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君能有几多愁- 第34部分

　　如果说南梁宗室在破坏萧梁家业方面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的话，那么其中的急先锋又莫过于萧衍的六弟萧宏父子。当时的民间就流传着这样一则童谣：“宁逢五虎入市，不愿见临贺父子。”（《南史&；#8226；梁宗室》）它指的正是萧衍的六弟临贺王萧宏、萧正德父子，这父子两个做恶多端，人们觉得他们比老虎都更可怕。

　　萧宏疯狂聚敛，“修第拟于帝宫，*数百千人，皆极天下之选”，“恣意聚敛，库室垂有百间”，让他的皇帝老兄都自愧不如。不过萧衍对自己的这位兄弟倒非常信任，一度让其出任北伐军前线总指挥，结果招致大败。老哥没有追究，可是这个萧宏却愈加不知天高地厚，居然要谋夺老兄的皇位。前面已经提过，这家伙竟与自己的亲侄女*，还试图假借侄女之手谋弑皇兄。

　　萧衍的态度从这件事上也可以体现：有一次有人举报说萧老六在家里藏了几屋子的兵器，可能要造反，于是萧衍不得不亲往兄弟府上探察。可是临到一看，原来几间大屋子里全是老六聚敛来的金银财宝，为此皇帝老哥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心中大悦，并当场鼓励道：“阿六，汝生活大可！”那意思是说，老六啊，你不给我这当哥的找麻烦我就很感激了；不过你在生活品质方面，还要再接再厉才行啊！我这当哥的就喜欢看着你们败家。

　　萧正德比之其父自然更是青出于蓝，他少年凶顽，经常招聚亡命之徒，盗墓杀牛，有时兴起也杀几个人玩玩，不过没人敢管。萧衍到了三十多岁时因为一直无子，所以就把萧正德收为了养子，可是后来他的儿子萧统、萧纲等相继出世，自然就不需要品质低劣的萧正德做儿子了。这萧正德眼看自己做皇储的美梦破灭了，于是便心怀不满，既然不是我的摊子我干脆就砸了它吧——他与萧正则、董世子、夏候洪等人“公行剥掠”，“以淫盗屠杀为业”，被时人称为“四凶”。

　　更离谱的是，有一次他因为实在觉得在南梁憋屈，竟冲动之下投降了北魏。可是没想到，人家那边居然不敢收，说这小子三大爷是皇帝，老爸是亲信显赫的亲王，他脑子进水了才到我们魏国来喝西北风。所以，北魏方面怀疑他别有企图，因此并不敢重用他。萧正德一看自己太失败了，叛变都没人收，于是索性又溜回了南梁。三大爷见他迷途知返，也没有刻意地追究，只是哭着教训了侄子一番，希望他能痛改前非。萧衍如此宽纵，除了像有人所怀疑的“博取好名声”外，也许是他真觉得自己在立皇储方面亏欠了侄子吧。

　　宗室如此，再看一些高级将领，如曹景宗“好内，妓妾至数百，穷极锦绣”，生活也腐化得很。尤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萧衍在执法方面姑息权贵，却“急于黎庶”，对广大百姓实行严刑峻法，比如一人逃亡，必然全家遭殃。后来他虽然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可是官吏们的横行无忌却并未减轻，这一点连皇帝自己在诏文中都不得不承认，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虽然重文轻武是东晋以来就形成的传统，但是萧衍却将这一点推向了南朝的极至。也许是他自我感觉良好太过于了，太迷信文化的力量了，他后来用兵有了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不用实力而注重威声，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以为军旗招展一下就可以让敌人屈服。将领们老打败仗，所以渐渐的也对皇帝很是不满，再加之不良风气、法制废弛，军队战斗力也在不断下降。

　　可以说，由于萧衍认识上的一些局限，再加上南梁一向病态社会政治环境，都使得国家走上了急剧的下坡路。这是皇帝个人的不幸，更是历史的不幸。

2、最为后世诟病的佞佛之举
佛教大约是西汉末年开始传入我国的，史书上便有关于东汉第二代皇帝明帝梦见金人（佛）的记载，尽管不足采信，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直到魏晋以来，佛教才以其独特教义的吸引力（玄学、思辩色彩）受到上流社会的垂青，再加之当时分裂割据的动荡政局、儒学主导地位的动摇，人民生活的困苦无助，他们渴望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佛教也便得以在下层社会中传播开来。比如北魏的那些有名石窟、“南朝四百八十寺”都是这方面物质的证明。

　　东晋以后，上层阶级心灵的空虚也是他们热衷于佛教的一大因由，在南朝帝王和高门华胄中就有不少奉佛者，比如前面提到的宋文帝与竟陵王萧子良。萧衍本来是倾心道家的，但他耳濡目染，受到佛教的影响也极为自然，他的信仰也可以理解为真实的。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他深知儒学的影响其实主要限于某些士人，而且嘴上一套心里又是另一套，还往往不能付诸实践；因此，于自己的巩固统治而言，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似乎更见效用。所以他推崇佛教，其麻痹人民、维护统治的政治目的，是不难想见的。

