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整饬吏治入手
熹平四年（175），面对思想、学术上的混乱，一向好学的刘宏于是诏令诸大儒审定儒家的“五经”文字，然后把它们刻写下来，并树立于太学门外。
不久，由当时著名的大学者、书法家蔡邕所执笔书写的此 “五经”石碑共46幢，即得以就立于太学门前。于是，四面八方的人们便闻讯而至，他们如潮水一般地涌向了京师太学门前，争向观看这46幢石碑。当时，成百上千的后儒晚学前来太学门外观看和摹写的盛况，连续数日也丝毫不减。尤其，那些聚集在石碑前的儒生、士子们，更是一个个地都满带欣喜之色，仿佛他们已从这石碑中看到了国家的新的希望。
可是，让人书写几个文字容易，而一旦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事情马上就难办了。像那轰动一时的三公“议谴八使”和“谣言奏事”等，最后都不了了之。
而当时的情况，别说一般的官吏，就连职司监察的13州刺史及司隶校尉，也只有极少数人有所谓“奉公疾奸之心”，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其实皆为贪赃枉法之徒，还何谈纠察其他官吏。总之，当时整个官僚系统已经形成了一副利害链条，除非是王朝更迭，否则是很难动摇的。
不过贪官污吏们的总后台就是那群得势的死太监，无疑，根子上的问题不去解决，只想通过修剪一下枝杈就妄图将近枯死的树木恢复生机，那真是痴人说梦。当然，这一点作为皇帝的刘宏一点也不糊涂，他只是有些为难。
光和元年（178）初，天灾人祸都来得非常严重，于是作为大臣的蔡邕便上了一封言辞激切的奏书，要求皇帝惩治身边的那些小人——是谁谁心里都有数。很快，蔡邕就被那些死太监打击报复，被诬陷下狱。他们向皇帝请求判处蔡邕“大不敬，弃市”，要杀一儆百。
虽然刘宏还在犯糊涂，但他到底还是理解蔡邕的忠心，于是最后格外开恩，判为流放，而且特别规定不能被赦免。不过这种姿态是做给宦官们看的，到了次年，皇帝就赦免了蔡邕。而且蔡邕是个非常难得的全才，才情和学问都很高，作为文学青年的刘宏当然从心底里仰慕这位文坛盟主。
后来，皇帝真的决定要打击一下那群死太监了，想让他们放规矩点。于是作风严厉的阳球被提拔为了司隶校尉，皇帝授命他主管纠察一切不法官吏。很快，踌躇满志的阳球四下出击，首先就逮捕了劣迹斑斑、不可一世的王甫等人，得意忘形的死太监王甫这回是真的栽了，没几天他就在在狱中毙命于严刑拷打之下。
阳球再接再厉，又进一步采取了大规模的行动，分明摆开了一副清除宦官势力的架势。
可是，诛除那帮邪恶、斗争经验相当丰富的权宦们又谈何容易！马上，曹节等人就找到了向阳球反扑的机会。
一天，发丧出葬刚刚病逝的一位前朝嫔妃，曹节等一帮中常侍与百官正走在送殡的路上，突然他就瞥见了那露置于道路旁的王甫血肉模糊的尸首，于是曹节就慢慢地停了下来，默哀过一阵之后，他便声泪俱下地对诸常侍们悲愤着说道：“我辈可以自相残杀，但怎么可以让恶狗来舔食我辈的血汁呢！”惺惺惜惺惺，这帮太监们很快就被调动起了同仇敌忾的强烈情绪，接着他们便一起入宫向皇帝请愿，陈说了一番利害之后，结果阳球果然被降了职。
阳球哪里知道，皇帝仅仅是需要他遏止一下权宦们的过分嚣张而已，如果“打击”超越了皇帝的需要，那终将酿成大祸！
后来又有一些大臣相继起来欲除宦官，但结果可想而知。宦官们还是那套以不变以万变的老伎俩，硬拿宗室谋反说事，并总是诬告大臣们与宗室之间有密谋。
如此，在一个矛盾而又缺乏魄力的皇帝的主持下，吏治改革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3、引发争议的鸿都门学
2、加强自己的集权统治
为了加强自己的集权统治，维护自身政权的稳定性，就像其他君主一样，刘宏也注意到了从制度上去寻求突破。
当时，尚书的权力相对过大，而且缺少制约和监督，为了保证尚书有效地行使职权，于是皇帝便行改革官制设置了侍中寺，这是熹平六年（177）的事。自此，侍中的主要职责除固有的在皇帝左右充当顾问外，还增添了“省尚书事”，即由侍中审察尚书奏事，皇帝希望此举可以减少乃至避免诏令、措施出错，以保证自己的统治质量。
后来，为了防止朋党的出现，皇帝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三互法”。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回避制度，而且史料中也缺少这方面的记述，只是据《后汉书&；#8226；蔡邕传》中的记载说：“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而如此一来，“至是复有三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搞得选拔官吏变得禁忌多多，非常困难。
自然这还不是“三互法”的全部内容，而正因为它的琐碎，它在给官吏们请托谋私造成困难和不便的同时，也产生了像“选用艰难”之类的负面效应。就像熹平年间，因为此法的禁忌，结果幽、冀两州的刺史长官竟长期缺选。无疑，它也给国家的统治造成了新的混乱局面。
