溉经验感兴趣，派了两名灌溉专家参会。巴西代表团团长巴外交部技术合作司长发表谈话说：“巴西与中国之间加强联系是很自然的。两国各自通过非常不同的道路达到了相似的发展水平，因此有很多互补之处。”
南南合作的特点也是优点之一，是项目的费用比较低。凡参加项目合作的国家，当地费用由本国负担，如涉及大笔开支，则可向国际银行申请低息贷款或信托基金捐助。所需“媒介费”，即专家以及学员所需之国际旅行费用，可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或其他国际机构申请。据开发计划署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日出版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ｔｈ（《南方合作》）公布，中国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项目合作，平均每一项目的媒介费约１１０００美元，而中国此次在北京与其他参加国合作的每一项目的媒介费只有３０００美元。总计，到１９８７年，即大部分项目完成之时，中国约需３５７０００美元，１９８８年约需１３９０００美元的媒介费。此次会议的其他参与国１９８７年需４８６０００美元，１９８８年约需１４４０００美元。从以上可看出，媒介费所需并不大，但项目参与国则受益不浅。
通过此次会议的互通情况，国与国之间在技术潜力方面增进了了解，临时又增添不少合作项目，如：巴西与泰国达成１４个领域的将来合作项目；土耳其与巴西达成１０个，智利与泰国达成８个，巴巴多斯与菲律宾以及印尼也成为新的发展伙伴。菲律宾向牙买加传授藤条生产技术，而后者将为前者培训两名集装箱码头管理人员。
中国政府的组织工作受到好评。会前，中国政府外经贸部将本国能够向外提供的技术能力和本国的需要书面寄送应邀国，以便会上讨论；中国政府会前还派团去一些受邀国访问，进行商谈，足见对ＴＣＤＣ非常重视。会后，中国政府又组织与会代表去上海、杭州参观，代表们称为“学习旅行”，也收到很好的效果。巴巴多斯代表说：“此次中国的ＴＣＤＣ会议非常有用，它提高了人们对ＴＣＤＣ的兴趣，促进了与会国之间更密切的合作。学习旅行不仅很有意思，而且很有教育意义，并使与会者之间及与联合国官员间有更多的接触机会，促进了彼此间更好的了解。这也是相互合作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委内瑞拉团长、委计划部双边技术合作司长维拉哥特（Ｖｅｌａｇｕｔ）说：“ＴＣＤＣ会议非常重要，因为这些会议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相互间寻求解决问题的研究，克服只依靠北边向南边提供援助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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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职权促进南南合作（3）
秘鲁团长、秘国家计划院总局长德·塞布热罗斯（ｄｅ Ｃｅｂｒｅｒｏｓ）说：“我们长时间地讨论一些想法和方法。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成果—项目活动得到落实。这是ＴＣＤＣ的一个转折点。”
据中国官方２００２年７月在因特网上发表的消息，这次会上达成的２０６个项目中，已有１４３个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其中４６个项目的受益方是中国，另９７个项目的受益方是遍布五大洲的２０余个发展中国家。
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区域间ＴＣＤＣ会议非常成功，起到了先锋作用。在它的带动下，其他不同规模的区域间ＴＣＤＣ会议接踵而至。技合部与开发计划署及东道国一起，又先后赞助了两次区域间 ＴＣＤＣ 会议，１９８７年４月１３日至１７日在土耳其，同年４月２０日至 ２４日在突尼斯，都很成功。在土耳其的会议先是在安卡拉，然后到地跨欧亚两洲的伊斯坦布尔举行，有来自亚洲、拉丁美洲及阿拉伯国家２４国参加，达成 ２８８ 个项目协议。东道国政府接待十分热情。后一半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时，我们晚上住在该市的亚洲部分，开会则乘车驶过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到欧洲部分，每天往返于欧亚两洲至少一次，饶有风味。在突尼斯，有来自拉丁美洲、非洲、加勒比地区共１６国参加，达成２１２个项目协议。突尼斯政府全力支持，也很成功。
１９８７年４月，我利用上述到突尼斯参加区域间 ＴＣＤＣ 会议之机，同时去视察农村发展援助项目，受到突政府的隆重接待，并应突方要求举行记者招待会（见附件十三）。法语也是突尼斯普遍使用的语言，记者招待会上，我使用法语，很受欢迎，突报用大篇幅予以报道。突尼斯计划与财政部长４月２１日在会议开幕式致词中说：“叶成坝司长是发展中国家的朋友，又是技术合作进步事业不遗余力的捍卫者。”（见附件十四）突报刊及其他媒体也对我在技术合作方面所做的努力给予赞扬。４月２２日去该国哈马梅特（Ｈａｍｍａｍｅｔ） 省视察项目（见附件十五）时，突方群众夹道欢迎，热烈欢呼，发出的阵阵响声犹如波涛汹涌，排山倒海。陪同者说，这是突尼斯欢迎贵宾的隆重礼节，也是阿拉伯人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时发出的声音。我回到纽约时，突尼斯技术合作总署署长泽格尔（）于1987年5月11日发来电报，对我为促进南南合作事业、为加强技术合作部与突尼斯技术合作总署之间的合作以及为这次成功召开的区域间TCDC会议所作努力表示称赞和感谢。（见附件十六）