　　萧衍直打奉佛以后，便在国内大兴土木，建造皇基、同泰、光宅、大爱敬等寺院，“兼营长干二寺，皆穷工极巧，殚竭财力”，正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此时便是南朝寺院营造的登峰造极之时。天监十八年（519）四月八日，萧衍于华林园亲受菩萨戒。从此以后，他的身份既是王朝的皇帝，又是佛界的菩萨，所以人们称他“皇帝菩萨”。尤其，在同泰寺和阿育王寺，他还曾亲自七次讲经、十二次召开佛法大会，讲解《大般若涅盘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金字三慧经》等。更过火的是，他还分别于大通元年三月（后“还宫，赦天下”）、中大通元年九月（后“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太清元年三月（后“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又大赦天下），先后三次舍身同泰寺，意欲放弃自己世俗的生活。有人怀疑他这是一种政治做秀，其实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变相的集资行为，因为奉佛建寺等开销至巨，而那些公卿们平常又都是一毛不拔的主，萧衍只好出此下策。

　　不过，若萧衍果真是像顺治那般了断尘俗，那或许也并不意味着他有多么“伟大”、境界有多么超凡，只能说他是中国帝王中的一个异类罢了。然而，他的所作所为，也许并不是一个局外之人所能看得清的。只是客观的效果却是，正像南唐后主李煜崇佛一样，萧衍崇佛也是悲剧性的，所以后人便贬之为“佞佛”之举。

　　萧衍佞佛的危害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首先说它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而且国家还要供养那么多闲人，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因此被大为消弱，国本被严重动摇。另一方面，整个国家上下竞相仿效皇帝，风化为之大变，而崇佛也成了富贵的捷径；只一味慈悲为怀，再加之大赦等所导致法制败坏、纲纪废弛，以至令那些不法之徒有恃无恐，连军队也丧失战斗力，将官们无所忌惮，望风而逃。适得其反，萧衍不幸地走向了自己意愿的反面：“梁武帝幻想通过对罪人之慈悲宽宥、‘为善’积福、大赦天下等行为而使罪人反观内省，自觉向善，消除现实社会的战乱和纷争，但却没有想到过分的强调仁德和慈悲而使法制形同虚设。”（《圆融二谛》）

　　另外，佞佛也助长了上流社会的空谈玄佛之风，而正是由于“大同末，人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所以令著名隐士、“山中宰相”陶弘景清醒地预言到南梁将步晋代空谈亡国的后尘。另一方面，佛教也腐蚀、摧残了中国固有的忠孝节义等伦理观念，而当侯景做乱时，南梁大多数官员望风而逃就是明证，为此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议论道：“夫浮屠之祸人国，岂徒糜金钱、营塔庙、纵游惰、逃赋役已乎，其坏人心、隳治理者，正在疑庄疑释、虚诞无实之淫辞也。”看来佛教对于个人的修身虽然是难得的，可是于国于家，它的消极意义就被突显出来了。

　　现代历史学家周一良就认为“梁武帝时期最大的弊政，是他对佛教的迷信”，这当是知者之论，历史证明萧衍欲以佛教改造中国、改造人心的举措是行不通的。不过有人也认为，宋文帝也佞佛，但他治下依然号称盛世；“北朝元魏政权佞佛的气氛更浓，洛阳迦蓝比建康的修筑更盛，这并不防碍北魏大军屡败梁军的战绩”（《　梁武帝及其时代》）其实，为佛教所加诸于上的南梁这一躯体更趋病态罢了，就好比同样的一副药拿去治疗同一种病，喂给身体康健者吃就见好些，而喂给虚弱者吃反而却害死了他。自然，“佞佛不是梁亡的根本原因”，而是梁朝尚不成熟的政治制度加之梁武帝的种种失策，所以“专罪佛法，实因果倒置”（汤用彤）。

　　不过，侯景的叛梁之举可能正与萧衍的佞佛心理具有直接关系，这正是我们下节的重点。

3、一场美梦引发的恶果
话说中大通二年（547）正月的一天，已经八十多岁的老翁萧衍做了一个奇特的好梦：他梦见北方的那些封疆大吏们都纳土称降，为此“中原尽平，举朝称庆”。作为一个偏居南方一隅的皇帝，梦见自己一统中国当然是再高兴不过的事，于是他便赶紧把这个梦告知了自己的中书通事舍人（秘书）、亲信大臣朱异，并喜滋滋地对后者说：“吾生平少梦，梦必有实”、“昨夜感此，良足慰怀”，也就是说他觉得自己这个梦应该是真实的预演。

　　本来，白天梦的事情多了去了，再加上当时梁朝日益衰弱、民生凋敝的现状，作为聪明人的朱异应该对皇帝的荒诞想法是清醒的。但他又一贯是个阿谀奉承的老手，他怎么好扫了皇帝的兴，只好随声附和道：“这的确是国家统一的征兆啊！”接着，到了这天晚上，萧衍于善言殿读佛经，他的心境始终难于平静下来，这时他突然忍不住又对身边一位侍者说道：“我昨夜梦天下太平，你帮我记好这个梦吧。”他是怕自己老糊涂忘了这个茬，也说明他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