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做好之后，我就出差去海南了，为了逃避，我故意在海南呆了很长时间，大概有一个半月。去海南的火车上我就听说###是“反革命事件”，心中暗暗庆幸我拍到了历史的一瞬间了。我出来前跟家人说，绝对不能交出来，那样会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会按照片去抓人。
我从海南采风回来之后，我们的支部书记肖远问我，你去了广场没有？去了。你拍照了没有？拍了。被别人发现没有？应该没有。那你就咬定没去。就这样，我又被保护了。我们厂的老导演于村曾经在拍摄时帮助过我，我的母亲也冒着风险替我藏胶卷，所有这些，说明成功的荣誉不应该记在我个人的账上。
我的这些照片首次发表就是在悼念总理的展览和画册上，那次用了我的18张，后来新影的纪录片上用了24张，总共获得了400元稿费，在当时这也将近是一笔巨款了，但是我一直不敢自己用，因为这个钱来得不易，是有人流血流泪的情况下，是人民大众的民心所向的体现之下，我们只不过赶巧纪录下来而已。所以这笔钱我几乎都用在了四月影会的活动当中了，比如给大家买点汽水、包子，买点展览用的绳子之类，王志平（“四月影会”的###之一）比我付出的还多。
这些底片的下落是个问题。在编辑《人民的悼念》这本画册时，底片都交了，后来新华社也复制了一部分底片给我们，现在我手里只有这张原底了，因为就这一张拍了3张。其他的不知去向了，有的也是几经辗转，磨损得很厉害。但我认为，就这个事件来讲，它们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我也知足了。
“四月影会”连着举办了三次展览，每次都引起轰动。这批青年摄影家也渐渐成熟起来。后来这个团体改名为现代摄影沙龙，再后来又改为当代摄影学会。每次改名都更加理性，这些工作王立平都参与了。而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阶段，文化氛围越来越浓，王立平必须在他的本行—音乐上有所作为。事实上，这一时期也是他创作的旺盛时期。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流传甚广，结果一个音乐家的王立平频频出现在大众面前，而摄影家的王立平则淡出了大众的视野。尽管这样，王立平的摄影情结并没有消失，至今他还没放下相机，屡屡以嘉宾的身份出现在摄影活动的现场，手里举着最新款的数码相机。我在他的抽屉里看到，起码有4台数码相机，家里的苹果电脑中存着他最近出国拍摄的大量照片。从中国电影乐团团长的岗位上退下后，王立平担任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而且是专职的，他还是全国人大常委，如今政务缠身。他还创建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保护了数以千计的音乐家的合法权益，如今，这个协会的收入以每年数千万元的速度增加，再次体现了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博大的胸怀。
见过王立平的人会发现，他很好相处，性格开朗，多么大的事情，他总是娓娓道来，充满智慧。总之，你会觉得，他和你在一起。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吴鹏：端着相机的“四五英雄”（1）
如果说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期间还有一些人是出于凑热闹、发烧的角度在拍摄的话，那吴鹏、王立平、罗小韵、李晓斌等一批“摄影有识之士”就已经是明明白白地认识到了这个重大事件的含义，认识到了必须用相机来记录这个重大事件。他们将个人的安危搁到了一边，拍得了一批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照片。
吴鹏是个大“烟筒”，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而且只抽一半就掐了，让我这个不抽烟的看着好生浪费。他现在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展览部主任，坐在到处都堆着照片的办公室里，一向不爱说“这些事”的吴鹏渐渐打开了话匣子。
我有三次差点被抓进去。
1976年4月2日，有个便衣跟了我很长时间了，最后他抓住了我，要收相机并且让我跟他走，还在广场上当场审问我。我就不服，跟他顶。这时围上来好多人，大声说“不许带人”，“我们悼念总理怎么啦”？本来我在拍照，大家以为我是便衣呢，这下大家认为我是“自己人”，马上就对我好了，这一起哄，那个便衣也没辙了，只好走开。这一次是大家救了我。
