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照片是谁拍的。1978年一年我都在编这本书。
说到这本书，无论是摄影界还是新闻界抑或是中国历史界都不应忘记它。这本书在当时就印了10万册之多，而且以后没有再版，它与《天安门革命诗抄》、《革命诗抄》等构成了“四五运动”的最为直接、最为真挚的图文纪录。“四五英雄”们的确为历史作出了贡献，而作为这本画册主编者吴鹏，他无疑也是英雄榜上的人物。
从1976年底到1977年2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6位老师以童怀周为笔名，相继编辑了革命诗抄两本，同时七机部502所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几位同志也编辑了一本革命诗抄，在当时广泛传播，影响很大。我们知道，那是需要很大的胆识和勇气的。我和高强经常在一起，就谈论着要是出一本摄影画册，也会像诗抄那样感人的。1976年10月，罗小韵和高强分别带着自动化所和二外的同志们来我家找我，说要出书，借调我来当编辑。策划人是自动化所的王安时、王樵裕。其他成员还有罗小韵、李晓斌、高强、王志平、任世民、安政等。我们在任世民家碰了个头，就算是成立了编辑组。到1978年1月，我们就到北京科技局照相室高强的暗房里上班，那时只有他是“专业”的。第一天的工作就是征集照片。我和王志平是编辑组长，罗小韵管征稿退稿，李晓斌管联系作者，高强和我制作彩色照片，小韵、晓斌做黑白照片，我们通过各自的摄影圈子开始了工作。一个月之后，我们的“后援单位”扩大为五家：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革命诗抄》编辑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七机部502所《革命诗抄》编辑组，《世界文学》编辑部《心碑》编辑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图书资料室。这些人是《革命诗抄》的编辑者，所以说，这本画册也是革命诗抄的延续。
实际上，比这早的时候，王志平就自己编了一本名叫《国丧》的影集，收集了四五百张“四五”照片，在朋友之中、社会上流传，影响很大。吴鹏自己也放了100多张照片制成影集通过熟人送给邓颖超。李晓斌也用这种办法送到邓小平家。鲍乃镛也制作了影集送到了邓颖超家、华国锋家和新华社。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一批青年人是多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心中的思念，并渴望得到某种支持。
当时同在天安门拍摄、后来成为该画册编辑之一的李晓斌回忆说：
编画册的工作没白天黑夜，没有报酬，吃饭自理，骑自行车满北京跑。将近一年后，上学的上学，调动的调动，只有我和吴鹏在坚持，过了三周，我也调到了中央实验话剧院，只剩下吴鹏一个人了。他兢兢业业地干到###平反、画册出版。平心而论，无论从编辑画册的责任心和编辑思路，还是“四五”期间拍摄作品的数量质量而言（画册中用了吴鹏的150张，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我认为吴鹏是“四五”摄影人中的杰出代表。尤其是4月5日那天，冲击大会堂、烧小楼、烧小车、手挽手喊口号、广场上的血迹等等，吴鹏都拍了。而我那天也在现场，相机就在军挎包里，很多该拍的我没拍，也不敢拍。我身边的一个日本记者先是胶卷被曝光，相机被扔上天摔得粉碎，人又被打得满脸是血，最后我们历史博物馆的人们把他保护了起来，让日本大使馆来接走。编画册时，吴鹏提议：同类片择优，尽量多用其他人的，少用编辑组的，大家非常赞成。吴鹏那时只是一个工人，能有这样的胆识，真让我佩服。
能有这样的胸怀着实难得。实际上，吴鹏拍摄的作品本该采用更多、获奖更多。最初，在五个一等奖中，几乎都是吴鹏的，但他只同意上了一个。
吴鹏说：
那时征集的底片可能有上万张。且大多数没有样片。我们只好全部放大，大概用了四五十盒相纸。我们的原则是：同一内容的135底片让位给120底片；编辑组成员的让位给其他人。1978年搞了一年，我一直在印刷厂盯着，1979年1月正式发行。编的时候事情还没平反，我们认定这事早晚会平反。等到快印刷了，1978年11月14日，中央批准，###平反了。有5家出版社抢着要出这本书，最后由北京出版社出了。1979年1月8日，《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的大型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同年4月5日在民族文化宫颁奖。
在这些人的基础上，在这些作品的基础上，在四月的春风吹拂下，那个著名的摄影团体—“四月影会”和摄影展览—《自然·社会·人》展览诞生了。
吴鹏拍这些照片并非没有基础。早在1968年，他就学习了摄影，还同时学了修相机。正赶上“文革”，他就拍了些写大字报的，红卫兵冲击苏联大使馆的，后来又拍了干校、牛棚之类的。经历过“文革”后，人就变得理智了，对形势也就有了自己的认识。这是他能到广场去的思想基础。后来照片中的两个人还曾给吴鹏写了信，但他现在找不到这些原件了，印象中好像是东北的。还应当说明的是，这批摄影者当中有不少是高干子弟，他们为画册的出版、展览的举办乃至后来这支摄影队伍的形成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吴鹏还记得，当时还有外国人在拍，但是几乎就是当场给“灭了”。否则这些照片要是参加“荷赛”（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的话，也可能得奖。
