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巴方- 第2部分

　　书中不厌其烦地罗列着无数“又南、又南”、“又西、又西”之类的段落。撇开这些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句子以外，《山海经》还记载了不少奇怪的人物、故事和地名，收录了中国古代神话的一些基本素材，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羿射九日、大禹治水等等，真真假假，龙蛇混杂，十分艰深难懂。

　　《山海经》里的描述，连秦汉时期的人都摸不着头脑。书中记述的内容，和当时中华大地上的山川风物相比较，有的迥然不同，有的似是而非。因此人们断定，《山海经》里这些古怪文字的来源，时间跨度极大，作者非止一人，应该是远在战国之前的作品。这些文字来自何方？有什么目的？又因为什么流传于世？古人留给我们的资料太少。答案，也许在秦始皇一把火烧掉的那一车车竹简里，也许在盗墓贼随手丢弃的那一幅幅绢帛中，没有人能说得清。

　　正因为揣摩不透，也或许是里面记载着太多诡异离奇的东西，所以过去人们往往把它归于神怪一类。记得鲁迅先生写过一篇《阿长与<；山海经>；》，中学课本里曾有收录，里面就提到作者所喜爱的“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

　　然而，随着对《山海经》的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书中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然后向西，再向北，大体描绘了当时中华大地所谓“九州”及其周边的情况。诚如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所言：《山海经》“尽管免不了杂有一些传闻、神话，但基本上是一部反映当时真实知识的地理书”。只是这些“真实”的“知识”至今还未能完全解读。其中对地理风物方面的描述，包括那些“又南、又南”、“又西、又西”之类的句子，绕来绕去头昏脑胀，令人厌烦，但也因此更显得平实可信。对于这样一部无奇不有、无所不包的上古奇书，任何结论都还为时尚早。

　　我们感兴趣的，是载于其《海内经》中的这样一段话：

　　“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单看这句话，一点文采也没有，平白、直露，但又语气从容，勿庸置疑。也正因为它没有文采，我们才可以痛快地排除当初那位不知名的作者可能存在的其它动机，而更多地相信这句话的真实——西南某地有“巴国”，它的臣民是“巴人”！

　　可是，除了“太皞”在人们脑海里还多少有些印象以外，“咸鸟”、“乘厘”、“后照”都十分陌生。是人名？地名？物名？还是某种仪式或活动的称谓？不知道。

　　《山海经》里关于巴国的记载，其实还不止这一句。《大荒北经》里记录了一个怪异的形象：“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海内南经》里还提到夏帝“启”的一个臣子名叫“孟涂”，曾经“司神于巴”，更是一个身份明确的巴人。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在确切的文献中提到“巴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巴人之谜
“巴人之谜”，正在成为当代中国最为引人关注的历史谜团。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巴蜀铜器”出土，巴文化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近些年三峡地区和鄂西清江流域丰硕的考古成果，更使巴人之谜再度成为众目睽睽的焦点——

　　巴人从哪里来？跟我们有关系吗？他们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搅起那么大的风浪，却又最终选择了沉默？曾经的巴国与中原文明之间究竟有过哪些纠缠？它的强盛和衰落又寓示着什么？

　　所幸的是，这个古老的方国并不像亚特兰蒂斯那样虚无漂渺，反而留下了不少线索。它神龙见首不见尾，在公元前316年就已衰亡，为强大的秦国所灭。这一年，孟子57岁，庄子54岁，屈原25岁，西方的柏拉图刚去世31年。从那时起，中国开始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记录历史的制度。因此，《山海经》以后，不论是在晋代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还是在《左传》、《世本》、《史记》、《后汉书》等著作中，我们都能找到巴人的身影。

　　从有限的典籍中我们得知，在公元前人类启蒙时期的漫长岁月，古代的巴人集团至少存在了2000年，他们的足迹可以上溯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夏禹问鼎中原之前即已立国。由他们所建立的巴国曾经雄踞中华，一度“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盛极一时。如果说大西洲的传说还令人将信将疑的话，那么东方的巴人却是真实地存在于远古的中华大地。

　　说也奇怪，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民族，却没有自己的文字记录。是他们的文字没有形成系统，还是对自己的历史没来得及进行书面记录，拟或是有过自己的文字和记录却因为其它的原因没能流传于世？不得而知。古代的巴民族早在秦汉时期就已随着巴国的灭亡而四分五裂，其民族的早期历史在先秦时期的记载中也大多被忽略。散录于其他古代文献中的早期巴族事迹，或只言片语、吞吞吐吐，或怪异离奇、传闻追述，使得巴人的来龙去脉依然迷雾缭绕。

