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婚姻内幕- 第5部分

　　不过，随着知青年龄渐长，回城无望，认命情绪与日俱增，与当地农民自由恋爱的事也渐渐多起来。

　　这是一个极典型的与农村青年恋爱结婚的事例。

　　我和她的姐姐相识相敬，称她姐姐为高大姐，那么称她就是高二姐了。她的故事就是听大姐说的。

　　大姐家在天津，父亲是康生一手制造的“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最早的受害者。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心血来潮，到图书馆解放前的旧报纸中找批斗对象，竟翻出一个三十年代的“###启事”，签名者六十一个人，其中一个人正是他们的党委书记，而这六十一个人中只有这个书记没改名换姓。这个书记就是大姐的父亲。

　　大姐一直说她爸爸太书生气，才招来这场祸。

　　大姐的父母被监禁起来，大姐和弟弟妹妹也被软禁在家，出门要交待去向，回归要交待来踪。大姐忍受不了这种失去自由的生活，带着弟弟妹妹去了内蒙哲盟草原。

　　大姐的父亲一下失去了精神支柱。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将一瓶盐酸撒在老人的头上，这位1930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忍受不住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当着数百人的面，仰首挺胸走进校园的湖水里，一直走到水没头顶的地方，再也没走出来。

　　大姐不止一次含着泪对我说，她后悔不该在那时离开父亲。

　　大姐变得愈加低沉郁闷，而二姐却很开朗，或许只是一种认命的开朗，但在人们面前总让人感觉不出是个家破人亡的姑娘。

　　二姐说大姐理想幻想不分，而她则是个现实主义者。她最现实的行动是大胆地追求了村里一个年青的木匠。开始是偷偷的，其实村里人都嚷遍了，只瞒着大姐。

　　“我真傻呀，”大姐对我说，“那天下工，村里人遇见我都向我道喜，我问道什么喜？他们说，你妹妹明天办喜事呀。我骂他们缺德。他们笑着说，你才缺德呢，做姐姐的对妹妹的事一点儿不管。”

　　“你真的一点儿不知道？”我问。

　　“可不真的不知道。他们把我骗了。我曾对弟弟妹妹说过，爸爸的问题没解决，谁也不许结婚。”

　　大姐接着给我讲：

　　她跑回集体户，正见二姐收拾东西，拉起她问结婚的事，二姐点了点头。

　　大姐哭了，抱住二姐劝她别自暴自弃。二姐趴在大姐的身上像静静的小溪一样无声地流着泪。

　　大姐火了，将二姐推开，骂她没良心，把爸爸都忘了。二姐任大姐骂，她说她认命了。

　　大姐无奈，哭够骂够了，抹干了泪又点起油灯，为二姐张罗第二天的婚事。

　　我见到二姐时，二姐已生过两个孩子，看到她那通红粗糙的脸庞，那一身土气的农妇衣装，我说不出是崇敬还是悲哀。我们坐在一起彼此都很沉默，我感受到沉默中的她，眉宇间埋藏着很深很深的压抑。

　　大姐的母亲九死一生，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女儿。当时我正和大姐在通辽师范学院学习。那天天不亮，二姐的爱人就赶着毛驴车从百里外进城接老太太。老太太是延安干部，看着女婿不说不笑的憨厚相，脸上冷莫多于喜悦。可走了一趟亲家再回到通辽市后，那脸上便都是笑容了。她说她没想到二姐家的屋子那么亮堂，没想到屋里的家具那么多那么好，没想到女婿那么老实能干。她说她放心了。

　　我也笑了，可心里更感到阻塞，像有一块顽石坠在胸中，吐不出，化不掉。

　　保加利亚伦理学家瓦西列夫在他的《情爱论》一书中将配偶的选择标准划分为五大类二十五项，详尽之至令少男少女读后春心骤醒茅塞顿开。只可惜他的一切论述都是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上的，对于中世纪的女人，感情世界也只有像大江上的一片落叶，无底无根，随波逐流罢了，哪有什么爱情的选择？

　　那么知青呢？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未七十年代初中国年轻的城市知识分子与知识层次生活习惯相差甚远的农民结合，是社会的进步还是社会的倒退呢？

　　瓦西列夫在谈到“下层”社会集团与“上层”社会集团的男女结合时说：“这些‘下层’社会集团的男子或女子必然具有特别可贵的品质，否则很难解释……这种高攀的现象。”那么知青与农民的婚姻中，有多少农民可贵的品质可以使知青摈弃社会阶层的障碍呢？

　　实际上在这种婚姻中，引发情爱的生理与社会诸因素在知青一方是不存在的。

　　人们不会忘记闻名全国的“遇罗锦离婚案”。无论遇罗锦现在的行为怎样，她的婚姻悲剧毕竟是一个历史的影子。她在谈到嫁给第一个丈夫时说：虽然她是个右派的女儿，现行反革命的妹妹，可还得活着。

