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难得照镜子，到浴室一照，我也愕然，怎么就变成这皮包骨的长脸。
我很顺利地谈妥了发电机的交易，价钱也很便宜，便打电报回去叫派人带钱和派车运载。这一来，我在北京住了将近十天，增加了大量营养。发电机运回后，因为这个县是没有电灯的，他们决定在县委、县政府主要单位及几处重要地方装路灯，真是一举手之劳，就把县里一些重点“电灯化”了，这使管这件事的书记把我当宝贝看待。他是管食品、餐馆商业的，除了大大招待我几天外，还关照了餐馆负责人。此后，我每一进城，餐馆的人一见我，就告诉我有活鱼，或者野鸡等等。我变了一特殊身份之后，即使要买肉，也毫不困难。但因为我们是下乡来锻炼的，也要照顾到影响，所以只好在饿极的时候再到城里打牙祭。
有一天，我进城走到餐馆门口，遇到这位书记，他一把拉我到账房内坐下，慨叹道：
“老唐，我们的思想真落后于实际，我们要办共产主义公社了。”边说边用手轻打着脑袋。
“就进这几十盏电灯的共产主义？！”
炼钢食堂
粮食大丰收！以粮为纲的国策获得空前的大胜利。
粮食无处放，怎么办？于是“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
要国强必须有大量钢铁。经过一番幻想，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 热，全民炼钢。
县里的财贸书记又动员为这伟大运动献计出力。我想起上次去北京买发电机，仓库里还有十几部笨重的发电机和其他一些工具。财贸书记对这些全都有兴趣，他马上打电话到长途汽车站留票，次日我又进京。
在北京，我除了办正事之外，还读到作家、诗人们对大炼钢铁的歌颂，还看见他们奋战在小高炉旁。在各大机关的后院，都垒起了一座座直径五六尺、高###尺的砖泥结构“炉”。这种炉就像我六七岁的时候在中秋节为拜月，用土坯垒成的一座小塔，中间燃烧小枯树枝，有时抓一把粗盐往里一撒，火花四溅，恍如放烟火。我小时候对这玩意儿比过新年还更感兴趣，现在这小塔竟然要为社会主义建立特殊功勋了！
县里派了三辆马车来运机器。为了节约，我也和马车一起走。一路上，到处都建起这种小土塔，公路上络绎不绝的马车队，都载着从唐山煤矿运来的高质煤炭。
我们建成了一间修理厂，两间水力碾米、粉碎玉米厂。离村###里东边的山，据说是铁矿石山。县属的乡与村都和全国一样，建起“小高炉”炼钢。
我们下放遵化劳动锻炼，必须与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大跃进”却把这规章制度打乱了——我常在县城活动、吃、住，只是偶然到村子里时才同吃。有一天，房东的小儿子把我拉到他家，他妈妈高兴得双眼含泪。她揭开锅盖，里面煮了七只鸡——他们全家养的鸡：“老唐，晚上来吃饭，明天，我们吃饭不要钱了。”
晚上他们一家四口加上我五个人，便吃掉了三只鸡，他们这半辈子恐怕也没有吃过这么多。出门时，门口堆了一小堆大铁饭锅砸碎的烂铁片。这口锅从他们的上辈传留下来，最少总有几十年吧。如今，它要去完成更伟大的炼钢任务了。但是，天寒地冻，他们如何取暖？—— 北方农村祖祖辈辈都睡热炕，那实际上是做大锅饭的灶，锅旁有一个热水罐，灶里的热气和烟，通过炕下的弯弯曲曲的路，夜里整个炕便温暖如春，农民便靠此度过冰冷的冬天。春天来了，把炕拆掉，将里面的烟熏土砖取出做肥料，然后换上新土砖（北京城边的老屋至今也仍残留有这种“土炕”）。
不要钱的食堂开张了几天，每人每天发几个白薯。薯窖告急，村书记也急得跳脚，求救无门，因为各乡各村都有这种情况。
我们并不包括在他们的免费食堂中，分派在这村子里的人都拆散了，有的去搞修理厂、碾米厂、玉米粉碎厂；有的去画画，做宣传工作；有的去布置“大跃进”展览会。我呢，区委书记又闻名前来邀请了。
请吃先行！区委管下也有一家饭馆，这饭馆对外已经停止供应炒菜，但它的菜包子油水很足，仍能吸引大量的顾客。
区委书记请客当然不能吃菜包，我们在经理室吃了一顿八菜一汤的美食。
各乡各村都在跃进，区委所在地的镇当然也不能落后。这是好事。我们首先把带去的书送出，搞了一个小小图书室，成立一个文化站。又在北京挖了两台发电机、车床等，成立一个小机器厂。
村子离县城十九里，现在我们离区公所的镇，只有五里路，于是，我的“食堂”又搬到镇上了。
这一次去北京，妻告诉我，她妈妈家里那些意大利艺术窗花的钢窗，和一只我们寄存在她家的法国壁炉式的火炉，都被征用砸碎炼钢去了。
