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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作品的拍摄者是曾在毛泽东身边任专职摄影师、新华社中央组的著名摄影记者钱嗣杰。钱老1946年参加革命，是地地道道的“红色摄影师”，如今离休在家。回忆起当时拍这幅照片时的情景时，钱老说：
1966年7月16日这一天，天气特别好。毛主席一行人到了武汉长江大桥附近的江面上，主席从快艇上的梯子下到江里，只穿了游泳裤，也不戴游泳帽。游了一小时零5分钟。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陪同，还有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的十几个警卫，都是游泳高手，主席很不喜欢离他们太近，但是汪东兴又不放心，所以派了这些人保卫，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大概就二三米的样子，确保“一步就能到”的距离。而且事先已经按这个线路趟了一遍。那时已经不是“横渡”长江了，而是顺流而下，所以叫“畅游长江”。为了这次游，主席已经叨咕了很长时间了。
毛主席实在是太想游泳了。他在湖南老家时就喜欢游，而且他和其他人游海水不同，他认为那就是个“泡海水”，主席是要“横渡”，要的是拼搏，他的游泳，早已超过了体育锻炼的含义了，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
我在旁边的小木船上跟着拍摄。当时正好在举行第11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江边两岸都是游泳的人们，为避免和人们相遇，主席的快艇在江中心。主席游完上了船，就问我们这些人（警卫、大夫、护士、我）游了没有，我们说游了，他才高兴，披上睡衣在甲板上散步。这时被一个游泳的小学生发现了：毛主席！小学生喊了一嗓子。这下不要紧，所有的人都开始往主席的船游过来，警卫们着急了，赶快让主席的船离开，但人们仍然在欢呼，喊着“毛主席万岁”，“我看见毛主席了”。水上顿时组成了一道红色的长城—红旗和红色的游泳衣。我也被这番景象所感染了，快步到了主席的旁边，拍了这张他向群众挥手的的照片。他的身后是武汉长江大桥，他曾用“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诗句来赞赏这座大桥。为了安全，我们的快艇很快向上游驶去，游泳的人们渐渐地消失在江面上。主席一直穿着睡衣，到了岸上进了汽车，一直到了驻地才换的衣服。
我当时用的是德国的禄莱相机，英国的伊尔福胶卷。还有135的莱卡相机。7月25日照片在《人民日报》上登出，与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一起，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我那次拍了30多张，两个120的，一个135的。这边新华社催着要照片，我就把胶卷给了中办主任汪东兴，他自然会有办法带回北京。后来有人告诉我，主席看了这张照片很满意。主席有个特点，他从来不审照片，只有大型活动如“五一”、“十一”时周总理才看，以防把哪个民主党派的大人物给漏掉了。
给主席拍照片非常紧张。我那些年一直都不敢放松。每次拍完了就等着冲洗放大之后，发了稿才能睡踏实。一出去就要想着要把照片拍好，因为各大报早都留着窗口呢，你必须拍好，责任重大。像平时采访，领导人接见时就几分钟，而且从不考虑给记者留点时间。走进来，握手，坐下，马上就点烟了，这时就不能拍了。如果这几十秒内还没拍好，就只有等着结束了。而同时期的外国记者就不同，他们敢说话，可以要求总统给个笑脸或一两分钟，做个姿势。只有周总理会考虑给记者一点机会。其他领导人都是直接进去、握手、寒暄、坐下。往往有时只有一个人拍时我就更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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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畅游长江》：奋斗其乐无穷（2）
去外地更是家常便饭。主席往往一年里有一半时间在外面。我也就得跟着走，家里人也不知道，也不许问。没有电话，也不能写信，都是保密要求。主席喜欢坐火车，到哪里支线上一停，吃喝拉撒带办公都有了。也省得给地方同志添麻烦。我经常是半年才回一次家。粗算了一下，这一辈子我在外面的时间就有20多年。
毛主席用“畅游长江”来抒发他的豪情斗志，晚年的邓小平则常说：“我能游泳，说明我身体还可以，我能打桥牌，说明我脑子还可以。”是呀！在伟人政治的时代，领袖的身体和大脑，无不关系着民族、国家的命运。所以，他们的健康不仅是自己的话题，还是全国人民，乃至国际社会的重要话题。
与这次在快艇上挥手仅隔一个月，便是毛主席更为著名的一次挥手—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百万红卫兵大军的挥手。这一挥的神力可谓史无前例，它令“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最终的结果是，神州大地犹如台风袭过，一片狼藉，惨不忍睹，这是后话。
