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养士成风的年代,能够成为“士”是最为理想的,不仅可以衣食无忧,而且一不小心,还可以成为社会名流。当然也有“南郭先生”,混在里面,就是为了讨口饭吃。
不敢把毛遂等同于南郭处士,但是平原君养了三年却不认识毛遂何许人,多少也可以说明毛遂有些平庸。不过其勇气可嘉:敢于自荐,勇气一也;不畏楚王,勇气二也;明知自己是“剑客”中的“南郭”,也敢于冲锋陷阵,勇气三也。
不过话又说回来,假如平原君凑足了二十出使楚国的文武双全的“士”,没有毛遂的机会,即使毛遂自荐100次,也是不可能随至出使楚国的;假如楚王不是一个义气用事的人,仅仅凭借“为祖宗复仇”的游说就能联合赵国而得罪秦国?试想诸葛亮舌战群儒,孙权的表现,楚王只不过是撞上了毛遂,义气之后追悔莫及;假如赵王不一意孤行,强要派毛遂领兵,毛遂也不可能隐林自刎。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不过毛遂“三寸之舌,强过百万雄兵”的美誉,多少是有几分巧合的——燕国还没有百万雄兵呢,毛遂为何就抵挡不住?
毛遂的悲剧就在于:勇气可以而不是一个好“士”;口才可以,但是没有考虑国际国内形势。一个不修内力的赵国和一个苟且保命的楚国形成的赵楚联合体虽然暂时阻止了秦国的战车,但是注定要被秦国灭亡的。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赵楚联合只不过是延缓了赵国的生命,却加速了楚国的死亡。毛遂如果自己不去冒大,瞎猫撞死耗子,也不可能名声在外,赵王也就不可能把兵权交给他,他也就不可能自杀。
勇气固然要有,但是不能当饭吃;雄辩可以,但是要有事实作为基础——大抵如此。
读商鞅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
商鞅是战国时期有名的改革家。但但凡独裁体制下的改革家很少有善终的,革来革去,最后把自己的命都革掉了。
商鞅怎么死的?我们都以为是受车裂之行而死的。其实商鞅是在率自己的封地士兵抵抗秦兵失败后被杀死的,本来人死为大,但还是逃不过自己制订的酷刑,又被送到秦国车裂了一次,无个全尸。
而我所一直想关心的是商鞅变法的核心问题。我们都知道“废井田开阡陌”让秦国富裕了起来,但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任何一项经济改革必然是要打破固有经济利益分配方式、以牺牲大部分既得利益者利益为前提的,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似乎对此含糊其词,只关注了商鞅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却忽略商鞅实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和步骤。
因此,我们看不到商鞅先在秦国推行了六年的《法经》和“中央集权制”:《法经》让所有臣民有了约束——不听我可以制裁你;“中央集权”让那些王公贵族失去了权力,在严酷的“法律”制度下与臣民平等,有了法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保证,所以经济制度才得到了有力的推行。如果没有“法律”和“政治制度”的保证,井田不可能废,阡陌不可能开,这就是改革之初要“立木建信”的缘故。
由此想到今天的中国改革,30年改革开放,我们所用的经济改革的成果来促进体制改革,走了一条和商鞅相反的道路。30年来,不可否认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成效究竟有多大,我不好说。至少是“经济改革”与“体制改革”不配套的问题正在日益突出,这是事实。
再看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政治改革,都要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
莫非,我们还是要走这样的历史怪圈?
我很担心。
读李斯
李斯:公元前153年~公元前208年,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秦代政治家。
李斯作为秦始皇的重臣,留给我们的印象除了他的足智多谋外,恐怕就是焚书坑儒和“老鼠哲学”(都是老鼠,但粮仓鼠与过街鼠不一样)了。作为荀子的学生,大约是因了少时贫困的缘故,固然学的一身的治国之术,直接接受了法家的哲学思想,也难抹掉其心中对权力和地位的欲望,“老鼠哲学”驱使他来到雄心勃勃的秦始皇身边,“老鼠哲学”也让他和赵高达成了“沙丘之盟”,成为盟主之一,也因为他的“老鼠哲学”,成了指鹿为马的帮凶并断送了性命。
有人说,如果李斯当年在秦皇死后不和赵高媾结,可能也不会落得一个黥刑的下场。但我看未必,世事难料。
首先,李斯敢不接受赵高的建议结成“沙丘之盟”吗?当时秦始皇的遗旨在赵高手里,赵高是铁了心要扶植胡亥的,也不是省油的灯,如果李斯反对,不仅老鼠李斯的性命可能不保,带来的结果可能是扶苏令蒙恬的三十万大军进攻胡亥,刚刚统一的中国可能面临的又是一场战争和分裂的可能。从性命计、从大局计,李斯放弃了。
其次,即便扶苏登基,李斯的命运也难掌握在自己受众。李斯是秦国“重典”和“焚书”的始作俑者,而扶苏是坚决反对这两项政策的,并且因为扶苏的奋力反对,才发生了四百多儒生被坑,才被流放边关。从扶苏的成长经历和扶苏的军事后台蒙恬的性格看。扶苏上台,且有不清算李斯的?
