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病中感怀》这首诗。
尽管杨慎对世宗内心痛恨，但到死也不敢公开指骂，只是说“迁谪本非明主意”，而将自己一生的悲剧，归结到“网罗巧中细人谋”。这细人，就是桂萼、张璁之流。
如果我们试图找出世宗一朝最有代表性的事件，那么，杨慎的悲剧或可入选。
世宗与杨慎，一个是皇帝，一个是状元；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老师；一个代表政统，一个代表道统。两个人都拒绝和解，拒绝屈服，都在与时间拔河，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不幸的是，杨慎比世宗大了十七岁，年龄上不占优势。他病死戍所后，世宗还当了七年皇帝才离开人世。
1566年，世宗的儿子朱载垕继承皇位，是为穆宗。他登基当年，便给杨慎平反，追赠光禄寺少卿。平反书中载明是“奉遗诏”，意思是说给杨慎平反是世宗的遗旨。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政治策略，明眼人一看便知。
杨慎在晚年写过一首诗《毕节见滇老妓》：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白首话青春。
不须更奏琵琶曲，司马青衫泪满巾。
作为后代文人的我，看到这首诗心中创痛。一个文章盖世的状元，却只能在穷乡僻壤与一个花容不再的老妓女一起叹息命运的无常。这说明了什么呢？感慨唏嘘，感慨唏嘘！
来自魏忠贤的构陷
天启五年（1625）四月的某一天，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将大理寺丞徐大化找到自己的值房面授机宜。要他借熊廷弼案，对杨涟、左光斗等六人实行栽赃。当天晚上，徐大化就写出弹劾杨涟等六人的奏章，第二天送至御前。
魏忠贤本是河北肃宁县一个混混，在当地小有名气，后来因赌博输得精光，竟到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地步。万般无奈，只得自阉，托人走后门，入宫当了一名小火者。现在，我们将净身入宫服务的人，统称为太监。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真正的太监，是指那些有权有势的内侍，而大量的阉寺，只能称作火者。
魏忠贤入宫时，可能是贿赂了管事太监，被分配到熹宗母亲王才人的门下当厨子。他一生的转机由此开始。王才人因病早死，熹宗由乳母客氏养大。魏忠贤与客氏勾搭成奸。熹宗是神宗皇帝朱翊钧的长孙、光宗的儿子。光宗登基不到一个月就死掉。熹宗继位时十六岁，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因为客氏的鼎力相助，魏忠贤在熹宗面前日渐受宠。到了天启三年，他已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九千岁”，不但在宫里头一手遮天，就连权力中枢的内阁也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如果把仁宣与光熹这两个时代作一个比较，就会找到明代由盛转衰的轨迹。仁宗是成祖朱棣的太子，登基不到十个月就死去，他的儿子宣宗继位，享了十年国祚；光宗是神宗的太子，登基不到一个月就一命呜呼，他的儿子熹宗继位，当了七年皇帝。这两次传承，仁宣是由复苏走向大治；光熹是由衰败走向大乱。宣宗虽然好玩蟋蟀，但对国事非常用心，而且内阁六部大臣，几乎全都是君子，所以国家才产生升平气象。熹宗却不一样，他登基之前，他的爷爷神宗皇帝已近三十年不上朝，阉寺之祸与朋党之乱已经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他登基之初，是个什么也不懂的毛孩子，坐稳龙椅之后，对国事没有任何兴趣，却迷恋上了木工，一天到晚在紫禁城里拉锯子推刨子弹墨斗线，做个官帽椅罗汉床什么的颇有心得，对大臣呈进的奏章却懒得看。大奸大滑的魏忠贤就是钻了这个空子，把批览奏章的权力揽到自己手上，成了实际的皇帝。由于他的淫威，一批正直的大臣被罢黜，而换上了供他驱使的一批小人担任要职。大理寺丞徐大化便是其中一个。
大理寺负责审理案件，类似于今天的法院。大理寺丞是该衙门的主要负责人，正三品。魏忠贤为何要徐大化诬陷杨涟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魏忠贤二十四宗大罪
杨涟首触凶焰：列举魏忠贤二十四宗大罪
杨涟是湖北应山县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万历四十八年神宗皇帝去世时，他担任的职务是兵科右给事中。这是个八品的职位，相当于今天的正处级。明末发生的梃击、红丸与移宫三大案，杨涟是后两案的积极参与者。这三大案都关系到政权的更替，既是皇帝家事，更是国家大事。杨涟官职虽小，但活动量很大，且身上有一股正气。光宗与熹宗的顺利继位，都有他的功劳。光宗很器重他，病危时，还把他叫到病榻前，与内阁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燝、韩爌等大臣一起同受顾命。在明代，顾命大臣具有极高的威望。所谓顾命，就是前任皇帝的遗嘱执行人，肩负辅佐新皇帝的重任。《明史》言杨涟以“小臣预顾命感激，誓以死报”。从此，杨涟把辅佐熹宗当作自己的神圣任务。
