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去美国，我坐了五十六天海船。坐的不是大船，是货船，一般人受不了，我甘之若饴，很喜欢和船员一起过日子。那时天气很热，要从太平洋过赤道，到夏威夷，再到巴拿马，穿过运河到美国。我穿条短裤，过得很舒服，很快乐。
在船上，我看小说，晒太阳，黄昏的时候看海景。海上变化宛转，有时候在黑夜里，海藻的萤光会发亮，时而一片蓝光，时而一片绿光，时而一片黄光，时而一片红光，好看得很。飞鱼飞到甲板上被太阳晒成了鱼干，拿来当点心吃。我觉得非常幸运，有机会过这种生活，如果坐飞机过去，就没有这种经历了。
芝加哥大学是当时全美国近东考古和埃及考古最强的学校。我在东方研究所，三分之一课程读近东跟埃及的，三分之一读其他乱七八糟学科，三分之一跟顾立雅（Herrlee G。 Creel）做独立研究。
我在台湾时，对西方学术不清楚，到芝加哥大学才真正得窥门户。也是我自己运气，那时候韦伯（Max Weber）理论刚刚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是介绍韦伯理论的主要基地。因为韦伯理论，我开始关注社会学；因为韦伯理论，我开始注意城市经济学。我住在神学院宿舍里，对宗教理论特别有兴趣，不是我自己发展的，是住在神学院里发展的。这些都是机缘。
我的老师顾立雅是第一代的美国汉学家，研究古代金文，学古文从读《孝经》开始，很用功，后来读中国古文基本没有问题。何炳棣说：“他不懂古文，要找我来帮忙。”这是乱说。顾立雅读俄国史出身，后来他到北平留学，到安阳去看发掘，眼光真好，安阳的小报告都还没有出来，他就看出重要处，写出了《中国的诞生》（The Birth of China，1936）。但是李济之先生不原谅他，说：“我们报告还没有出来，你就替我们写出书来了。”《中国的诞生》很重要，是西方世界第一本介绍中国第一个考古所得朝代的书。
没有安阳发掘，就没有中国的考古学，没有办法知道中国王朝的第一个朝代。到今天，我个人认为夏不是一个朝代，夏是周人的投影，投射过去的，使它自己的政权合法化。诸夏可能有个盟主。商代的发展，是从很粗糙的国家经历逐渐演进的过程。这些东西假如没有安阳发掘，不可能出现。顾立雅的《中国的诞生》是有创见的，还有西周的官制，也有贡献，从经文里拿出材料来。但是，他那时候受时代限制，许多材料没有，到我写《西周史》时，材料多了十来倍。
我没有在顾立雅先生身上读什么中国东西，但是他对我非常宽厚，我的论文，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改。我选的课只有一门是中国的历史，这门课基本不用上，就是写阅读报告，所以我读书的自由度很大。顾立雅给我极大的自由，但他又不断启发我接受挑战。比如说中国的“刑名”，中国人不细想的话，会把“刑名”当作是刑法。顾立雅和我第一次见面，问我：“‘刑名’两个字怎么解？”我猛地触动了一下，我讲刑名是法家的意思，他说你讲的是刑法，他解释给我听：一个是形状，一个是名字、名义，就是logic，刑和名就是实和名之间的关系，对我冲击很大。洋人读书不简单，咬文嚼字，比中国人认真。顾立雅对形名的解释，是以数字来管理。
第四章 芝加哥大学（2）
顾立雅很矮小，很严谨。他读书很勤快，文章写得极好。他的英文逻辑严谨，文辞优美，不但汉学界里，在美国学界也是有名的好。他没孩子，离了婚再结一次婚，脾气不好。他不是很和善，对学生要求非常严，但他是很公正的人，不会乱搞。
在我们今天看来，顾立雅是保守分子，在1930年代到1950年代是自由分子。美国自由分子的定义跟英国当年自由分子的定义不一样，后者主张个*利，反对国家权力。美国自由分子在1930年代以后，是国家执行社会主义的社会功能，搞社会福利院，等等，这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定义。所以，今天我们所谓的保守主义，不是很精确，左右易位。那么，顾立雅是英式的自由主义。
民权运动
芝加哥神学院创校比芝加哥大学还早，芝加哥大学成立以后把神学院围在里面。我上课的地方叫东方研究所，就在神学院的对街，我的脚不好，学校就跟神学院商量：“这个学生脚不好，你们有空位的话，就让他住住。”我就住进一楼，我的电车挂根电线就充电，也没有人偷。神学院宿舍大洗澡房温度很高，身体不用擦干，会自然干。大家在洗澡以后，讨论问题，一抬杠就没完没了。这些经历回想起来，真是运气。别人没有这种机缘，跟我同时代去留学的人，很多人一辈子就在图书馆消磨了岁月。
