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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游寇间虽相互勾结，却又矛盾重重。
如：当曹成与岳家军血战时，他那两个据说曾经与其整宿整宿打麻将、贴纸条的结拜兄弟——马友、李宏，却坐视不管，置身于持币观望状态，致使老曹发出了“还是血缘关系有保障”的慨叹。
曹成失败后，马友与李宏之间原本就掺水的兄弟关系也开始出现了公开化的特点，从貌合神离发展到了看谁反应快的相煎何急。最后的结局是李宏踩着“桃园结义”的誓言，给小马做了一个脑袋与身体分离的手术，向南宋邀功请赏去了。
第四，金军入侵，地主老财和农民朋友之间因为土地问题而产生的矛盾减弱。再加上那个时候还没有地球村的概念；不大可能出现不分种族、不分肤色而聚到一起搞民族联欢的现象，因此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以赵构为首的南宋政府，则在没有其他参赛选手的前提下毫无悬念地成为了代表汉民族利益的中坚力量。
点评：易中天先生在 <；<；品人录 >；>； 中所言：“成为人物；素质所然；处于何世；则是运气。”
从基本素质而言；李成 张用 曹成等人；明显属于“一瓶不满、半瓶乱晃”的选手；而从大气候来看，即品人录中所言的“出于何世”，却也不容这些“跳梁小丑们”（此比喻仅限于流寇）乐观。当时虽然是乱世，但从后勤学的角度来看，却还没有乱到不可收拾的局面，如：并未出现三国 五代时期的军阀混战局面；而只有雷打不动的宋 金对峙．尤其是当时“人心思宋”，更使得无论是农民起义军还是游寇，都难以成为取而代之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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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大厦将倾，小丑登基
（开场白）
人，是比较爱护面子的。如果来个无厘头式的排行榜，“它”大概可以紧跟在“爱情”和“生命”的后面，而稳居第三的宝座。
正因为重要，所以才有“死要面子活受罪”之说；
正因为宝贝，所以才有许多人愿意为其生，甚至为其死。
然而，“重要”也好，“宝贝”也罢，也只能是针对大多数人而言。因为面子毕竟是长在脸上，对于那些连脸都不要，或者皮厚一些的选手而言，所谓的“面子工程”也只能按停工处理了，顶多发一些“命苦不能怨政府”之类的无奈感言。
而政治、人品上的“混血儿”——汉奸的工作，恰恰就是由那些连脸都不要的选手们来完成的。
1。 大厦将倾，小丑登基
从东北那疙瘩起兵的金军，以一种“不管你是江南塞北，还是亚非拉美，一律摆平”的气势，迅速占领了辽、北宋。但是，在以快速反应部队的速度占领中原后，虽然实现了蛇吞大象的初衷，成为历史新的宠儿，却因战线过长、人手不足，又很快陷入了“顾头不顾腚”的尴尬局面。而以赵构为首的北宋遗老阔少，则用比较创新的“搬家战术”，躲过了金兵遇坚必摧的锋芒。1130年以后，金廷中的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迅速灭亡“就是打不死、春风吹又生”的南宋是一个与现实脱节的设想，基本可以划到“单相思系列”。于是逐渐改变了穷追猛打的世界观。
但是也不能让南宋的小日子过得太滋润，得给它找一个属于“你死我活”关系的傀儡政权。在此背景下，一个以刘豫为首，“赋敛繁苛，民不聊生”的伪齐国踉踉跄跄地走上了历史舞台。
刘豫，字彦游，今天的河北崇县人，出身于一个社员世家。1100年考中进士，从此步入耀祖光宗的仕途。《宋史》中，记载了刘豫与当时帝国的老大宋徽宗之间的两件轶事：
1．刘豫早年曾经有过偷盗同寝室校友的不良记录。不巧，被好事者爆料到了徽宗皇帝耳朵里。对于这样一件与雅士言行背道相驰的丑闻，赵佶却发挥出了其*天子放浪形骸的本性，竟“不欲发其宿丑，诏勿问”。
2．老刘成为高干——侍御史后，大约是为了表达一种感激之情，不断关于“礼制局事”上表弹奏，可结果却“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有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刘彦游遭到了降职的处分。
刘豫能够成为名噪一时的大汉奸，固然与其个人品行息息相关。然而，北宋末年那种“黄金下沉，大粪上浮”的公务员定律，无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128年，刘豫被刚即位不久的赵构任命为济南知府。老刘深知山东地区不仅是金兵的一个主攻方向，而且盗、匪肆虐，大宋政权在当地几乎约等于一个没有太大意义的一个历史符号。于是主动打了一份申请报告，比较厚颜无耻地请求调到相对安全的东南沿海一带，哪怕降两级工资也“阿弥托佛”了。然而，却没有得到批准，被迫上班的刘豫愤愤赴任。在金兵强师劲旅的威逼利诱下，及对“汉奸”这一行业美好前景的憧憬，首鼠两端的老刘深感大势已去，很快改旗易帜，“成功”跳槽到了大金的怀抱，还用鸡鸣狗盗之术杀掉了誓死抗金的悍将——大刀关胜，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民族败类的含义。
