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责任了；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未来他肩上的担子自然并不轻松……
1、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勤政帝王
三、开创江左未有之盛世
1、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勤政帝王
皇帝并不是那么好做的，一般而言，权力越大，其责任也就越大，不出事还好，出点事就是领导的错。好在萧衍是一个责任心强、办事很好的帝王。
天监初年，就在他上台伊始，整个梁王朝就面临着相当严重的困难，真是祸不单行，归结起来大概有这样四个方面：
第一、内战刚刚结束，人心稍安，百废待举，可新王朝却又被连年的饥荒与瘟疫给困扰住了；
第二、新朝庆典才没过多久，臣下们表忠心的话言犹在耳，却有江州刺史陈伯之（大概是反悔了）、益州刺史刘季连等相继举兵造反，因而一时间“国内危惧”，人心惶惶，真是此方唱罢彼又登场；
第三、正是大展拳脚的用人之际，心腹干臣、老舅张弘策竟不幸被前朝（东昏侯萧宝卷）余党乘乱杀死，而“尽心事上”、“精力过人”的亲信范云又突然病亡，加之诸皇子幼小、宗室薄弱，旧属武将又多不堪经国之任，前朝臣僚、名士不屈附者也多有人在，经营朝政实乏其人；
第四、原豫州刺史裴叔业叛降北魏后，北魏大军立足寿阳，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整个淮南局势相当危急，而淮南一失，建康也就没有了屏蔽。
面对这诸多困难，才刚刚品咂到一点点成功味道的萧衍丝毫也没敢掉以轻心，即位前后就像他自己屡次表示的那样，其对统治新王朝“若朽索之驭六马”，就如拿着一根快要腐朽的绳索去驾驭六匹马，自然是惟恐有失。
据史书中的记载，自从萧衍做了皇帝以后，可谓起早贪黑、兢兢业业，“勤于政务，孜孜无怠。每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烛看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把手都给皴了，分明成了劳模样人物。新朝各种物质条件不足，所以萧衍也特别的节俭，他每天才不过只吃一顿饭而已，而且饭食中还没有鱼肉，只是些豆羹之类粗糙的食物；如果政务繁忙，时间过了正午，他便漱一下口了事，一天粒米不进。穿的也很朴素，不过都是些布衣服，用的是木棉黑帐，而且帽子要戴三年，被子要盖二年，对后宫的要求也很严格。尤其，“不饮酒，不听音乐，非宗庙祭祀、大会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
尽管如此，后世仍有些人讽刺他做秀，因为这于一个帝王而言似乎有点不合情理，且与南朝豪奢的社会风尚也是格格不入。不过，这其实倒更见出了萧衍内在修养的不凡，而且也只有强大的内心才能不以流俗为意，所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岂不正是这位学者型帝王的很好写照吗？
除了去全力料理、经营国政以外，对于如何扭转危机局面、如何巩固新生政权，这位新皇帝在每年颁发的诏文中总要言及“缺于治道”、“思阐治纲”之类的话，这也说明他在不听地思考并寻求治国良策。
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中，值得称道的如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对百姓的剥削、救济穷困人口等。其中虚心纳谏、严明吏治也是值得一提的——周舍当时是萧衍最为亲信的大臣之一，史称他“居职屡徙，而常留省内，罕得休下，国史诏诰，仪体法律，军旅谋谟，皆兼掌之。日夜侍上，预机密，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既受重用且20多间常随皇帝左右，自然亲爱非凡。可是因为周舍督下不严，萧衍追究其责任，只得忍痛将他免官，可谓用心良苦。
不过这些还都只是新皇帝的小手笔，更有资格载入史册的自然是他的那些大的作为。明代崇祯皇帝也很勤政、执法也够严厉，但这不过小节而已，你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那你就是扯淡嘛；相较之 下，一个英明的帝王还当有“万世之谋”，也即是为国家谋划一种合理的长远之道，一项坚持几百年而不须动摇的基本国策（可惜的是萧衍善始而未善终、善作而未善成，朱元璋才算是这方面真正的典范）……
2、萧衍的文武之道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自东汉以后，中国社会就进入了一个政权更迭频繁、战乱此起彼伏的变态时期，而且诸多胡人也跟着来添乱。精明博学的萧衍自然不想步宋、齐这些短命王朝的后尘，他或许更想一劳永逸将萧梁政权维持下去，所以他的用心和努力在南朝诸帝中是首屈一指的。
攘外必先安内，正人须先正己，一切还当从根本抓起。为了使国家获得长治久安，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萧衍大致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
