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张楠在一次回忆中曾经说：“杂牌”在“九一八”前后加入了共产党。这一点，没有材料证实，郭自己也从未承认过，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也始终是一个谜。
那是一个大的动荡的年代，一个年轻人是可以有多种选择的。自认为特立独行的郭同震就这样开始了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的闯荡，他像是一条变色龙，为着自己的生存，在时代的大潮中扮演着种种不同的角色。像是一条游弋在不同海域中的鱼，每时每刻都在找寻着更大的诱饵，每时每刻都在充满渴望地发掘着能够让他真正发挥能量的机会，只要一抓住这个机会，他便会立即投入进去尽情地施展自己的能力。
从郭同震到谷正文
2004年夏天，当我开始整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资料的时候。一天，接到张昕老师打来的电话，她说：你看到“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报道了吗，那就是郭同震干的呀！他后来改名叫谷正文了！
她的话给了我很大震动，我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搜集相关材料。
此时，正值我国外交部开放首批解密档案中的第二部分5042份文件。其中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有关的档案引起了许多中外媒体和民众的关注。这些封存了四十九年的档案，揭开了当年周恩来总理专机爆炸事件鲜为人知的经过，并证实，整个事件完全是一起台湾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案。
其实，早在1995年，海外媒体就报道了前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讲述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惊人的内幕：爆炸事件正是台湾特务组织所为。事前和香港情报组秘密策划、下达命令，事后又亲自驾车赶到台北松山机场，把藏匿于从香港飞来的“飞虎将军”陈纳德飞机中的特务接走的都是谷正文。2003年，他在接受香港电视台采访时，甚至还用了轻松的口气说：“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类似这种政治谋杀事件多得不胜枚举，事实上这已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的问题。”
讲此番话时，谷正文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这个曾经在岛内有着“活阎王”之称的国民党少将级特务头子，到了晚年却不断地把台湾情报部门的内幕抖落出来曝光，惹得当局伤透了脑筋，然而，正是因为他的屡屡曝光，引起了国人对他的极大兴趣。也使郭同震，这个尘封于同伴们记忆深处的人，再次浮出水面。
2004年的那个炎热的夏日，在北京木樨地宽大的房子里，张昕读着有关谷正文的报道时心情是复杂的。尽管那些文章中讲述的事情令她非常气愤，但她脑海里闪现的却依然是那个高大，爽直，有些暴躁又有些神秘的年轻人——郭同震。她很难把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谷正文和当年的那个“杂牌”联系起来。很难相信“杂牌”就是那个后来被人形容成青面獠牙的凶残的人。
同年的上海，张瑞芳在家中接到来自台湾的节日贺卡，不久又接到电话，从话筒的另一端传来的声音仍旧洪亮：
我是杂牌！我很想念你们，欢迎你们到台湾来玩！我有房子车子，除了衣服管不了什么我都能管……那哈哈的笑声里依稀带出几十年前的豪爽，笑声中夹杂着从不远处传来的狗叫却让人感到陌生和疑惑，张瑞芳感慨不已。
2005年春节，当剧团健在的老人聚集在张昕家的时候，谈起郭同震的种种，他们似乎仍然有些难以置信，九十多岁的荣高棠非常坦然，“他是我们剧团的主力演员，演戏演的很不错啊！”他甚至调侃地笑着说：“这小子，那些事，不是吹牛吧！”
……
老人们似乎不愿意更多地谈到郭同震，他好像已经被大家忘记了，其实又不可能真正忘记，他一直就在那里，以他过去的和后来的存在活在这个团体的记忆中，带给大家或快乐或恼火或轻松或沉重的感受。对于这支队伍来说，他是另外一种颜色，对于多数人来说他始终是一个谜，一个过去和后来都让大家说不清楚的麻烦。“*”中，剧团的人不止一个因他受到追查，因为他的存在，造反派们本来就认定的“特嫌”有了更充足的根据。更有甚者，公安部门的人曾经拿着移动剧团的一张照片找到张昕，要她提供所知道的郭同震的一切。当张昕告诉他们，听说郭已经去了台湾时，他们肯定地回答：他跑不了，已经被我们抓住了！他们认定的那个郭同震是谁呢，在那样一个草菅人命的年代被定案为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人，还能够逃脱一死吗？直到现在，每当想起这件事，都不能不让张昕感到心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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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郭同震分手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无情践踏，激起了无数人强烈的反抗，很多人在寻找，很多人在改变，很多人奋不顾身地往前冲，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又一次携起手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郭同震和大家一起“移动”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征途上。