上述同一期《南方合作》载文说：“１９８６年的北京ＴＣＤＣ###在历史上拥有两个‘首次’，即：ＴＣＤＣ 特别局首次组织如此大规模的区域间 ＴＣＤＣ 会议；南南合作首次得到联合国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的赞助，该部政策、规划与发展计划司司长叶成坝先生亲自参加了此次###。”（见附件十一）其实，还应加上第三个“首次”，即技合部首次将联合国经常方案预算的一部分用来赞助南南合作。这第三个“首次”也是重要的，因为，此后联合国明文规定可将经常方案资金用于 ＴＣＤＣ？熏在我任满回国以后，该部在这方面的赞助仍在继续。这也许可说是我“利用职权”对南南合作所作的一点贡献吧！
通过这几次ＴＣＤＣ会议，技合部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使该部的技术能力更为人所知。与会代表们纷纷向我提出由该部派人去执行项目的具体要求，从而引来不少供该部执行的国别项目。１９８７年７月在纽约召开的检查ＴＣＤＣ高级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表彰开发计划署和技合部等对南南合作作出贡献的国际机构的决议。埃及等国代表发言中特别赞扬技合部，说有些国际机构对促进南南合作只讲空话，不见行动，而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则用实际行动推动南南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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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发展常系心中（1）
1973年６月我参加第２６届世界卫生大会并经过调查研究之后，曾积极建议我国接受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援助。由于中国当时的历史背景，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我无法理解，一直为此感到惋惜。终于，情况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得以融入国际社会，我们不仅可以接受国际援助，中国籍的副秘书长居然可以领导联合国主持技术合作的一个部！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根据我以往的认识与进入技合部后的切身体会，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接受多边援助在政治上远比单边援助有利：第一，这里没有“施主”或“恩人”，技术援助的捐款由联合国有关机构管理，出钱多的国家并不能有更多的发言权，更不能进行控制，受援国只知道联合国在援助它们，而联合国是不允许以“施主”或“恩人”自居的；第二，受援国不丧失主权，执行援助项目的机构以及派出的专家不得干涉受援国的内政，会员国还可以在联合国的立###上提出意见甚至批评；第三，援助的目的是促进受援国自力更生，免费转让技术是其重要措施之一；第四，通过联合国有关机构为执行项目而安排的出国考察与学习不产生对等一类问题。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因素，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成立从事多边援助的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上任之后，我发现，该部的强项，诸如自然资源与能源、遥感、人口、统计以及公共行政中的审计、税收及财务管理等等，都是我国国内急需吸收国际经验的领域，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这个近水楼台呢？ 因此，只要有机会，我就向国内有关部门宣传，推动我国与该部的技术合作。
双方的合作发展得很快，技合部在它主管的各个领域都同我国有关部门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至我１９８８年年初离任返国的前数年，我国成为该部执行项目最多、每年项目总价值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我司国别规划与评估处的统计，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及１９８６年，该部在中国执行的项目的总投入年均４５４万美元，所执行的项目分布于统计、自然资源与能源、人口、公共行政等领域（不包括用联合国经常方案资金支付的临时派遣的专家咨询及技术合作国际会议的费用等）。
技合部上述为执行我国项目平均每年４５４万美元的总投入占该部同期向世界１５０个受援国执行的项目总投入的４％，是一个名列前茅的百分比。另一方面，从中国的“指示性规划数”（ＩＰＦ）中所占百分比来看，更是占优先地位。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６年这一五年期，中国分得的ＩＰＦ共计１．２２亿美元，即平均每年２４４０万美元。这笔规划数是供我国用于向整个联合国体系数十个技术合作执行机构申请援助项目的全部金额，而技合部就占了４５４万美元，占去中国全部ＩＰＦ的１８．６％，说明了该部执行的项目对我国很有用。
１９８７年年初，技合部在中国执行的项目共１８个，其中能源７个，统计３个，人口７个，公共行政（后改称发展行政）１个。每一项目从开始执行到完成或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