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的规劝，并没有止住婶子对大花瓣儿的叫骂。梅阁常在这时躲进自己屋里对着炕角流眼泪，只想着自己的软弱，软弱得连婶子也说不服。要克服这软弱，还得求主帮助。这时只听爷爷西贝牛在院里没有人称地喊：“还不出来给牲口煮料，人吃饱了，还有牲口哪！”
随着西贝牛的喊声，梅阁就听见开门出来煮料的又是婶子。煮料是把黑豆和高粱一起放在锅里煮。喂牲口的人要把煮熟的料和切碎的干草拌起来给牲口吃。西贝家人吃得饱，牲口也吃得饱。片刻，风箱响起来，煮熟一锅料，比做一顿饭也不省工夫。西贝梅阁伴着风箱“夸嗒、夸嗒”的响声睡着了，西贝家也从黄昏进入黑夜。
２
笨花村的黄昏不只属于西贝家，那是一整个笨花村的黄昏。
黄昏像一台戏，比戏还诡秘。黄昏是一个小社会，比大社会故事还多。是有了黄昏才有了发生在黄昏里的故事，还是有了黄昏里的故事才有了黄昏？人们对于黄昏知之甚少。
笨花村的黄昏也许就是从一匹牲口打滚儿开始的：太阳下山了，主人牵着劳作了一天的牲口回村了。当人和牲口行至家门时，牲口们却不急于进家，它们要在当街打个滚儿。打滚儿是为了解除一天的疲劳，打滚儿是对一整天悲愤的宣泄。它们在当街咣当一声放倒自己，滚动着身子，毛皮与地皮狠狠磨擦着，四只蹄脚也跟着身子的滚动蹬踹起来，有的牲口还会发出一阵阵深沉的呻吟。这又像是对自己的虐待，又像是对自己的解放。这时牵着牲口的主人们放松手里的缰绳，尽心地看牲口的滚动、摔打，和牲口一起享受着自己对自己的虐待和解放，直到牲口们终于获得满足。大多有牲口的人家，门前都有一块供牲口打滚儿的小空地，天长日久，这个小空地变作一个明显而坚硬的浅坑。西贝家和向家门前都有这样的浅坑。
牛不打滚儿，打滚儿的只有骡子和驴。
西贝家牵牲口打滚儿的是牲口的主人西贝牛或者他的大儿子西贝大治。向家牵牲口打滚儿的本应该是牲口的主人，年龄和西贝牛相仿的向喜，或者向喜的大儿子向文成。但向喜和向文成都不牵牲口打滚儿，他们各有所忙。家里养牲口，他们却离牲口很远，只把牲口交给他们的长工，长工倒成了牲口的主人。
打完滚儿的牲口故意懒散着自己从地上爬起来，步入各自的家门，把头扎进水筲去喝水。它们喝得尽兴，喝得豪迈。再小的牲口，转眼间也会喝下一筲水。
向家的两匹骡子在门前打完滚儿，进了家，喝光两筲水，显得格外安静。它们被任意拴在一棵树上，守着黄昏，守着黄昏中的树静默起来。再晚些时候，长工才会把它们拴上槽头喂草喂料。
牲口走了，空闲的街上走过来一个鸡蛋换葱的，他们以葱换取笨花人的鸡蛋。以鸡蛋换葱的买卖人并非只收鸡蛋不收钱，因为村里人缺钱，卖葱人才想出了这个以物易物的主意，笨花有鸡蛋的人家不在少数。久而久之，卖葱人反而像专收鸡蛋似的，连吆喝也变得更加专业。他们推一辆小平车，车上摆着水筲粗细的两捆葱，车把上挂个盛鸡蛋的荆篮。他们一面打捋着车上的葱脖儿、葱叶，一面拉出长声优雅地吆喝着：“鸡蛋换……（呜）葱！”随着喊声，来换葱的人陆续出现了，她们大多是家里顶事的女人。女人在手心里托个鸡蛋，鸡蛋在黄昏中显得很白，女人倒显得很模糊。她们把洁白的鸡蛋托给卖葱人，卖葱人谨慎地掂掂鸡蛋的分量，才将鸡蛋小心翼翼地放入荆篮。一个鸡蛋总能换得三五根大小不等的葱。女人们接过葱，却不马上离开，还在打葱车的主意，她们都愿意再揪下一两根车上的葱叶作为“白饶”。卖葱人伸出手推挡着说：“别揪了吧，这买葱的不容易，这卖葱的也不容易。”买葱的女人还是有机会躲过卖葱人的推挡，揪两根葱叶的。她们攥紧那“白饶”的葱叶，心满意足地往家走，走着，朝着“白饶”的葱叶咬一口，香甜地嚼着，葱味儿立刻从嘴里喷出来。女人拿鸡蛋换葱，揪卖葱人两根葱叶显得很自然。
一个卖烧饼的紧跟着卖葱的走过来。这是邻村一位老人，他步履蹒跚，硏个大柳编篮子。一块白粗布遮盖着篮子里的货物，这盖布被多油的烧饼浸润得早已不见经纬。老人喊：“酥糖……（）烧饼！”老人篮子里有烧饼两种，代表着当地烧饼的品种和成色。这里的烧饼以驴油作酥面，与水和的面层层叠叠做成。酥烧饼带咸味儿，一面沾着芝麻粒儿；糖烧饼也酥，却以甜见长，不沾芝麻，只钤以红色印记。买主来了，老人掀开盖布，和买主就着暮色一同分辨着酥的和糖的。但他决不许买主直接插手——那酥货娇气。他的辨认从不会有误，篮子里次序有致。笨花村吃烧饼的总是少数，因此老人眼前的顾客就不似鸡蛋换葱的活跃。但老人还是不停地喊着，这常常使人觉得他的喊声和生意很不协调。