就在那次大*后不久的一天，剧团向双沟转移。一大早，大家就整理好行李准备出发。九点半，汽车停到路边，所有的人一起把道具行李装上车，当剧团就要开拔时，却发现杂牌不见了，有人立即回住宿的地方去找，有人一遍一遍地大声喊着他的名字却不见回应，荣高棠骑着车子跑东跑西，仍寻不见人影，找了一阵，一脸不高兴地回来了。下雨了，大家走不了都很着急，一直等到中午，才见杂牌匆匆回来，说是到表铺修表去了，没想到等了半天，那只倒霉的表还是没有修好！时间已经很晚了，大家顾不上再多说什么，赶紧急急忙忙上车，车在雨中一时发动不起来，几个男壮丁又跳下去推车，郭同震自然也很卖力气。终于，车子“啵啵”地叫了起来，大家在欢呼中忘记了那个修表的插曲。
张昕在当晚的日记中清楚地记下了这个细节：
行李上了车，遍寻杂牌不得，小荣骑车去找，拉长着脸无结果而归。我们都很急。
下雨了。中午杂牌回来，他在表铺等候那只倒霉的表，结果还是没修好。一个可恶的表！
许多年后，在北京木樨地的家里，读着有关谷正文的那些惊人的报道，当年的这一幕清晰地浮上脑海，张昕豁然醒悟道：什么修表！那天，他一定是接关系去了呀！
风风雨雨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郭同震和大家相处得很不错。1938年9月间，荣高棠等多数人终于决定和何思源分手到西安去——实际上目的地是延安。郭同震也宣布了他的决定，跟何思源钟志青一起过黄河到山东去。说出来的原因是“人事摩擦，工作兴趣不合，换一环境”，但所有的人都觉出那不是真正的理由。
懵懂中的张昕跑去问他：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走？他哈哈地笑着说：因为你们都不可爱啊！如果我们不走呢？张昕追问道。不走我就还在这里！郭同震回答。那我们就可爱了？！张昕生气地跑开了，虽然她觉得他说的不是实话但也没有多想。几十年后细想，其实郭同震一直就没有打算和大家同行。一段时间以来，为了准备脱离山东省教育厅后的经费，大家对钱的使用非常节省，只有郭同震，轮到他管理伙食的时候大手大脚，常从外面叫些菜和包子之类，一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劲头。在此之前，郭同震和何思源、钟志青的关系在大家眼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共同的决定却说明了他们之间有着的某些联系。
尽管如此，几位新到的不知情的年轻团员还是不希望他走，他们想要维护团体的完整，再说这个高大的性情有些暴躁、既能演戏也很能干的老郭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并不坏。充满热情的“流星雨”（饶洁）很为老郭的执意离去而着急，他跑去劝解，并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是同生死的团体，我们要提出这样的口号‘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胸有成竹的郭同震坚持着。张楠程光烈没有说什么，对郭同震的怀疑只有他们少数人知道，他们清醒地记得黄敬说过的话，现在正是甩掉他的时候。
几十年后，荣高棠回忆说，正是在这段时间，郭同震大哭过几次。
一切就这样决定了。为了送别杂牌，团体召开了谈话会。会上，先是由郭同震陈述临别赠言，接着大家纷纷讲话对他进行批评提出希望，郭又接着对每一个人提出批评和希望。新来的石精一在日记中写道：“从来没有见过本团批评个人的时候能这样的开诚，接受批判的人能这样的虚心。”正谈得起劲，刺耳的警报拉响，主持会的人要大家立刻隐蔽，但同伴们都不以为然，似乎要和敌机比比高低。谈话又持续了半分钟，飞机声不断地逼近，看得见它们的影子了，两架、三架、六架、七架、九架……带着三个发动机的重型轰炸机整齐地飞过来，瞬间，巨大的轰鸣声震响，房子发出了强烈的颤动，一群人这才纷纷起身飞奔冲入漆黑的防空洞，大约一刻钟后，轰炸停止了，他们又跑出来接着开会……
那一天的情景就这样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心中，即使是很久以后，老迈的台湾大特务郭同震忆起这一幕也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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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日记中写道：郭同震才堪大用
戴笠日记中写道：“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
郭同震就这样脱离了同伴们，毕竟，荣高棠们的信仰代表了时代的潮流，荣高棠们以自己的性格和魅力团结了多数的人，郭同震甚至一个人也没有拉走。他独自一人随钟志青过河，招募新人，充实山东省教育厅剧团。新的剧团维持的时间不长，演出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后来郭同震索性带了一伙人去打游击，还在*的115师当过侦察大队长。共产党还是怀疑他与国民党的关系，曾经把他关起来连续审讯了四天四夜，终因无证据定罪而将他释放。后来，他继续跟随何思源，直到抗战胜利。
以后的事情更是同伴们谁都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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