一些研究“文革”的专著记载：196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在头版头条登载了毛泽东横渡长江的报道和照片，当人们看到毛泽东在快艇上挥手检阅正在长江中游泳的人流的巨幅照片时，对73岁高龄的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产生了一种无法形容的信赖感。确实像报纸上宣传的那样，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向群众呼喊“人民万岁”！激励着群众更坚定地“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受这次毛泽东游长江的激励，很多地方都展开了渡江活动，因为“大风大浪”和“搏斗”与“革命行动”、“英勇气概”这类内容总是很协调，既然崇拜伟大领袖，那当然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了。
经理给总理照相
《周总理标准像》是中国照相馆经理姚经才在1956年拍摄的。此后这幅标准像被印刷了无数次，成为几十年来中国百姓家里与毛泽东像并列悬挂的领袖像。20年后周总理逝世，这张标准像再次成为众心所向。拍摄者姚经才也成为几十年来人们关注的对象。一张照片的生命力越强，它所揭示的道理就越深。现在回忆起这些事，姚先生的女儿姚佩心仍然很自豪。
我父亲14岁就在上海中国照相馆开始学徒，他没上过多少学，但他很聪明，悟性挺高。到了1956年中国照相馆从上海迁来时他已经是经理了，那时有很多公私合营的服务业，就是把过去的私营企业改造成公私合营，实际上是以公方说了算，我父亲就是中国照相馆的公方代表。同时迁来北京的还有上海的普蓝德洗衣店、造寸成衣店、四联理发店等。
他上班以后就基本没有节假日了。他虽然是经理，但是一直没停过照相，在店里总是忙忙碌碌的，也很少和家人沟通。据他回忆，给周总理照相是在1956年的12月的一个礼拜天。当时我父亲正在给一个军人照相，突然周总理带着秘书和警卫进来了。所有在座的顾客都没想到，一个堂堂的国家总理会不打招呼地来照相，像一个普通人不事张扬地就这么来了。正在要照相的那个军人站起来向总理敬了个礼说，总理好！两位在旁边的大学生也向总理问好，总理说你们好。我父亲说总理您先来吧。总理说按顺序来，你先给他照吧。等解放军和大学生都照完后，周总理才按顺序让我父亲给照。第一次给这样的大人物照，我父亲也很紧张，动作有点拘谨。周总理见状说你是第一次给我们照相吧，熟悉了就好。你们是专家，一定能照好的。我父亲听了这话，心里放松了一些。在助手的协助下，20分钟左右就拍完了。给总理拍了半身、全身总共16张。拍完后总理问我父亲，从上海迁来是否习惯，以后要更好地为首都人民服务，为国际友人服务。我父亲连忙说好。总理走出去时，大家都站起来鼓掌，总理向大家点头示意。那年我父亲33岁。
总理走了以后，我父亲赶快洗了出来，挑了几张送过去，那边回话说，总理要出访亚非拉国家，请再洗100张。中国照相馆赶快如数洗了送去，我父亲又另外洗了4张12寸的送给了总理，没想到，总理还派人把这4张的钱送了过来，真是公私分明！
那时候周总理只要是私事都是自己付钱，比如看电影就是自己买票，而且为了不打扰别人，往往是在灯暗了后再进去。到北京饭店理发也是自己掏钱，自己用车办私事比如去看老朋友或者亲属用车也要付钱。这些事，许多周总理身边的人们像秘书、警卫、护士等等在回忆总理时都谈到了。
后来听说我父亲又给刘少奇、朱德、贺龙、华国锋等领导人拍过，真是一种荣幸啊。当然，也给我们这些孩子们拍过，我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挺自豪的。而像领导人亲自来照相馆排队照相这种事现在想都不敢想。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新华社来中国照相馆急找底片。姚经理和同事们连夜赶制了许多8寸照片，到旁边的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分发给寒冷中哭泣等候的人们，联想到20年前给总理拍摄的情景，姚经才的脸上也是泪水涟涟。
中国照相馆是上个世纪30年代在上海成立，在竞争激烈的十里洋场拼搏得颇有声望了。1956年，在政府的安排下从上海北上，坐落在繁华的王府井。迁来时姚经才就是经理，一直到退休。中国照相馆也因为领袖拍过照片而名扬中华，成了商家最好的广告，至今在他们的橱窗里还摆着这几位领导人的照片，在北京王府井的黄金地带无声地诉说着那些故事。有意思的是，姚经才的弟弟姚经文现在还在上海，曾经是上海最老的照相馆之一—王开照相馆的经理，兄弟俩一南一北，还都在最负盛名的照相馆里当经理。如今这兄弟俩还各有一个儿子在这两个照相馆里工作。
这张照片拍的是黑白片，后来大量的印刷品是彩色的，那是上了色。对照相馆来说，上色是小菜。中国的习惯是许多百姓家里和公共场所都挂领袖像。不仅挂中国的，还挂外国的，像那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等。前一段时间，很多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