我们突然接到部的命令返回北京。于是大家分头到各家告辞。
有几个老人把棉衣、破棉被、麻布袋都裹在身上，蜷伏在炕角，炕上堆着一捆捆的稻草。按照北方农民的习惯，因为炕是热的，为了暖和也为保护衣服，他们睡觉时都是光身的；但现在灶头的锅拿去炼钢了，灶里没有火，炕冰冷，炕肥也没有了。邻县已传来了有人被冻死的噩耗。
大家最后再到“模范田”上去，三万斤的粪肥把二百斤麦种都烧烂了。大车出村口，路边堆着一摊摊的像泡沫塑料的废铁。各人默然闭目假睡，只听马蹄敲在冻土大路上的单调的声音，有人在叹息。
怀念尘无（1）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上海，魑魅魍魉横行；但它却又是藏龙卧虎之地。
中国电影就在这十里洋场诞生，它一出世，便被引入邪路。
如果说那年代出现在中国影坛的光彩夺目的巨星是阮玲玉，那么在同一时期闪耀在影评论坛上的明星，无疑是王尘无了。
他们像两颗光芒万丈的彗星，划过了被称为黑暗的电影圈的夜空，然后迅即消逝。
当然，那时还有正宗的电影皇后胡蝶和由红绿小报记者自己竞选的电影皇后天一老板娘陈玉梅；而影评论坛呢，则有被嘘得体无完肤的软性电影论者刘呐鸥、黄嘉谟、黄天始，还有以写《三颗珠子》出名的花花公子穆时英等，他们是不会服的。但，不管你爱服不服，连那个被蔡楚生在《新女性》影片中作为黄色记者模特儿的《时报》编辑，也公开承认：“尘无的文章真可爱。”尘无文章的可爱，他是从读者来信得知的，正是尘元、柯灵、小洛等人为他争来了广大的读者。
一位当年尘无在西湖治病时的十三岁少年病友盛里予，他和这位革命斗士、组织家、播种者一经接触，就被尘无的娓娓动听的革命道理吸引住了，从此走上了他所指引的路向。如今，他也离休了。他一再写信给我，又登门催逼，希望趁现在还有一些老人健在，征集几篇纪念文字，选集老师的几篇论文、影评、杂文、诗篇，编印一本记念册，并重版他的《浮世杂拾》散文集。
我的拙笔，怎能表达我对这位旷世奇才的倾慕和深切的怀念呢？
就让我试抛一块砖吧！
夏衍老人，是发现千里马的伯乐。
那时，国难、家仇，敌人的兵营就在眼帘下，白色恐怖弥漫，它压抑着每个关心国家、民族的人们的心头。银幕下充斥着荒诞、神怪、色情、无聊的影片，电影公司全部掌握在各种商人手中，有流氓、有鸦片商、投机者；剧本必须首先由这些人点头同意，然后制成品的生杀大权又操在南京国民党的电影官手中。夏衍，作为左翼文化工作的一位领导者，他必须在两个领域作战：电影理论——批评战线；剧本 ——生产战线。夏衍、阳翰笙、阿英、田汉、郑伯奇等人分别渗入各家公司，他们以真诚的友情、耐心的说服、善意的帮助，团结了大批的电影从业者，正如有人所说：“在泥泞中作战，在荆棘中潜行”。现在在回忆当年这段历程时，谁能想像到那时的工作担子是多么的沉重，道路是多么曲折崎岖。
千里马一经出现，伯乐便千方百计追踪。终于，夏衍、尘无，在小洛的牵引下，在上海三马路绸业大厦楼上，借着胡考的小编辑部会面了。
尘无，以他坚强的毅力和不屈的勇气，不息地战斗。在电影评论战线，他分担了夏衍很吃重的一部分担子。在所谓看电影是“心灵坐沙发椅，眼睛吃冰淇淋”的软性电影论争中，他奋身上阵，把刘、黄、穆等一群打手，深深埋葬在软软的沙发里，沉没在甜蜜的冰淇淋中。他也团结了大批影评人、编辑、电影工作者，他平易近人，从不夸夸其谈，搬弄教条，处处使人感到亲切。连蔡楚生、金焰这两位当时的红人，还有导演奇才费穆，都对他心折。
尘无在文艺领域的涉猎是广阔的，从一九三二年初在故乡海门被当局目为思想不良分子加以监视，他避居上海至一九三七年初冬，他的战绩是辉煌的。他到了上海，投稿一到《社会日报》就把总编辑陈灵犀吸引住了；文章到了《电影时报》，编者邀请他每天到晚班的画报编辑室为他写稿；丁玲在与他晤谈后，他又为她的文艺杂志写文章，并参加当时颇为热闹的“差不多”问题的讨论，也写了论“差不多”的文章；他在《社会日报》发表了一些颇具功力的愤慨时事的旧体诗，引起当时一些老诗人如邓粪翁、施叔范、唐云、若瓢和尚所击赏，由桑弧约为参加诗酒之会。尘无虽滴酒不沾，也参与论诗；孙师毅看《影迷周报》的连载小说《影国春秋》，忽然拍案而起，连呼“鬼才，鬼才！” 我一看，他正看到：“好雨，好雨！”那正是尘无的文章；小洛一九三五年去南京接手张慧剑编辑《朝报》副刊，尘无又在一夜之间为他写了一束随笔，小洛称之为“以壮行色”的最佳礼品；一九三六年底，病体支离，他不得不离沪去杭州葛岭疗养院治疗，这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