偏偏熹宗不争气，不想当皇帝而想当鲁班的徒弟，喜欢做木工活。天启元年，因移宫案的争论喋喋不休，熹宗将双方的领头人杨涟与贾继春同时罢黜。杨涟当了不到一年的草民，又于次年重新起用，任礼科都给事中。都给事中是一把手，右给事中是副手。原来，熹宗心里还眷顾着杨涟，待移宫案风波平息，他就逮着机会给杨涟升官。在礼科都给事中任上不多久，又升任为太常寺少卿。第二年即天启三年的冬天，再次升职为左佥都御史，过罢春节，又超擢为左副都御史。都察院管理天下言官，与六部平级，一把手的职位叫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属正三品，为都御史的副手。从万历四十八年秋的八品兵科右给事中到天启四年春正三品的左副都御史，杨涟只用了三年时间。到此时，杨涟不再是“小臣”，而是变成了朝廷的股肱。
如果杨涟贪恋禄位，即便不肯与阉竖同流合污，只需对朝廷发生的乱象作壁上观，他也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杨涟生性耿直，始终不忘顾命大臣的神圣责任，对朝廷中任何干扰善政的恶势力，都想遏制与铲除。
就在杨涟升官的天启三年，魏忠贤已是淫焰灼人。当时，朝廷善恶两股势力旗鼓相当。杨涟、赵南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皆任要职，凭借手中权力抑浊扬清，广植善类。魏忠贤则搜罗党羽，凌辱公卿。但是，这种均势是暂时的，因为魏忠贤控制了皇帝。虽然杨涟等赢得了民心，但在专制时代，谁都知道民心轻如鸿毛而皇权重于泰山。
严重的危机感促使杨涟采取行动。天启四年六月，杨涟在作了充分的调查取证之后，向熹宗上了一道弹劾魏忠贤的奏章，内中列举了魏忠贤二十四宗大罪，奏章结尾这样写道：
凡此逆迹，皆得之邸报招案，共长安之共传共见。非出于风影臆度者。忠贤负此二十四大罪，惧外廷之发其奸，杀者杀，换者换。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惧外廷之发其奸，逐者逐，锢者锢。外廷又皆观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种无识无骨苟图富贵之徒，或攀附枝叶，或依托门墙，或密结居停，或投诚门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无所不至。内有授而外发之，外有呼而内应之。向背忽移，祸福立见。间或内廷奸状败露，又有奉圣客氏为之弥缝……故掖廷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积重之所移，积势之所趋，亦不觉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贤。且如前日，忠贤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驰请，一切票拟，必忠贤既到，始敢批发。嗟嗟天颜咫尺之间，不请圣裁而驰候忠贤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势至此，尚知有皇上耶？
这篇奏章洋洋洒洒，痛快淋漓。只看文字，就知道杨涟是何等的血性男儿！在明代，外廷大臣与内廷太监争斗，几乎就没有成功的例子。前朝的大太监汪直、刘瑾，虽作恶多端，但弹劾他们的官员，轻者贬斥，重者坐牢戍边。最终让他们倒台的，多半是因为发生了内讧或用非正常的手段促使皇帝下令诛除。杨涟身为言官，对这些朝廷掌故应该说烂熟于胸。但出于对朱明王朝的责任，对社稷苍生的忧患，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豁出一条命来，也要把魏忠贤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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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法”与小人之“术”
君子遇到危难求助于法，小人遇到危难求助于术，这大概就是善恶的区别。当杨涟求助于“法”时，魏忠贤便以“术”待之。
却说魏忠贤得知杨涟写了奏章弹劾他时，顿时吓出一身冷汗。虽然他觉得自己与客氏串通起来，可以偷梁换柱指鹿为马，但对杨涟却又不得不存一份小心，毕竟杨涟是顾命大臣，熹宗对他抱有一份好感。如果让杨涟亲手把奏章递到熹宗手上，这证据确凿的二十四宗罪可能会引起熹宗的警惕。因此，魏忠贤听信爪牙的主意，不让熹宗与杨涟见面，更不让熹宗看到杨涟的奏疏。
杨涟是赶在熹宗早朝的头一天写完奏疏的，准备上朝时送达御前。但是，熹宗突然宣布免朝。杨涟的希望落空。这时，宫廷内外都知道杨涟写了这么一道奏疏。杨涟担心夜长梦多，立即决定到会极门投帖。明朝故事：大臣凡有急事奏禀皇上，可不必通过政司而直接到会极门投送。值门太监拿到奏疏后就会立即送往乾清宫，不得耽搁。凡误事者必受严惩。杨涟的想法是，先让熹宗看到奏疏，第二天早朝时再当面揭露。
但是，杨涟的计划再一次落空，会极门当值太监把他的奏疏直接送到了魏忠贤手上。魏忠贤目不识丁，听秘书念完这篇奏疏，心中又恨又怕。于是，一连三天，他阻止熹宗上朝。须知皇帝早朝视事是亲政的一项措施，六部九卿大臣都是趁此机会禀报政事领取诏旨。熹宗多日不早朝，引起外廷大臣的种种猜测。眼看完全让熹宗呆在乾清宫不出来无法向外臣交待，魏忠贤又改变主意，他亲自陪同熹宗早朝，并派数百名带着枪械的大内锦衣卫站在丹墀之下，把皇上与大臣隔开，又事先告知殿前传奉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