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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上京属于前者，而丽江则属于后者。
丽江位于云南西北部，距昆明约一千两百余里。关于这座城市的建设时期，各类史书中均没有确切的记载。在唐朝时，丽江曾称丽水，但那并不是指一座城，而是指金沙江与澜沧江之间的大约六百平方公里区域。这是纳西古国的版图。那时的纳西王，显然还没有一座像样的城堡。据《云南通志》记载：古时这一片区域只有一个土官衙门，设在通安，在现在的丽江城东面三里。忽必烈革囊渡江来到这里，丽江城还不存在。《丽江府志略》记载，丽江县的设置是在阿甲阿得归顺朱明王朝的1382年。由此推断，丽江城的建造不会早于洪武十五年。两年后，朱元璋又给已更名为木得的阿甲阿得颁旨：
朕设爵任贤，悬赏待功，黜陟予夺，俱有成宪。惟蛮夷土官，不改其旧，所以顺俗施化，因人授政，欲其上下相安也。乃者命将入黔中，土官木得，世守铜川，量力审势，率先来归；复能供我刍饷，从我大兵，削平邓川三营之地；献岁之初，万里来贡。似兹忠款，宜加旌擢，今授中顺大夫、丽江府知府。
从这道圣旨推知，木得已完全服从了中央政权的领导，他不再是纳西王而是帝国官员系列中的一名知府，所不同的是，他的知府职位可以世袭。应该说，这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方面，是朱元璋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民族政策，即“惟蛮夷土官，不改其旧，所以顺俗施化，因人授政”。这短短几句话，细究起来，可谓内容丰富：不改其旧，就是给予民族自治的优惠政策；顺俗施化，就是在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基础上，施以教化，让其学习中原文明；因人授政，则表明了中央政权的原则和立场，被任命的土官，必须与朝廷同心同德，否则，给授的官职不但可以收回，而且还必须接受处罚。这方面的例子，在明朝并不在少数。如洪武二十五年，建昌卫（今西昌）土司月鲁帖木儿造反，想脱离王朝独立，柏兴州土酋贾哈刺跟着起哄。官军立刻前往围剿，两人皆被诛杀。两处的世袭土官也从此革除，改任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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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少数民族政策
羁縻与因俗施化：明朝的少数民族政策
在总结前朝民族政策的得失而建立起来的明代土司制度，可谓完备。《明史·土司传》明载：“汉武置都尉县属，仍令自保。此即土官土吏之所始欤！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
我认为，这段论述并没有朱元璋给木得的第二道圣旨那样雍容大度。作为民族政策，“然其道在于羁縻”与“因俗施化”这两句话有着质的不同。前者立足于控，而后者着意于导。控字当头，彰显的是武力；导字当头，提倡的是文明。作为大一统的国家，中央政权没有威严不行，但一味地杀气腾腾，对反抗者只会镇压而让其威服。恩威并济，则是朱元璋民族政策的两手。
在整个明朝，木氏家族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一直良性地发展。按《纳西族史》的说法：“明王朝依靠木氏土司加强了对滇西北的统治；木氏土司也在明王朝支持下，不但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也造就了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
朱明王朝对忠于中央政权的木氏家族，的确呵护有加、优渥礼遇。终明一朝，见之于记录的赏赐有二十八次之多。1383年，阿得刚一归顺，朱元璋就亲笔题写“诚心报国”四字，制成金腰带赐给他。阿得投桃报李，多次带领自己领导的“义兵”协助官军前往围剿反抗朝廷的另外一些少数民族部落。
研究丽江在整个明朝的发展情况，与其说是“羁縻”手段的作用，倒不如说是“因俗施化”的政策导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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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天堂的要求建造的城市
今年的八月末，我曾对丽江古城有过一次短暂的访问。一出机场，便看到机场停车坪外矗立的一块巨型广告牌，上面绘有著名导演张艺谋的大幅画像。丽江市政府着力宣传张先生执导的大型山水歌舞剧《丽水金沙》。同样的广告牌，在丽江市内，我也见到。看来，丽江市政府希望借此来提高这座古城的知名度。这种做法虽是善意的，却不见得妥当。因为丽江已不需要作任何的宣传，古城里早已人满为患了。
丽江古城地处滇西北高原，海拔有二千四百米，是一座典型的高原城市，或者说，它是一座高原的水城。同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北方泉城济南相比，这里水脉更旺；同河街栉比、扁舟往来的江南水乡苏州相比，这里流波更为洁净。是夜，走进古城一间“纳西人家”的餐厅吃饭，看到窗外的古树清波，闻到略含一点辣子味的潮润沁甜的空气，我的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了。餐后上街漫步，看到一条条穿过明清风雨的街道，我再一次觉得木氏家族值得丽江人民永世纪念。因为，自阿得归顺朝廷并更名为木得之后，六百余年，丽江没有遭到任何战争的蹂躏与洗劫。