一、振兴纲纪，加强文治。“礼崩乐坏”是一个王朝衰败的象征，所以萧衍反其道而行之，乃大兴礼乐之制，提倡忠君节义的儒道治国思想；到天监四年（505）时，梁朝“礼乐制度粲然有序”，赢得了当时士大夫们的一致称道，从而也对梁朝政局的稳定产生了深刻而长久的影响；尤其在此方面萧衍喜欢躬亲其事，也体现出了他“雅好礼”、“意先风雅”的风范气度。
另外，尊儒贵学、倡俭慎刑也是萧衍的两大政治、文化举措。自东晋以来儒学式微，“三德六艺，其废久矣”，直到此时才得以改观；讲学授业在梁境蔚然成风，而且坚持不断，萧衍自然也带了个好头，唐代名臣魏征为此赞誉道：“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
二、优借士族，重用寒流。自曹魏以来，门阀制度已经形成了牢固的传统，虽然高门大姓之家有真才实学者越来越少，新政权也仍然不能不讨好他们；而在另一方面，萧衍也破格提拔了一些有实际才干的寒庶子弟，而且他在登基之前就声称要“以行取士”、“惟才是务”。如此妥协后的“相得益彰”，自然于改进国家吏治方面是值得称道的。
三、大举北伐，收复失地。梁朝也出了像韦睿、曹景宗、陈庆之这样的名将，自然在同北魏的较量中，梁朝一度是取得了战略主动权的，这一切有多半应该归功于萧衍的谋划得宜、用人得当。这其中大家熟悉的可能便是陈庆之“七千白袍军”的故事，那是梁中大通元年（529）前后的事情，史书中说陈庆之率领着仅仅数千之众就一举攻破了北魏32座城池，兵锋直抵其京城洛阳，“四十七战，所向皆克”，只是由于其他部队支援不力才没有取得更大的战果。
而也值得一说的是，梁朝在天监初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北伐其声势就相当浩大，萧衍在《北伐诏》中称“百万之师”，虽然有点夸张，但实际上也不下于60万之众，被认为是“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足见梁军气势非凡。而能拉起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也显示出了萧衍惊人的组织、领导才干。
而且就军事才能而言，萧衍也应该并不在刘裕、萧道成、陈霸先等其他南朝开国君主之下，不过由于他夺天下太过成功，因此其军事经验可能略为不足吧。
3、文物之盛，独美于兹
从很多方面来看，萧衍都有类于他后来的唐玄宗，两个人的才具差不多、享国也差不多、结局也有些相似，且李隆基的皇位也是其个人奋斗的结果；这二人也都开创了令后人高山仰止的盛世局面，尤其是体现在文化方面。
正是在萧衍治下，南梁文化大盛，所以才出现了像《昭明文选》、《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诗品》等不朽之作，后人对此深表赞叹。其中南宋著名学者叶适在评价梁武帝时期文化之发展时就认为它是空前绝后的，他指出：汉武帝以来儒学、文化的发展，“皆莫及梁武之盛。儒雅之行，文字之流，礼典之成书，盖千年所仅有，而后世无称者”。
也正是因为南梁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强大，所以其当时的对外交流空前繁荣，与梁朝交往的国家数量与次数也都大幅度增加，其中向梁朝进贡方物的就有高昌、龟兹、中天竺、北天竺等29个国家，“高祖以德怀之，故朝贡岁至，美矣”。
很多史家自然都注意到了南梁显著的繁盛，《梁书》的作者姚思廉便称赞说：“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他又对其统治褒扬道：“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
除了前面魏征的肯定，还有《南史》的李延寿更是梁武之治对推崇得无以复加：“梁武帝时逢昏虐，家遭冤祸。既地居势胜，乘机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汤、武之师，终济唐、虞之业。岂曰人谋，亦惟天命。及据图录，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也认为：“梁氏享国五十年，天下且小康焉。”现代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则明确称赞梁武帝统治时期为“盛世”。
只是，这种繁荣又是过于脆弱的，一个国家的希望几乎全寄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一身，主明则国兴，主昏则国危，而无法从一个合理的制度上得到根本保证。且那又实在是一个风云变幻、上流人物多醉生梦死的时代，最后*云散，只留下这一抹抹的血色浪漫，徒让后人好不为之悲叹……
因此很久以来，现当代的很多史学家们并不承认这所谓的梁武“盛世”局面，究其原由大概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皇帝在他们看来不免有些“荒诞”，政治多弊也不容否认。值得一说的是，就在萧衍之前不足百年的宋文帝之治下的“元嘉小康”，倒是让这些今人津津乐道，而萧衍与这宋文帝刘义隆也确乎有很多的可比性，因为二者都是有抱负、有才学的难得帝王，也都以悲剧收尾。
不同的是，刘义隆为人比较猜忌，不惜对自己的骨肉同胞痛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