1130年，经历了挑剔的女真贵族三百六十一度的考察后，刘豫终于成功晋级为继张邦昌之后的第二个“儿皇帝”——傀儡政权伪齐名义上的开国之君。
当上“孙子他爸皇帝”的老刘，开始了大规模的吸纳“人才”。要说这刘豫招人的标准也很简单，那就是不管你是资产、有产还是无产、有无犯罪前科，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只要对前政府不满，都可以为其所用。而且，其中的骨干分子还可以给上“三险”。
刘豫的这个以汉族为骨干力量的傀儡政权，是以少数民族同胞为核心的金廷迫于现实压力的需要：
第一， 招降纳叛：
当时的金兵毕竟是外国户口，而伪齐则是清一色的中原地区本土工作人员，也就是那些愿意为少数民族同胞扛活的汉族人。伪齐的建立，弱化了宋、金之间民族战争的性质，使更多的汉人投到名为伪齐，实为大金的麾下，起到了女真人无法起到的招降纳叛、收揽人心作用。
第二，弱化矛盾：大金在完成了灭亡辽、北宋的历史使命后，统治区域远远超出了以前的一亩三分地，面对的问题也不再是简单的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是不可避免地要应对更加错综复杂的阶级、民族、制度等各种矛盾。为了弱化这些接踵而至的矛盾，金廷实行了“一国三制”：
1．金源内地，主要指今天的黑龙江、吉林一带，即女真人发家的地方，继续保持比较原始的奴隶制；
2．原大辽国统治区，主要指今天的河北、山西及辽宁的大部分地区，实行半封建、半奴隶制；
3．而在民族情绪对抗比较严重的黄河以南中原地区，主要是指今天的陕西、河南一带，则通过扶植象刘豫这样俯首帖耳的汉人、建立惟命是听的傀儡政权，来保持水平较高的封建制，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
刘豫是中国历史上鲜有的“儿皇帝”，他本人的升、降、沉、浮，甚至婚、丧、嫁、娶都完全取决于女真贵族的喜、怒、哀、乐。而且，这个先天营养不良的汉族政权绝不会与以正朔而自居的南宋政权并存的时间太长，“睦邻友好”是不可能的。因此，从伪齐破土动工的那天起，就开始努力发挥呲牙咧嘴的“疯狗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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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亚洲版巴顿的诞生——临危受命
1132年冬，南宋在今天湖北地区的襄阳府镇抚使李横、河南府镇抚使翟琮联兵北伐。在一批投诚的伪齐将领配合下，北伐军很快占领了河南大部地区，甚至一度攻占豫西第一军事重镇、原北宋的西京洛阳。
可形势的变化有的时候就如同小孩的脸一样——说变就变。大约是由于被来得太容易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进逼到古都开封附近时，该路北伐军竟然非常夸张地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金军主力展开了一场鸡蛋与石头之间的较量。由于这支宋军的骨干力量是出身于绿林草莽的杂牌，既“乏食”“无衣”，也得不到中央军的关心或照顾，因此在遭遇打着“中外合资”旗号的金、齐联军反攻下，竟一溃千里，不仅所占的河南地区得而复失，连长江中游的襄阳（今天湖北襄阳）、邓州（今天河南邓州市）、随州（今天湖北随州市）、呈州（今天湖北钟祥市）也相继失守，成为了刘豫准备大举伐宋的前沿。
此次北伐以时间短、效率高而著称，但缺点是准备不足。而且将士们的作战能力也有待提高，不足与女真铁骑争锋。所以应当见好就收、适可而止，适当地踩下刹车，而不是加足马力一味地前行。
襄阳等军事重镇的失守，无疑在南宋赖以生存的长江防线中部打开了一个缺口，而且切断了南宋中央所在长江下游的江浙（江苏、浙江）与长江上游的川陕（四川、陕西）之间的交通要冲，一时间举朝震惊。
1134年3月11日朝会过后，高宗赵构将“右相”朱胜非、“参知政事”赵鼎、“签书枢密院事”徐俯三个核心领导班子成员招至自己的行宫，商议解决出兵襄汉的问题。
坐在御榻上的高宗用还带着肿眼泡的眼睛将三个大臣迅速地横扫了一遍后，叹了口气，声音有些喑哑地说道：“如今襄汉失守，洞庭湖的杨幺又欲与伪齐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形势逼人，不知诸位爱卿有何高见？”
赵构话音刚落，徐俯首先走出班列：“我军新败，若再轻易言兵，恐怕……”。
见徐俯一说话就跑了题，原本心情就不佳的高宗更加感到有些厌烦，还未等老徐发言完毕，就立刻硬梆梆地顶了一句：“襄汉地处建康（指江苏南京）之上游，其得失关系国之利害，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