌云,读的是无锡中学。
我的三姐许有榛是西南联大毕业的,在鹿桥《未央歌》写到的学校。《未央歌》不提学生生活辛苦,其实,那时全中国的学生都很辛苦,都是一个人只有一套衣服,都吃不饱。公务人员也吃不饱,所以我们这一代人都长得矮,营养不良。
我们这一班,在高中不用读三*义,到了考上台湾大学,民国三十七年行宪,命令刚刚到台湾,我刚刚进入台大,也不用读三*义。等到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以后,在我下一班开始又恢复读三*义,所以我那时候没有读三*义。
当时我手脚还是不好,我父母在厦门或者上海,我在老家跟老九一起住,雇了一位男工,既做车夫,拉人力车,也照顾我们两个孩子的起居生活。当时父母讨论过,假如那种生活维持下去,我恐怕不方便到外面读书,就在无锡读书算了。当时钱宾四先生在无锡,荣家办了一个江南大学,他做文学院院长,我父母打算我将来读江南大学。如果没有后面我逃难到台湾,宾四先生没有逃难到香港,我就可能做宾四先生的学生,结果可能不坏。
无锡人都很佩服宾四先生,他是自己学出来的,真是聪明,当然西学的东西不多。《国史大纲》是民族史观。我的《万古江河》是从他那里完全离开了,是世界史观,这本书跟以前的通史不一样,之前不管海峡两岸,写的都是民族史观。在抗战时期,救亡是最大的主题,我要到五十岁才能够静下心来说:日本人的罪状不是日本民族的罪过,是一批日本军阀的罪过。要到五十岁才能摆开这个仇恨,你想想看,多难啊!。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章 辅仁中学(6)
人心思变
抗战胜利以后,我父亲的工作是做全国引水委员会的主任,清理各个航道的漂雷和障碍,可是只清理了上海的航道,内战马上打起来了。等到我父亲退休了,可以在海关领到一笔丰厚的退休金,但是货币改革,发行金圆券,他全数兑换,后来金圆券变成废纸。老人家一生辛苦,完全白费。
抗战以后的无锡大不如前,日本人占领时没有建设,没有更新,还是小巷子,还是茅坑,闻起来满城都是臭味。小河里的船可以到后门口靠住,我们家二三百年祖宅,前后三进,前面是街,后面是河,跟周有光家的房子一样。许家在无锡不算大家庭,人数不多,而且我们是外来的 “客许”,我们隔壁有“本地许”。
无锡的经济有丝绸、纺织、机械厂、交通中心。内战对无锡没有损害,没有打仗。内战时,我不在国内,我父亲的理解,这仗根本不能打,共产党输了就谈判,一赢就不谈判。那个时代,由于经济混乱,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蒋介石用了特务组织来控制,更是自由分子受不了的。生活上,抗战第一年大概马马虎虎过日子,第二年就不行,第三年以下就越来越穷了,拿薪水过日子的人都过不下去。胜利后,好日子也没有几天。不过,国家替大学、中学设立公费,养活青年学生,功劳不小。陈立夫是蒋介石的*部长,*宣传,骂他是“四大家族”之一,其实他没有贪污。他建议:“给我两个师的费用,我替国家保持学术香火不断。”
因为生活艰困,加上特务,大家都很气恼,当时也有发国难财享福的人,有奸商,也有权贵,所以一定有对政府的批评。年轻学生干脆就往延安跑,去了一看,像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发现延安是阶级森严的地方,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王实味写得很有意思:“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有些学生投了延安又回来了,有些学生就无回头路了。当年在新四军的地方,比在延安要好,新四军没有那么阶级化。
在国家受敌人侵犯的时候,百姓总向往有一天建国,国家强起来,为了“中国”两个字,什么都不要了。很多年轻人,抱着理想,以为天下不平事,莫过贫富差距太大,立志要铲除不平。在共产党宣传的时候,这些大中学生大多没有真正在农村待过。中国农村的地主不是他们形容的那个样子,像收租院的故事,不是真的,白毛女的故事,也不是真的。但是大中学生理想很高,觉得将来要过一个平等的世界,当然对旧社会非常仇视了。国民党是有资产阶级,也有地主,有些农村来的人,到政府工作,到学校念书,是地主的子弟,比一般城市的穷孩子生活得好,所以就说这些地主的孩子带着钱过日子,大家要革命。最要紧是“中国”两个字,要中国站起来。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了百年屈辱。太平天国是代表基层要以西方的方式来革中国命,但是这个“西方”是非常虚假的,实际上是一个旧的帮会。紧接着的是维新,包括湘军、淮军将军们在东南各省的维新和建设。这还不够,于是一方面就有义和拳,另外一方面又有辛亥革命,都是民族主义的诉求。孙中山革命是驱除鞑虏、平均地权,革命分子以为,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就是因为执政的是外来者,满人的帝制。在日本,帮孙中山的人一部分是自由分子,一部分是帮会,帮会是希望笼络孙中山,借孙中山帮助他们进行东亚圣战,但是自由分子帮孙中山完全是思想的共鸣。孙中山下面一步是蒋介石,再下面一步是毛泽东,所以一系列下来五个阶段,都是一贯的民族主义。
我们那时候大多数的学生是左派的,很多人到了高二变成地下党了,晚上活动,不让我知道,因为我不能活动。那个时代左倾是一种时髦。
在抗战之后,我们晓得要有大变了,因为在大战之后,师老兵疲,人无斗志,人人只想回家收拾家园。大家对内战非常厌恶,希望早日过去算了。当时有一句话是“穷则变,变则通”,而事实变成穷则变,变则不一定通。大家对共产主义有期望,宣传很重要,内外都是如此,西方来的记者像斯诺、白修德,到了重庆不能理解中国会撑下去,一到延安,就觉得中国的希望在那里。
蒋介石孤立得很,手上的军阀都不听他的话了,冯玉祥老早跟他翻脸了,张学良关起来了。广西部队放在湖北,他管不住。云南龙云根本就不听蒋介石的话。老蒋这个人性格很自负,也很倔强,他不是想到自己反省,反倒运用特务,加强了控制。这是错误的,只是引起更大的反感。
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党占了北方若干基地,南方除了新四军以外,基本上没有基地。国军厌战,老百姓盼望平安,没有人愿意打,士无斗志。国民党第一次法币改,第二次金圆券,整个经济崩溃,这两次使得民心尽失。那么,知识分子推波助澜,自己的怨愤之气,转化成要求国家改革。
我天天看报纸,一天出两三版的和谈消息。我们希望两边谈出结果来。共产党间谍工作做得非常好。美国的马歇尔被玩弄股掌之上,司徒雷登被玩弄股掌之上。
1946年2月政治协商,周恩来、邓颖超、吴玉章等七个人签了字。这是*自己提的议案,反过来要求*执行,党退出军队,党退出学校,全民选举,议会政治,共产党控制地区编入独立的师,国民党控制地区编入独立的师。若干年的军队国家化,也许情形会有变化。
我父亲当时觉得留在大陆肯定活不成,因为他的官阶比较高。他的海军教育是英式教育,自己在意识形态上是英国的自由主义,如果不做军人,不做官,做学者,比我好。
第三章 台湾大学(1)
从外文系到历史系
我二姐许婉清和她丈夫李模都学法律,李模在南京起家,二十三岁就成为大律师。他们知道不能留在大陆,因此请调到台湾做法官。1948年底,二姐和二姐夫从上海带我和许凌云到台湾。我们坐海船过来,走了一天一夜。我父母跟老六、老八来得很晚,1949年几乎最后一班船才到台湾。我大姐许留芬和她丈夫王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