总之，烦恼的现实告诉皇帝：当家真难。
3、引发争议的鸿都门学
这里便不得不提到那个关键的问题了，正像《后汉书&；#8226；蔡邕传》所记载的那样：“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皇羲”就是指三皇五帝中的伏羲氏，也就是传说中“周易”（八卦）的创立者；因此所谓《皇羲》五十篇很有可能便是指一向好学的刘宏围绕着伏羲氏而作的五十篇诗赋，他的动机无疑是相当政治化的，应该有美好的政治理想寄托其中。
不过可惜的是，它们一篇也没有流传下来，只是说明了这位皇帝独特的人生旨趣。那么以下这件事情就容易理解了，虽然它在当时（那种专以儒术治国的社会氛围中）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熹平中，刘宏别出心裁地先后宣召了几十个擅长辞赋、书画的人，并让他们聚集在洛阳的那道鸿都门内。有的时候，这群人就会和皇帝在一起，或者讨论吟赋作辞的问题，或者他们会绘声绘色地向皇帝述说一些民间的奇闻逸事，把皇帝逗引得非常开心。自然，这群人马上就得到了皇帝的莫大宠信，其中很多人还先后被委以重要官职。
刘宏的这些举动，在两汉的历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很快便招来了非议。为什么呢？就像蔡邕的上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按照汉代的制度，孝廉、贤良、方正才是选拔官吏的正常途径，什么书画辞赋不过都是些低级才华罢了，国家必须以经学取士，只有通经释义才是大事；像那种只会下棋的人，怎么可能会把国家治理得好呢？！
不过此时的皇帝自有自己的打算和苦衷，他已经不怎么信服儒家的那一套了，所以他也就没有理会老蔡说的那一套。光和元年（178）二月，在鸿都门内皇帝还进一步创立了专习辞赋、书画、尺牍的新兴学校，堪与太学相对立的——鸿都门学！于是皇帝便下令，以后凡州郡、三公都须举用、辟召鸿都门学生员。就像太学生那样，鸿都门诸生学习出色者，便可以出任刺史、郡守乃至尚书、侍中等重要官职。
显然，刘宏的用意在于培植真正忠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即有别于宦官与正统儒士的新的政治势力——第三种势力。刘宏创立鸿都门学就是想打破传统经学对于文学的束缚，提高文学艺术的社会地位，而这也正是他自己的喜好所在。
然而，尽管当时经学的衰落已成必然之势，但是正统的势力和影响已是根深蒂固，所以鸿都门学“由于没有稳固的基础，它是脆弱的，也是短命的。灵帝在无可奈何中所进行的这场政治试验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汉魏文学与政治》）
不过，他还是给这个暮气沉沉的社会带来了一丝活力的清风，以后建安时期文艺的发展都与此有莫大关系，像“三曹”与“建安七子”等都是这个时代的催生（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的通俗文学的出现也是根源于此）。自然，不仅许多大艺术家相继出现（如书法名流辈出），而且它也对于魏晋审美意识的觉醒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
而这也是刘宏暗淡人生中最鲜亮的一笔，甚至还可以说他是具有前瞻性的政治眼光呢，如魏文帝曹丕就曾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唐代也实行以诗赋取士的政策。其实，时人就曾称道作为皇帝的刘宏“躬秉艺文，圣才雅藻”，他不仅擅长辞赋，也一样擅长音乐和书画，而正是他的这种特殊爱好，才不致他在后人看来是那么得一无是处……
四、东汉的衰颓之势已成
四、东汉的衰颓之势已成
1、饮鸩止渴的搜刮风
就像历史上其他皇帝的悲剧那样，在经历了诸多坎坷和艰难之后，心灰意懒的刘宏的进取心渐失，而贪图享乐的思想却日益滋生出来；尤其对于像刘宏这样一个生在窘迫家庭的孩子来说，他的私欲反而更加容易强烈地膨胀起来。
当时，为了缓解严重的经济、财政危机，刘宏竟一举惊人地开始了他的卖官生涯。
就在中平二年（185）的一天，出身于北方名门望族的廷尉崔烈（《三国演义》中的袁绍也是这种出身）突然就被晋升为了三公之一的司徒，按照当时的礼仪，宫廷需要为他举行一场隆重的封拜仪式。当时，皇帝亲临殿前，百官肃立于阶下，突然，皇帝望着崔烈那春风得意的神情，竟忽然觉得他的司徒一职来得有些便宜了，于是皇帝忍不住满腔惋惜地对随从亲信们说道：“朕真后悔当初太爽快了点，本来可以让崔烈这家伙出一千万的！”听皇帝如此不满，一位在旁的中常侍便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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