他的嗓音是低沉中的沙哑，倒把卖葱人的喊声衬托得格外嘹亮。卖烧饼的老人在向家门前喊着，他是在喊一个人，便是向喜的弟弟、向文成的叔叔向桂，先前他买烧饼吃。黄昏时笨花人常看见人高马大的向桂走到卖烧饼的跟前，从口袋里抻出一张票子，豪爽地放到老人篮子里，拿几个糖的，再拿几个酥的，迫不及待地张嘴就吃。卖烧饼的最愿意遇见向桂这样的顾客，他们不挑不拣，不计较烧饼的大小，有时甚至还忘了找钱。可惜向桂已经离开笨花在县城居住，但卖烧饼的老人还是抱有希望，一迭声地试探着，希望能喊出从城里回来探家的向桂。当他的希望最终变成失望，他停止了吆喝在向家门前消失后，大半是一个卖酥鱼的出现了。卖酥鱼的不是本地人，他操着邻县口音。邻县有一个季节湖叫大泊洼，洼里专产一种名为小白条的鱼，大泊洼也就有了卖酥鱼的买卖人。笨花人都知道大泊洼的人“暄”，不似本地人实在。卖鱼人在笨花便也不具威信，他们来笨花卖鱼时就更带出些言过其实的狡黠。
笨花村吃鱼的人是凤毛麟角，单只向家有人嗜好鱼腥儿，这是向喜的女人，向文成的母亲同艾。那是她跟随丈夫向喜在外地居住时养成的一种习惯，一种“派”。同艾先是跟向喜住在保定城东小金庄，吃保定府河和白洋淀里的鲫瓜、鲤鱼，那是向喜由保定武备学堂毕业后，进入北洋新军期间。后来她又跟向喜在湖北吃洞庭湖里的胖头鱼，那是向喜驻防城陵矶期间。之后她还吃过沿长江顺流而下的鱼，那是向喜驻防湖北宜昌期间。再后来她还吃过产自吴淞口三夹水的腌黄鱼，那时向喜在吴淞口，正统领着驻扎于吴淞口的陆军和海军。从同艾的吃鱼历程可以看出她经历的不凡，还可看出同艾的丈夫向喜本是一位行伍之人，她的吃鱼经历似也代表着向喜在军中的经历。虽然，几年以前向喜的行伍生涯已成历史，但向家门檐下的匾额仍然清楚记载着向喜在军中的位置。有块朱地金字的匾额，上书：“干城众望”。上款题为“贺向中和先生荣膺陆军第十三混成旅少将旅长”；下款为“中华民国十一年笨花村乡眷同敬贺”。向中和便是向喜，向喜从戎后就不再叫“喜”，他为自己取名为向中和。
这个黄昏，同艾受了卖酥鱼叫喊的吸引，掏出一张老绵羊票让秀芝去买鱼。同艾吃鱼纯属个人嗜好，如同人的抽烟、喝酒。逢买鱼，她一向动用体己。秀芝为同艾买回半碗酥鱼，那一长的酥鱼在碗中一字排开，金灿灿的倒也可爱。同艾看见鱼，迫不及待地伸出筷子便尝，但那入口的东西却并不像鱼，像什么？同艾觉得很像煮熟的干萝卜条，才知受了坑骗。她也不责怪秀芝，端起碗就去追那个卖酥鱼的。那卖鱼的已经不见踪影，墙根儿只剩下一个卖煤油的。卖煤油的知道向家太太同艾受了骗，忿忿然道：“人不济，还敢在这儿久留？”同艾本来是要冲着卖鱼人的去向大骂几句的，同艾心里自有骂人的语言。不过当她一想到邻居西贝家小治媳妇骂人举止的不雅，还是把脏话咽了回去。同艾的气还是再次涌上来，气着，把半碗酥鱼泼到当街，奔回家中。院里，儿子向文成正站在廊下擦灯罩，他一边冲灯罩哈着气一边说：“这才叫萝卜快了不洗泥呢。鲜萝卜倒有个顺气理肺的功能，这干萝卜条比柴禾棍子也强不了多少。”同艾接上向文成的话，也才把那卖酥鱼的骂了声“黑心贼”，说，黑心贼快遭天打五雷轰了。她骂着，骂里却又带出一串笑来。向文成又说：“那大泊洼的鱼也能叫鱼？即便是真鱼，比个蚂蚱的养分也强不到哪儿去。”同艾的儿子向文成是个读书人，但他幼年遇到灾病，一只眼已经失明，另一只眼仅残存着微弱视力。仿佛就因了视力不强，向文成便分外注意对灯罩的擦拭。他冲灯罩哈一次气，擦拭一次；再哈一次气，又擦拭一次，直至他确认那灯罩一尘不染。向文成和同艾说着鱼和蚂蚱的养分，门外又传来卖煤油的吆喝声。卖煤油的喊：“打洋……（）油！”他在喊秀芝，秀芝不出来打油，卖煤油的横竖是不走。他偎住墙根儿，把自己在一件紫花大袄里，他眼前是一只长满铁锈的膝盖高的方油桶。如果在天亮，可以清楚地看到油桶上凹陷的字样：“美孚油行”。这只有着美孚油标志的原装桶上摆放着两个“提”，一个为一两，一个为半两。向家的每盏灯里，隔长补短要添足半两煤油。秀芝走过来，把灯举到卖油人跟前，也不必说话，卖油人就把煤油一提一提地提入向家的油灯里。秀之则把早已备好的零钱递过去。向家与卖油人的交易最为简洁，无须挑拣，对分量也不存争议。洋油产自美孚油行，想掺水也掺不进去，不似卖酒的。
就在卖油人将煤油提入秀芝的油灯时，一个人影儿正从东向西飘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