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票转到*党上，可以把百分之五十五对百分之四十五减低到百分之五十一对百分之四十九。这么一来，他完全控制票数。这是学生活动分子戳穿的。这就是*！我在美国看见最底层的生活，看见最丑恶的现象。
我在芝加哥读了五年美国社会，不是全在书上读的。我和神学院的朋友们来往，他们觉得也很感动，因为难得有一个外国学生脚上有一个石膏套，撑着两个拐杖，跟他们在民权运动中起哄。芝加哥是自由教会的温床，时时刻刻有一批年轻的理想牧师，从本来的教会里背叛出来了，要自由，要*，要个人。可是，等到两代以后，新的教会也沦落在旧日的坑里，一样是官僚化，一样是名誉利益被上面的人随便乱用。因为新的教会必有一批热忱的信众，会捐很多钱，钱和权诱惑人以后，叛会者的徒弟就变成像过去他们叛会出来一样了。这些东西，是书上看不见的，要实地介入才会看见。
第四章 芝加哥大学（4）
我的日子过得非常丰富：开刀，念书，搞民权，神学院宿舍里聊天。我过得兴高采烈，真是幸福！这是其他学校的留学生不大能碰到的。我的性格比较多面，不愿意居在一个角落里。
家书抵万金
我在东方研究所，顾立雅不觉得我应该读中国东西，反而劝我去学比较研究，我把主要的力量摆在中东。老师对我好，我在床上开刀，不能下床，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到床边来教我埃及学，他的学生也不多。
我在宿舍里自己不能剪指甲，就到医院里找护士剪。伤风咳嗽了，到医院：“我病了。”护士带我到房间，让我在那儿治病，治好了病再走。我是“研究病人”，钱都由基金会出。
当然，在宿舍里也想家，每个礼拜给母亲写封信，我晓得她老人家盼我的信，所以礼拜五我一定把信寄出去，下个礼拜六可以收到。我姐姐前几年还跟我讲：“你可知道娘等你的信？礼拜六，老人家10点钟就在门口等邮差。”我说：“我知道。”我五年没有缺过一个礼拜。因为她对这个孩子出国，是很不放心的。
我的弟弟许翼云在伊利诺伊大学，相距有一百多里，他也很忙，也没有车。我第一次到芝加哥大学，他来看我。我圣诞夜进医院开刀，第二天早晨，他到病床边看我。每个学期他也会来看我一两趟。
刘鎏夫妇、钱存训先生对我照顾很多。刘鎏是台大同学，是因为李氏基金来留学读物理的。钱存训先生在国内的金陵大学做过图书馆代理馆长，在交通大学做过副馆长，后来做过北平图书馆馆员，他到美国去，是押运一批北平图书馆的善本书，从北平押到上海，从上海运到美国，怕日本人拿走，放在国会图书馆。恰好那时候芝加哥大学要找一个懂中文图书的人，所以他做了馆员。芝加哥大学的东亚馆是他一手建起来的，今天芝大东亚馆是美国的大馆。他一面做馆员，一面读博士学位。那时候读图书馆学是时髦，后来我同时代的女生，很多读图书馆学，因为容易找工作。女生到美国，首先考虑将来要有谋生之地。那时候到美国去读书，都是准备不回头的，我回台湾是异数。
韦伯理论
我在留学时，韦伯的影响已很显著。韦伯对学术界的影响大极了。很多人以为韦伯讲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基督教伦理，以为是讲诚实、勤奋，他们弄错了。韦伯是讲新教对上帝的责任，可说是一种使命感。一个人能成功，即是证明上帝对你的恩宠，所以赚了钱要捐出去，回馈社会。有些资本家老早就这样做了，洛克菲勒、卡耐基就是这样。
韦伯的研究方法是设想一个理想形态，举例讲，天下没有一个人叫“人”的，每个人都是理想的人的某一种样子，没有这个理想形态的话，无法理解个别真实的人。同样，没有一个杯子的理想形态的话，无法勾画出这个杯子是什么样子。脑子里建构一个理想的东西，拿这个作为模式，来找出真实世界的特色。为了认识这个理想形态，你必须要从众多个案中归纳，才能勾勒出形态来，所以他做了那么多比较研究，勾勒出冲撞，勾勒出信仰。这个方法学比一般的实证有用。
芝加哥大学是韦伯学派进入美国的第一个据点。韦伯与*是两大宗师，*是非常好的社会学家，不要单纯地把他当政治家、革命家看。韦伯是反驳他的，但是韦伯也不是不讲经济学，韦伯一生的第一个课题是德国的土地制度。两个人走了反向路线。平心而论，*作为社会学家，其实贡献很大。*的想法被列宁曲变一次，被斯大林曲变一次，被毛泽东曲变一次，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如果兼用两家的看法，内外比较，我们会看得比较全面。
第四章 芝加哥大学（5）
我在东方研究所，研究的是两河和埃及，使我对于犹太教、基督教两个传统的源头有所了解。我在社会学里的功课尤其集中在中古晚期的欧洲城市，让我理解到中古转变到现在的过程，以及欧洲那个时候的城乡关系，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教会和社会的关系，这些学习帮助我理解到，转换现代最主要的关口——启蒙运动，究竟意义何在。反过来，对我治中国历史有很大的帮助。