　　有人要问，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曾经短暂出现而又最终消亡的方国、城邦数不胜数，怎么偏偏抓住巴人和巴国不放？就拿西周初年分封诸侯来说，史传“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吕氏春秋&；#8226；观世》），或曰“……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国。”（《荀子&；#8226；儒效》）　，可见当时已是小国林立。再往后一些，单是春秋时期，见于史书的诸侯国名就有一百二十八个！它们为什么都没引起人们太多的兴趣，而唯独一个巴国，在它灭亡两千多年以后，却闹起这么大的动静？

　　解释这个问题多少有些麻烦。因为，这要从中华民族几千年不变的儒家文化背景说起。对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自汉代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撰写历史的一只笔，就无一例外地捏在儒家文化人手里，他们的思想一脉相承，手法大同小异。他们按照自己对文化和文明的认知，对手头拥有的史料进行有意或无意的取舍，只有那些符合儒家伦理纲常的内容才得以传世，可以想象，留给后人的自然就是一个口径一致的历史。而那些不幸被删减的内容，则不得不沦为野史或传奇，任其自生自灭了。

　　这有些像走路。几千年前我们无意间走上一条单行道，然后顺着就一直走下来。单行道很平坦，走起来很舒服。可是很少有人想过，单行道以外的道路是什么样子。历史有没有可能存在另外一个层面，文明会不会还有另外一幅模样？

　　所谓儒家文化，说到底，就是一套符合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儒家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在这样一套框架下，从三皇五帝、中原逐鹿，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从最初牵强附会的禅让到后来图穷匕现的篡权，乃至再后来的诸侯争霸、七国归秦，以及几千年挂在嘴上且铭于五内的仁义道德、三纲五常等等，这些中原文化的正统思想都有了统一的合乎儒家逻辑的解释，儒家的史论终于站住脚跟，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度的最厉害的思想武器和最持久的文化内核，甚至二十世纪以后西方传过来的唯物史观，也不得不迁就中国的传统。

　　不信你就去看看号称“信史”的《史记》吧！从黄帝轩辕氏开始，到始皇帝嬴政，中间的时间跨度近三千年，司马迁先生居然还能找到他们之间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秦始皇嬴政的先祖，是黄帝轩辕氏的嫡孙高阳（“五帝”之一的颛顼帝）的一个女性后代。说是某年春天，这位名唤“女修”的小姑娘正在织布，天上飞过一只燕子，飞着飞着忍不住下了个蛋，巧得很，小姑娘也刚好仰起头、张开嘴，这枚有趣的蛋就划了一道美妙的弧线，不偏不倚正好掉进她的肚子里，于是孕育了堂堂始皇帝的始祖“大业”。要说这故事并不新鲜，和商汤的始祖“契”的诞生是同一个版本，是司马迁把《诗经&；#8226；玄鸟》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描写，照搬到了女修身上。

　　司马迁这样编故事的目的，说白了，也就是想以血统的合理性来证明这些政权的合理性而已。到了汉高祖刘邦，实在和黄帝炎帝扯不上关系了，太史公就编出他的母亲刘媪“尝息大泽之彼，梦与神遇”（曾经在水边做梦遇见天神），“蛟龙于其上”。老太太年轻时居然是和谁也没见过、但谁也不能不敬畏的“蛟龙”发生过*，这才生下了刘邦。刘邦是正版“龙种”，自然天命所归！有了这个故事作背景，于是自刘邦以后，中国皇帝便以“龙”自居，号称“真龙天子”。“龙”这种想象中的动物，从此被推上了神坛，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

　　凡此种种，正因为儒家文人对历史的主观干预，精心构筑了以人伦为主线的华夏文化体系，凡是不符合这一套评价标准的非“夷”即“蛮”，人们终于逐渐淡忘了文明传播的其它可能的路径。

　　“敬天法祖”、“尊王攘夷”这些儒家观念，为战乱不息的古代中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思想体系和伦理秩序，其进步意义不言而喻。但对于所谓“蛮夷”，未免不公！

　　因为除了儒家史论提供的这条线索之外，文明是可以另僻蹊径的。在另一条平行的线索上，它可能和中原文明有重合，有冲突，有交汇，但总体而言，它采取的是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是教科书上没有的方式。你看如今中东地区以石油为核心的资源经济模式，和世界上其它老老实实经营工业、农业的国家相比，就另类得让人有些眼红。

　　巴文化就是这样。它不属于我们熟知的炎黄文化和周天子的嫡系，也和书本上经常提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