　　活下去毕竟是人生的第一欲望。

　　上述知青对婚姻的抉择，实质上只为一个“活着”，因为她们的社会地位在文革中早已远远低于有着贫下中农成份的农民，她们实际上是在被农民所挑选。

　　我相信，有着如此遭遇的知青朋友看到我的文字一定在流泪。

　　我相信，从恶梦中醒来的知青一定在骂我，为什么又让她们想起那不堪回首的昨天。

五、结婚扎根
五、结婚扎根

　　两朵蓝色的山茶开了

　　从冻土中挣出

　　为了让太阳生辉

　　它们却很冷

　　将她们比做维纳斯神庙的圣妓是最恰当不过的。

　　我是说，知青和农民的结合不都是被动的。

　　我是说，这种结合必定要戴上一只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环。

　　我是说，结婚只是为了完成一个政治目的，那人还是人吗？

　　我是说，这本是一种残酷，却被人虔诚地膜拜。

　　她太有名了，我不能详尽介绍她。

　　1966年，她在文革中进行徒步革命大串联时路过这个村子。她在这儿住了几天，搞了一番社会调查。这儿生活太苦了，贫下中农根本没真正翻过身。告别时，她对村里的贫下中农激动地说，将来她一定到这儿和他们一起改变这里的面貌。

　　两年后她真的扛着行里来了。

　　我相信她绝对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献身毛泽东倡导的一种事业。令人遗憾的是，全国的舆论工具将她的行动输入了政治内容，甚至提高到“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地步。在那左倾政治狂热的年代，这种宣传立即鼓动起有着同样政治狂热的青年学生的热情，以她为榜样奔赴农村。

　　出乎她的意料，她处在了政治的旋涡中，不得不在农村时常做出新的举动，来维护她的知青榜样的形象。

　　江青有句名言，叫做“坚持农村的伟大胜利”。这句文理不通的话对知青的鼓动性极大。

　　下乡时，她在屋前种了棵“扎根树”。

　　一天老乡问她：“你要在乡下住一辈子？”

　　“当然。”

　　“俺不信，咋不成家？不在村里找婆家早晚要飞。”

　　“……”她梗语了。

　　夜里躺在床上她才突然想到自己已是二十多岁的大姑娘，到了不能不解决婚姻问题的年龄，否则便没人相信她扎根农村的誓言。

　　她瞄准了一个小伙子，很快与他结了婚。

　　舆论界又是一阵大吹大擂。“典型”又创造了“新经验”。“结婚扎根论”诞生了。

　　如果她像那位为揭开黑猩猩之迷，中学毕业只身进入非洲雨林的英国姑娘珍尼&；#8226；古多尔一样，默默地去，默默地工作，默默地取得成果，又默默地被世人发现，那她的个人和社会价值就会另当别论了。可惜，她的行动还没实施便被染上了政治色彩。

　　她只有很累很累地活着。

　　她是个天津姑娘，中等个，圆脸，从没穿过艳色的衣服，极少妩媚，也没有异性的追逐。其实她的眼睛很大，若没有草原风沙的吹打，她会很白很美。

　　先她下乡的同乡姑娘张勇莫名其妙地淹死了，有人说是反动牧主杀害的，但找不到这样的牧主；又有人说是救羊失足落水的，也没人做证。好在她有一本写了没几天的日记，里面有不少毫言壮语，于是被笔杆子端到报纸上，一下成了国家级的知青榜样。

　　人们誉她是第二个张勇，其实她比张勇的事迹多得多，日记也记得多，尤其豪言壮语，比张勇有文采多了。无论白天干活多累，睡觉前她都要在油灯下读一段毛选。她在荒漠的草原上一人扬鞭赶着几百只羊放牧。一天死了两只，为此，白天在草原，晚上在油灯下，她捧着毛选学了两天两夜，像梳虱子一样在书中找为什么会死羊的答案。她终于认识到，这是因为自己没有像贫下中牧一样更忠于毛主席。其实贫下中牧放的羊不比她死得少。

　　三年后她入了党，做了旗党委委员，公社副书记。

　　她也种过扎根树，但到了这份儿上，牧民是不敢问她婚姻大事的。哪个牧民敢讨当官的做老婆。

　　可她是知青的典型，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在向知青做经验报告时，不能不涉及到婚姻观的问题。她感到有压力，爱情和政治在心的天平中相互不断加着砝码。

　　终于有一天，她郑重地向组织宣布了她的择偶三条件：

　　1．必须是真正的贫下中牧。

　　2．必须是党员。

　　3．必须是复员军人。

　　政治压翻了她的心枰。不会有人说她不扎根农村了。可她还是没逃脱瓦西列夫的理论，因为她的第三个条件明显是为了和未来的丈夫在思想和生活上有更多的接近和理解。

　　遗憾的是，她的婚姻史没有给她带来太多的荣誉她便消寂了。原因出自她要做一只草原上真正的鹰，像男人一样骑马飞起来。她从马上摔下来，没死，但残了。

　　她的肉体从马上掉下来的那一刻，她的政治生命也随之完结。她再不能参加学大寨运动，也就再不能做知青的典型。人们的挽惜声刚落，她便从草原上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