吴鹏：端着相机的“四五英雄”（3）
1948年吴鹏生于北京，1979年他被多家单位看中，但他最后去了新成立的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编辑、摄影组长。1985年底，他到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任社长、总编辑，为文化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做了成功的实践。2000年他到中国摄影家协会任展览部主任。从摄影角度讲，这也算是一种“回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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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您好》： 定格了一个新时代（1）
到底有多少报刊多少次刊登过这幅照片，如今已经难以统计，不过单是堂堂的《人民日报》就刊登了7次，且篇幅一次比一次大。20年来，它不但通过各种载体广泛传播，中华世纪坛还据此做成了浮雕。毫无疑问，《小平您好》已在中国新闻摄影史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单纯从摄影的角度讲，这幅照片并没有什么很了不起的地方，如果是在其他国家，这样的新闻事件、新闻题材，也可能是平平常常的，也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只有在中国20年前的历史背景中，才能够凸显出它非凡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它是人民心甘情愿地、自发地将以往神坛上的领袖拉到了民间，而且领袖们也欣然接受了这一“冒失”的举动。的确，结束“文革”，拨乱反正，平反昭雪，改革开放，国力增强，人民生活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改善，这一切，在伟人政治的时代，似乎首先应该感谢邓小平，加之北大学生一向关心政治，善于标新立异，于是，便在国庆35周年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中，出乎人们意料地呈现了这一幕。人们都知道，中国国庆游行是经过严格组织、严密控制的，而这是一幅不在审查、计划之内的标语，而且在几次游行预演中也没有出现过。正式游行时突然出现这样一幅语词随意、制作简陋的标语，不但令官方组织者有些尴尬，就连以机敏著称的新闻摄影记者也大都猝不及防，错过了良机。据说，当时有400多名摄影记者在场，但到目前为止，已知拍到这个画面的摄影记者只有王东和《中国青年报》的贺延光两人。
今天看来是光彩夺目的这件事，其“始作俑者”当时却是提心吊胆。他们不仅那天晚上没睡好觉，甚至做好了事后“出逃”的准备。没想到的是，他们这“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不但未受追究，而且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刊登了这幅照片，并获得了当年的全国新闻摄影作品展览最佳新闻照片奖和第六届全国好新闻评选特等奖！之后的20年里，这幅作品不断地被采用、得奖，它的拍摄者、原《人民日报》摄影记者王东积攒的关于这幅照片的剪报和信件等资料，就装满了厚厚的一大本。谈起拍摄的过程，王东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人民日报》当时只有一个名额可以在天安门广场内活动，没有上城楼的名额。但是按我们以往的待遇应该有几个名额，于是我又去争取。直到9月30日快下班了，才得到通知，有了一个金水桥的名额。我们的位置在天安门前金水桥中间东侧，在那里专门给我们摄影记者搭了个平台。除了我，上面还有新影、八一厂、中央电视台、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的人。我们的长镜头和三角架都在夜里运到了广场，当时广场已经戒严，所以不必担心丢失，晚上还要有人来对器材进行一番安检。
王东把一支1000毫米的镜头对准了城楼上，可以拍到领导人的特写；随手一台装了标准头的莱卡M3，用来随时拍群众场面。为了保证自己有一个更高的角度，采访经验丰富的王东头天夜里请报社汽车队的师傅们用角铁和木板赶制了一个架子，并在半夜时分送到了金水桥，这样他在记者群里就可以“高人一筹”了。拥挤环境下的新闻摄影就是这样，只要你比别人能够高出一头，你拍摄的主动性和自由度就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王东接着说：
那天有点阴，空气不太透明，能见度较差，但人们的情绪非常高涨。这是中断了多年的国庆阅兵式，全国人民以及许多外国人都等着看这壮观的场面。前面的军队、工业、农业、科教、文艺等各种整齐的方队都过去了，接下来的群众游行队伍顿时就热闹了起来，队形不太整齐，而且说说笑笑地就走过来了，记者们也没太在意。突然人群中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横幅，上书“小平您好”！这可是预演中没有的啊，看上去也不像是正规的标语——白布上写的黑字，不太规范，言辞缺乏正规标语的严肃性。人们在短时间里一下子蒙了，但很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