我在神学院饭厅包饭。这里的饭菜非常好，学校的老师不少都到神学院来吃饭。在那个饭厅里，任何不认识的两个人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你在研究什么？”一顿饭吃下来，就是谈学问，有学习，有讨论，有批判。这顿饭吃完，临别时说：“明天中午我们再见面。”我在别处没有看见这种风气。一个老教授跟一个年轻学生坐下来，一样对话。草地上，坐下来，晒晒太阳，旁边的人坐下来，就问：“你在想什么？”所以，芝加哥大学跟别处不一样，别处出各种各样的人，哈佛大学出总统，芝加哥大学专出教授，像僧院一样。芝加哥大学跟东部这几个大学都不一样，独树一帜，自成“芝加哥学派”。
我在医院里开刀诊治，也有意思。一报到，就做身体检查，检查的医生对我的手脚残缺情形很感兴趣。医生当场就问我愿不愿意在这里治疗，我说：“没钱。”他们说：“钱不要担心，你是我们的研究病人。”我8月份去，圣诞节就开刀，开了五次刀，医疗、吃住，全部免费。
我自己经历了考验，几个月躺在病床上，不能动，两只脚轮流，左脚开刀挂左脚，右脚开刀挂右脚，挂着一只脚睡觉，动不了，就是想自杀都不能。我是很痛苦，但是看见别人经历许多比我更痛苦的事情：看见十二三岁的孩子患血癌，进来活活泼泼的，两个星期就死掉了；看见一辈子长不大的孩子，十七八岁只有小女孩子那么大，看他们感情的激越和无奈；看见黑人孩子得了黑人一种特殊的血病，进来时瘦弱枯干，却不舍弃他们求生的希望。我看见种种神态，看见生死病痛，这对我帮助很大。
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还要管杂务，此时正是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我住在芝加哥神学院里，这是自由学派的神学院，非常有挑战性的环境，里边就有一批年轻牧师，组织了当地附近教堂的年轻人，从事民权活动。我住在宿舍里就卷进去了，开会时去听听，参加发言。我自己开一个小电车，和人家一起去火车站接南方黑人，告诉黑人他的权利在哪里。选举的时候，我跟当地的学生一起去监督投票的情况，到黑人社区解释他们的权利。我们还坐着*列车一起深入南方不毛之地，我是华人，他们很多是黑人，我们到那儿去打破黑白界限。
第四章 芝加哥大学（3）
现在的留学生感受不了，当年美国本国学生人人去搞民权。我要不是住在神学院的宿舍里，跟中国人住在一间房间，不可能卷进去。我后来到哈佛大学去访问，找朋友，他们一个房间里都是中国人，这种日子非常枯燥。他们很多人都在哈佛燕京社，用哈佛的图书馆，别人的课可以不去听，我替他们想，觉得不免很乏味。但是，他们可能因此比我读得深入，不像我读得乱七八糟。
美国在二战后，有一些年轻人觉得二战本身是资本主义的斗争，是当权阶层的斗争，而国内有那么多穷而无告不公平的现象。美国是理想主义的青年国家，民权运动是很多牧师做的事情，黑牧师、白牧师都有，黑牧师尤其多。那是一个到处都有人抱持理想的时代。
我不是很现实的人，我也觉得美国的民族歧视，有悖公平。林肯解放黑奴，黑人并没有真解放。黑人的日子并不好过，我是亲眼目睹他们的日子怎么过法。从南方上来的男女黑工人，坐火车到芝加哥大学旁边第六十三街下来，就有人在那里招工，登记名字，说：帮你安排住处，帮你找工作。两眼漆黑不识字的黑人，就此上了当。一个房间就可以摆上八个人，仅有地上转身的余地。一层楼面可能是二十个房间，两个厕所，楼梯上的灯是没有灯罩的小灯泡，直上直下，一摔就摔到底。他给你工资，替你保管，你要钱就问他拿。他开赌场，赚你的钱，赌输了就拿你的工资扣掉。
我亲眼目睹*的假象。投票时，黑人不知道有投票权。学生的活动分子告诉他：“你已经到这里三个月了，有投票资格了，我们帮你去登记投票。”“不行，不行，这是主人的事情。”主人，英文叫master。“不对，你也是master。”学生陪着他们去投票所。学生到投票所都要冒生命危险，因为政府与黑社会结合在一起，可以打架，可以杀人。
那时戴莱做芝加哥市市长，是*党人。美国的警察，爱尔兰人居多，美国的政客，也是爱尔兰人居多，满街都是他的人。他控制选票，伪造一批公民名单，所有的警察、公务管理员、卫生队队长，都可以帮他做。没有名字的公民就去抄名字，当地的警察、公务管理员、卫生队队长，跟当地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的老太太、老先生交情好得很，整天在街上打转，接老太太去投票。以前的投票机是手拉的，一拉，咔一声，张三，李四，就记下来了，像赌钱吃角子老虎机一样的，戴莱的人马，赚了许多票。投票比例本来应该是共和党百分之五十五对*党百分之四十五，他们玩花样，转接机器的电路，将共和党的票转到*党上，可以把百分之五十五对百分之四十五减低到百分之五十一对百分之四十九。这么一来，他完全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