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人，又是政策司的司长，不能不去。
会议在二层楼该部会议大厅举行，屋里挤满了人，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主持会议的是一位我不认识的职员，先后上台发言的有布鲁斯特（Ｍａｒｉａ Ｂｒｅｗｓｔｅｒ，女）、马克斯威尔（Ｊａｍｅｓ Ｍａｘｗｅｌｌ）及鲍温斯（Ｂｏｗｅｎｓ）等工会代表。他们异口同声地对协议提出种种质问。接着是弗朗德斯上台讲话，他的讲话最具煽动性。他说，“中央行政”没有采取任何对技合部有利的措施，工作组的协议没有新鲜玩意儿，是老一套，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无中生有地说：“又将有１７个职位被裁掉，意味着１７名职员将被踢出技合部。” 此时，听众中一片哗然，有人高喊：“Ｎｏ！Ｎｏ！”接着，其他工会代表们纷纷发言，鼓动搞声明、请愿，甚至罢工，会场气氛一触即发。在此情况下，我举手要求发言。主持人同意后，我走上讲台说，作为工会一名成员，又是工作组中技合部方的代表，首先要澄清所谓又有１７个职位被裁掉的说法不符合事实。我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协议的内容，重点举出４４名职员工资及技合部办公室房租问题的解决办法，说明达成的协议恰恰是保住了技合部在职人员的职位和该部的正当利益。我说：“这次的协议并不是没有新鲜玩意儿，而是迄今为止技合部与‘中央行政’谈判收获最大的一个协议。技合部付出的只是裁掉原已冻结的８个空职位，而收获是如此丰厚！” 我见群众情绪逐渐平稳下来，便说：“裁掉８个已冻结的职位，是技合部的让步，但是，怎能要求‘中央行政’作让步，而自己不作任何让步呢？” 接着，我就群众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还对他们说，如果时间不够，欢迎到我办公室来由我继续回答问题，继续辩论，可以辩论五个小时，六个小时。话音刚落，听众对我报以热烈掌声，有人还高呼：“叶先生，我们支持你！” 我刚走下讲台，工会代表鲍温斯上台大声说：“叶先生，你说的固然不错，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保证。你能否保证技合部今后不再裁员？”我只好又一次登上讲台，回答说：“技合部是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一个部门，而不是一个私营企业。我们是由会员国的会费支付工资的，叶先生是不可能作出此种保证的，副秘书长也无法给你这种保证，我想，连秘书长也不会给你作出这样的保证的。技合部的前途取决于几方面的因素，其中包括我们全体人员的工作做得如何，以及项目执行得如何。”鲍温斯没有再吭气。于是，弗朗德斯只好上台宣布不搞声明了。从而避免了一场风波，也使技合部避免了无谓的损失。
从会场回办公室途中，毕副秘书长的特别助理赖尚龙对我说，主管招聘专家工作的冯·罗克肖尔（Ｉｎｇｏ ｖｏｎ Ｒｕｋｅｔｓｈｅｌｌ， 联邦德国籍）和其他一些职员告诉他，技合部历史上开过不少次职工大会，从未见过一个司长级行政领导的讲话受到群众如此热烈的鼓掌，叶先生是仅有的一位。接着，副执行干事乌齐尔（Ｃｈａｉｍ Ｏｕｚｉｅｌ，以色列籍）到我办公室来，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叶先生，你发表了一个非常好的讲话，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 当天下午，安丝蒂小姐到我办公室来问道：“叶先生，有人告诉我，今天上午职工大会上，人们对你的讲话报以热烈鼓掌，是怎么回事？ 你都说了些什么？” 我把会场情况向她作了扼要介绍后说：“我只是将事实真相告诉了职工而已。花了那么大力气争取到的工作组报告被人曲解，如果我不站出来讲话，闹起事来，最后遭受损失的还是技合部。” 她点点头说：“我明白了。”
与掌握资金的项目分配权的机构周旋（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简称开发计划署，是联合国发展业务系统的中心协调和中央筹资机构，也是联合国大会的一个附属机构，总部在纽约。技合部作为技术合作的执行机构与该署关系密切。
开发计划署创建于１９６５年，是根据联大决议将１９４９年建立的技术援助扩大方案与１９５８年建立的用于投资前期援助的联合国特别基金会合并而成。１９９４年２月以前，它的领导机构是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由选举产生的４８个成员国组成。
作为中央筹资机构，开发计划署将联合国会员国自愿认捐用于技术合作的资金按照国民收入及人口状况等因素，每五年算一个周期，给每一个接受援助的国家分配指示性规划数（ＩＰＦ），提交开发计划署理事会通过。各国分得的只是资金的规划数字，而不是拨款。各国按照分得的ＩＰＦ与筹资机构及执行机构协商，作出具体项目规划，由执行机构执行，所需资金以及占援款１３％的行政费由开发计划署支付给执行机构。技合部、联合国专门机构与有关机构以及联合国五个区域委员会都是项目执行机构。这里，受援国政府、筹资机构及执行机构形成了一个密切相关的三方关系。联合国系统的执行机构根据各自的专业对执行的项目是有分工的，但在实施过程中，作为中央筹资机构的开发计划署对某些项目的分配起决定性作用。执行机构在取得项目的执行权之后，必须注意项目执行的质量，使受援国满意，如果项目质量出问题，受援国可以在（联合国的）立###，包括开发计划署理事会上提出批评，甚至改变项目内容。