4月3日晚，正好“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那首诗刚贴出来，大家都在那里朗诵和抄写。我也在拍，晚上9点多钟，突然一大批士兵和警察们把大家都围上了，当时只有十几个人，正好在纪念碑东南角，我们都动不了了。这时警察开始调来后开门的吉普车开始装人，一次装几个，我尽量往后褪（音tun），结果就成为第三轮被装的。这时纪念碑北侧又有情况了，有人在喊，从我们这边调兵。走了一拨儿又来了一拨儿新的，到该带走我时只有五六个人了，正好我面前站的是个新兵，我就急中生智，大声问：“这儿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那战士看了我一眼，问我是：“干什么的，你从哪儿来？”我说我找自行车呢。那你快出去吧！就这样我又逃了一次。
还有一次是在4月5日，就是被命名为“四五”的那个晚上。
那天晚上，我也在广场，突然有很多士兵和警察出现，并从大会堂、历史博物馆，还有南北两侧开始往广场中央收拢。大家都在跑，而且都是朝着南面稍微宽松的方向跑。我也跟着大家跑，就听见有人喊“抓人啦”，当时有个北京冰箱厂的工人（那是他自己告诉我的，因为那时大家都尽量避免问对方的名字和单位）建议往南跑，结果到了南边，南边也有人封锁，正好有一辆20路公共汽车路过，警察让车子赶快走，我们几个人就借着汽车的屏障跟着车跑出了广场，就听警察在后面喊“站住”，这会儿哪能站呢。我一口气跑到北京饭店才敢停脚，算是又漏网了一回。
后来市公安局里的照片我也看到了，总共有三大麻袋。那里大部分是从各个照相馆里没收或从各处搜集起来的，好多是人们在天安门的纪念照片，而其中就有我的，可见我早就被盯上了。当然后来我能看到照片，说明对这件事已经是平反了。实际上，像罗小韵、王立平、李晓斌我们这些人，早就知道不能到照相馆里去洗，而且在这之前我们自己都会冲洗，所以关键的照片就这样留了下来。
那个年代有照相机的人不多，当时专业记者们也不能公开去拍，于是，这些业余摄影爱好者就赤膊上阵了。他们拿着档次不高的相机，里面装着从电影厂里淘换来的黑白胶卷或者是几角钱一个的国产“代代红”卷，凭着一颗火热的心和一双敏感的眼睛，拍下了数以万计的照片，终于使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没能成为影像的空白。
那会儿我用的是基辅相机，我开始学摄影时就学修相机，所以对相机比较了解。买来10米或20米电影胶片自己装盒。我第一次去广场是1月8号。刚一听广播知道总理逝世我就去了广场。那时人还不多，所以拿相机的就很显眼。我那时在北京丰台当铁路工人，为了拍照方便，我宁可上夜班，腾出白天来去广场。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是很明白为什么去拍摄的。而且从技术上讲，我已经没有问题了，只要能拍，我肯定能拍到好照片。
我在拍的时候有人问是哪里的，我只好说是铁路局的，因为也没有别的办法。有时他们盯我，说别拍了，我就收起相机。走了一段他们看我没动静，就不跟我了，这时我又拍了。从1月8日开始，直到4月5日，这期间我去了许多次。可能是这批拍照的人里面去的次数最多的一个。尤其是3月以后，几乎天天去。
这幅《团结起来到明天》是在4月5日上午10点左右拍的。头天晚上广场上的花圈都被收走了，人们愤怒了，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高唱国际歌，从大会堂开始手挽手地走，目标是广场东侧的“工人民兵指挥部”，那是一个小楼，如今已经没有了。那景象十分悲壮，颇有走向刑场的气概。我赶到他们的前面拍了几张，自己也很感动。这一天是整个活动的高潮，对周总理的爱，对“批邓”的不满，对“四人帮”的愤怒，全都在这一天里爆发了。
我也很奇怪，那天我下午4点就回家了，我住崇文门附近，先把卷冲了，然后又去了广场。这些底片现在还存着，当时家里人很支持，嘱咐我藏好，我就放在一个高中同学家里，还有一部分在我母亲的医务室里一个空药瓶里，她是工厂里的医生。我的“藏品”里还有一段3分钟的电影呢。那是高强借给我的电影机，还有罗小韵和北影的李晨声给我的电影胶片。可惜我想拍的时候没有电影机，那时一般人不敢借给你呀，谁都怕出事。高强的电影机是自己买的旧货，在那个年代就算不错的了。结果我拍了3分钟那机器就出毛病了，没法拍了。要不然我有足足一小时的胶片呢。这3分钟的片子后来在新影厂的纪录片里用了，我还是那个纪录片的特约编辑。
吴鹏：端着相机的“四五英雄”（2）
在天安门拍照的人不少，这可以在后来吴鹏主编的大型画册《人民的悼念》中看到，但论精品，还是要数这几个人的作品。提到“四五”作品，就要提到这本画册，还有一个叫《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的大型摄影展览。而吴鹏就是这其中的骨干分子。有了这样的形式，作品才有可能传播得更广、更久。
整个画册的文字是我写的，而且这本画册已经开始有了“专题”的思路了。以往的画册大都是单张作品，没有“专题”这样一个概念。编辑的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到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在坚持，其他人都有各自的工作，而且也只有我能知道哪个照片是谁拍的。1978年一年我都在编这本书。
说到这本书，无论是摄影界还是新闻界抑或是中国历史界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