丽江在木得手上始建。他在《木氏宦谱》上被称为第七代，但改姓木后，他则成了第一代。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第十七代土知府木兴去世，丽江在木氏家族手中完整地统治了三百三十多年。这漫长的三个多世纪，既是木氏家族的辉煌期，亦是丽江古城的发展期。
历代木氏家族的统治者们，在保留纳西族文化风俗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先进的汉文化，不同文化的交融与演绎，使丽江古城充满了活力与魅力。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说过一句话：“风俗自下而上，风气自上而下。”这自上而下，便是朱元璋所说的“因俗施化”的过程。木氏家族的统治者们，都心仪汉文化，问政之余，以吟诗作赋为胜事。前面所提到的木公，生性骁勇，一生打过很多次胜仗，因军功屡受朝廷嘉奖，亦雅好吟咏，与当时流放云南的大才子、状元杨慎保持着很好的友谊。杨慎编选过一本木公诗集，定名为《雪山诗存》。这本集子，即便放在同时代汉族诗人行列中，亦毫不逊色。
在丽江逗留期间，我曾专门前往参观了被徐霞客誉为“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的木府。这座背靠黄峰、面临玉河的庞大建筑群，不但是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土司府，亦是丽江古城繁华兴盛的见证。站在黄峰的楼阁上，我俯瞰十万烟灶的古城，眺望远处逶迤的玉龙雪山，心中忖度：当一个城市的命运与一个家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城市或许是幸运的。因为，建设它的人同时也是要居住它的人。你想住在天堂里，你必然就会按天堂的要求来建造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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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宰相之杰”的争论（1）
我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问世之后，张居正这个名字逐渐为世人熟悉。其实，这个名字在历史学界从来都没有被忽略过。褒奖他的人很多，反对他的人亦不在少数。自他死后四百余年，对他是非功过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攻击他的人，说他是“权臣”、“贪官”，赞扬他的人，称他是“宰相之杰”。明代留下许多令人不明白的问题，这大约是最能刺激人心的一个了。作为《张居正》一书的作者，我无法回避上述论争。在这里，我想就权臣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看法。
所谓权臣，就是使用了不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力。的确，历史学界一直说他是权臣。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钱穆等，写过很厉害的抨击文章。也有人写文章反驳，如湖北浠水人徐复观先生曾撰文严加批驳，批得最厉害的是黄冈的熊十力先生。两人都是新儒学大师，道德学问都有很大影响。1950年，熊先生作《与友人论张江陵书》，对张居正的功绩及为人作了全面的肯定。但是如果我们读官方修纂的《明史》，就会发现，对张居正的评价虽然是积极的，但还是批评他“威柄自操，几于震主，卒至祸发身后”。《明史》是由康熙朝的桐城人张廷玉主编的。张廷玉在修《明史》时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必须要摸清圣祖玄烨的历史观。玄烨与明神宗有相似之处，也是少年登基，大臣辅政。辅助玄烨的大臣叫鳌拜。这个鳌拜很跋扈，全然不把玄烨这个少年天子放在眼里，因此玄烨受了很多屈辱。他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后，便设计铲除了鳌拜。张廷玉在修《明史》时，不能不顾及玄烨的这段经历，因此将张居正与鳌拜同等对待，定位为权臣，加以贬低。由此可以推断，我们今天读到的《明史》是玄烨的历史观，如果据此论述明代的人和事，就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玄烨的思想、立场和史学观。关于张居正，玄烨曾说过一段话：“彼时主少国疑，使君不朝纲独握，则道旁筑室，谁秉其成？亦未可以揽权罪居正。”从这里看，玄烨对张居正还是肯定的。但张廷玉深谙帝王术，知道皇帝哪一句是场面上的话，哪一句是心里话。在他看来，玄烨的这一段是场面上的话。
张廷玉有此心态，并不难理解。在古代，中国的文人，要想发挥作用，只能依附于皇权，培养自己的侍妾心态，妾的特点，不仅仅是小鸟依人，还要有以色侍人的上乘功夫。文人的才如女人的色，是可以出卖的。唐诗人朱庆馀写给张籍的一首诗，专道这种侍妾心态：“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邀宠于公婆与邀宠于皇帝，理出一辙。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文人与女人的心态都不太健康。在这样的一种人文环境中，张居正要想得到公正的评价，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从与张居正同时代的一些笔记文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对张居正的积极的肯定的评价，在这里举三个例子。
一个是邹元标，这位江西吉水人，在万历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