我领导的政策、规划与发展计划司，其中“规划”的职责就是为技合部向受援国政府及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等筹资机构取得项目的执行权，这项业务由我司国别项目规划与评估处分管。就技合部而言，与筹资机构搞好关系至关重要。开发计划署大部分单位的办公室与技术部同在ＤＣ１楼里，碰面的机会比较多。我非常注意与开发计划署各级官员保持融洽的关系，特别是与其第二把手副署长布朗（Ｇ．Ａｒｔｈｕｒ Ｂｒｏｗｎ）、亚太局局长约瑟夫（Ａｎｄｒｅｗ Ｊ．Ｊｏｓｅｐｈ）及其他地区局保持友好关系，我与他们之间相互尊重，遇有分歧，必要时我登门造访，能顺利地得到解决。由于他们的以身作则，下属官员也很合作。
联合国系统几个大的执行机构与开发计划署共同组成一个司长级的机构间特别工作组（Ｉｎｔｅｒ－Ａｇｅｎｃｙ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工作组的成员名单专栏列入联合国系统高级官员指南，以表明它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工作组由开发计划署副署长布朗召集并主持，通报有关情况，并就技术合作问题交换意见。各执行机构通常由各自驻联合国总部代表参加，技合部由我参加。几乎每次布朗召###议讨论问题，总是伴随着激烈的争吵，多半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的代表埋怨分给它们执行的项目太少，或认为分配不公平。他们往往提高嗓门，态度粗鲁，出现在联合国内部会议上少见的激烈场面。每逢此时，布朗总是心平气和地回答问题，表现出一个高级官员应有的风度和涵养。在大家纷纷伸手要求分得更多项目之时，作为技合部的代表，我当然不能一言不发，给人以我们吃得很饱的印象。不过我摆事实，讲道理，措辞比较温和。一次，我发言后，布朗回答了我的问题之后加了一句“叶先生，技合部得到的项目并不少，分配项目时，我们对该部是特别……”他的这句欲言又止的话曾引起某些与会者的醋意。散会后，粮农组织代表还过来问我，在项目分配上，技合部是如何得到特别照顾的，还问我是否与布朗是老朋友，等等。我当然否认“特别照顾”之说，相反，我对他说，“技合部也是吃不饱的，我们在项目分配方面也有意见呢！”
实际情况是，我任司长的五年中，即使是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初这一段援助资金锐减之时，技合部得到的项目仍不缺少。项目的执行带来了行政费的收入，使我们无断炊之虞，甚至还有盈余。为了促进与开发计划署的合作关系，我也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做出了努力，使技合部与开发计划署确实做到了相互支持。在这方面，双方共同赞助和促成了几次大型南南合作会议，影响深远。
与掌握资金的项目分配权的机构周旋（2）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地区间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会议（南南合作会议）是中国作为东道国，由开发计划署与技合部共同出资举办的。那是联合国首次地区间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会议，我在促成此次合作上起了重要作用。开发计划署以往资助召开的南南合作会议，只局限在一个洲范围内，是地区性的，与会国少，合作项目的规模也不大。但这一次由于有技合部参与共同出资，号召力大，与会国的范围和合作项目的规模都是空前的。接下去，在１９８７年我们两家又在土耳其和突尼斯先后组织了另两次类似的跨洲的南南合作会议。连续三次成功的合作，不仅表现了技合部对南南合作事业的热情支持，也密切了技合部与开发计划署之间的合作关系。
１９８７年１月中旬，在亚太局局长约瑟夫主持下，该局与技合部就下一个五年周期的项目制订和分配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谈判。我和该部自然资源与能源司司长率领人员去参加，为下一个五年期的项目分配作最后敲定。对技合部来说，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谈判。由于我方事先做了充分准备，所提要求恰如其分，不搞庸俗的讨价还价，而且相互关系融洽，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很快达成了双方都满意的协议。１９８７年１月２３日，约瑟夫以他领导的全局官员的名义，分别给我和自然资源与能源司司长写来热情洋溢的感谢信（见附件九），还同时给技合部谢启美副秘书长发来赞扬信。欧洲局局长普林斯（Ｊ． Ｐｅｔｅｒ Ｐｒ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