我的博士论文是写《春秋时代的社会变动》。《左传》里的人物，找出每个人来龙去脉，对年代、家世、战争作统计。博士论文答辩是芝加哥大学的特色。那时候我们答辩要在校门口布告栏公布出来，任何人可以去考你，这是欧洲的规矩。
我在抗战时期的生活，帮助我理解中国，而且奠定了我对农村、内地的一些直接印象的理解。我在辅仁中学的教育，补足了我本来就缺少的东西，打了起码的基础。在台大七年的日子使我走向了历史研究，尤其是因为有几个老师不同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我可以有所选择也可以有所调和。老师们对我的教导，对我的爱护，给了我方向，我终身感激。
我住在神学院的宿舍里、住在医院里，参加民权运动，使我对于美国的民间、一般人的信仰、现代文化的基础、文化的羁绊如何转变为日常生活里的行为和规范，有了一些观察。这种观察是一般书上看不见的。这是我一生中的机缘巧合，看见一般留学生涯纯粹在课堂、图书馆没有的东西。
门外的世界
我想，留学是很重要的，因为给你开了门户，让你理解外面一个世界，另外一种文化，也让你接触另外一种思考方式，最重要的就是突破中国中心论。但是，也要看你在哪里留学，学的学科是什么。如果纯粹是去跟他们学汉学，或者是跟China Watcher——观察中国者当助理，替他们找中国材料，这样的学习，看不见世界的另外一面，只能见到你知道的一面，吸收不到新的东西。如果为了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到学位，纯粹写老师交代的文章，也没意思。我们看国内很多人到英国去，一年就读了学位，观察中国者只要取得你的资料，不在乎给你学位。学完，除了名片上多个名号，实际上没有得到东西。
我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因为考古是和人类学系一块，要读若干理论，比如凌纯声先生、李济之先生写的人类学、民族学著作。我读一些已翻译成中文或者英文的法国古典的民族学著作。在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图书馆有一套史密森博物馆的美洲印第安人的调查报告，共四五十本。写学科研究报告的时候，我也挑了题目，比如婚姻制度、男女的相对关系。为了写几篇读书报告，我把印第安人基本的情况，不能说摸得很彻底，大概摸了一遍，所以这跟一般历史系纯粹读中文古书又不一样。
到了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基本上是考古研究所，做的工作是直接到地点去发掘。我们东方研究博物馆等于是一个考古博物馆，有许多重要的文物。有一头石刻的牛，比一般的房子还高，厚度比桌子还厚，这是一个浮雕，切割成一块块带回来，重新拼凑。还有二十来具木乃伊。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河和埃及已经是很丰富的考古源地。更往回追溯，拿破仑的时代，已经兴起了埃及学，欧洲有很长的埃及学的传统，美国晚起，后来赶上，所以在埃及河沿有工作站。在20世纪初，美国刚刚兴盛的时候，就有学者开始在埃及工作。在二战以后，德国一批研究两河和埃及的犹太学者搬到那儿去，因为希特勒把他们赶出来了。他们的主要工作任务是编一本《楔形文字大字典》，这个工作编到现在，三代的学者参与，刚刚才完成了初稿。
第四章 芝加哥大学（6）
埃及与两河之间的关系互相影响很深，和希腊互相影响也很深，在两河文明的基础上孕育着波斯。我很遗憾的是，关于波斯的衍变我没有多注意。埃及对印度的影响可能是比较弱。中东的古代文明发展，影响了雅利安人，从高加索山底下往西扩散跟往南扩散的过程有很多的关系；它对犹太教的形成有绝对的关系，因此，对基督教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自古便不能独立于世界以外，有两个发明的影响是绝对深远的。第一个是车子，战车本身是一种文化，车子的发明，应当是在亚洲的内陆，可能就在高加索山底下到黑海、里海这一带的地区，跟驯马有关系。但后来它往西传到埃及，往南传到两河，往东传到中国，所有这些地区的车的结构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大影响。第二个是青铜器，何炳棣先生说中国青铜器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这话不对，人家的青铜器比中国至少早上一千年，不一定是他们的技术直接传入，可是他们用青铜的观念，对中国是绝对有影响的。青铜器传播到中国的时间跟传播到印度的时间差不多。这两桩大事情，对人类从新石器时代转换到青铜器时代，是极重要的关口。
麦类植物也是从中东传入中国。在中国驯服的食物，北方是小米，南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