同样是死,但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也是老鼠哲学的核心。再看李斯与赵高,当时都旗鼓相当,谁都不可能一下子把谁置于死地,谁都想利用对方,因此和赵高合作,李斯还可以多享受几年“粮仓”,和扶苏合作,可能立即就成了“过街鼠”了。
人都是趋利的,多数人只有在必死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所谓的气节,反正都是死,因此也要死得光彩一些。如果还后活的机会,谁都有想活下去的念头。假如赵高上台,李斯也是必死,哪么李斯可能会选择扶苏的,毕竟这种死可以获得“忠君”的名节。
政治不是哲学,是一种力量与力量、利益与利益的博弈,或者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或者是团体之间的——李斯与胡亥赵高、李斯与扶苏蒙恬、胡亥赵高与扶苏蒙恬。
或者你们与我们、我们与上级、上级与上级……
政治有风险,进入需谨慎。自古以来,名垂青史的的政治家没有几个有好结局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读告子
告子:战国时思想家,生卒不详。
告子是谁?问一百个人,可能有九十九个人不知道。但是在一百个人当中,可能有就是就个人都知道“食色性也”这句名言。
“性,无善无不善”,即便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我们也能看到他善良的一面,即便是一个“高大全”典型形象,也有犯错误的时候。
读告子,是我读前秦众多名人最有意思的,有些时候仔细一想,不仅嫣然一笑。
告子是孟子的学生(一说是墨子),但在孟子的眼中,告子可能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学生,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是“差生”,因为他总是不按照老师的思路“正确”回答老师的问题,常被孟子批评。而告子大概还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每当老师批评他他就不说话反驳了,及时有时候做一些反驳,但老师又反驳回来,他就不说话了。
你说这样笨的学生怎么能够成为思想家,我想这个“思想家”大概也是后人封的。在孟子的记述中,告子的观点都是孟子观点的反面教材,而且我们历史中也看不到告子的作为。
告子还“笨”得可爱,尽管老师不断批评,他却不断提出自己对“人性”的一些新的看法:先是“性如杞柳、义如桮棬”,被老师批评后,他又提出了“性如湍水”,如是。又提出了“生之谓性”、“食色性也”、“仁内义外”。
如果按照郭老的考证,告子与孟子的辩论是在齐国展开的,这场辩论,成就了孟子的学术地位却让告子一文一文不名。
但告子的言论还是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同的,比如公都子。不过公都子也同样受到了批驳。
中国的教育就是这样,总是在狡辩而很少尊重事实和尊重学生的想法的。如果把告子放在现代的教育理念下来审视,哪么告子可能是一个有创造性的学生,他应当获得老师和社会的尊重的。可是,这种有发散性思维的天才学生即便在今天的中国,又有多少能够得到认同呢?“告子”们又什么时候能够“生能逢时”?
当然,对于告子的记载,我也局限于《孟子·告子》篇的。这篇长文我也是最近才接触到。让我更为吃惊的是,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竟然是我们初中时候所学的《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可前半部分关于告子的系列言论,即便到了高中到了大学,也未曾见过。
由是想到在中专的时候和老师对答的一幕,议题是“人性本善”,我说不对,人性本无善恶的,善恶是因为后天教育而形成的价值观,一个生下来就是傻子的人,你能说他是善的还是恶的吗?而且一个人的善与恶,是别人对他的评价,而这个评价的标准也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是不可能客观的。因此我们给出“人性本善”或者说给出“人性本恶”的结论都是不客观的。当年,我的“辩证唯物主义”得了八十多分。
可惜当年我不知道告子其人,如果知道,可能我有更多的更充分的理由。
在此,我们要感谢明朝的龚自珍,是他,发现了告子。 。 想看书来
读苏秦
苏秦,字季子,东周(公元前317年前),洛阳轩里据(今洛阳东郊太平庄一带)人,战国时期与张仪齐名的纵横家。
都说赵本山能够忽悠,但是他和历史上的大忽悠家苏秦相比,就太小儿科了。
在历史上的众多政治家中,苏秦是我最佩服的人物。他活了五十年,游走于战国七雄之间,一会儿忽悠挑拨赵国、一会儿忽悠挑拨齐国、一会儿忽悠挑拨燕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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