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馆复制了一套底片，毛主席题写“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时候，是我去北京翻拍的，本来拿到题词时是3月3日，本应在晚上传给沈阳，结果没赶上，就拖到3月4号发到沈阳军区，发表时就成了3月5号，这就是雷锋纪念日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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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雷锋好榜样》（3）
关于雷锋照片的版权问题，应该是近几年的热门话题。对此张峻说：
我认为，把版权问题搞清楚和弘扬雷锋精神是不矛盾的。这些年我把雷锋照片的稿费都用在宣传雷锋的工程上了。2003年6月18日，我在辽宁新闻出版局的支持下，把223张我拍的雷锋照片作了版权登记，他们很认真地考察了我拍的照片的依据，认定这些是我拍的。这一部分是我在1962年12月以前在沈阳军区工程兵时拍的，以后拍的就不属于这个范围了。
这些年我为宣传雷锋把自己的许多钱都搭进去了，总共印了15万张雷锋照片发给学生和做过好事的人，还印了明信片、制作了纪念章，策划了雷锋图片展览，最近还要出版一本最全的雷锋图片集。我还在搞一个“留住雷锋工程”，目的是针对社会上流传“雷锋是临时户口，3月来4月走”的现象，让雷锋精神永驻人间。
听完两位的讲述，我们感到，无论过程怎样，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尽自己所能，把雷锋精神传下去。这就像他们的照片一样，宣传画也好，纪念章也好，无论用什么形式，雷锋精神终归要进入每一个家庭，终归要留在历史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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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1940年生于湖南望城县，7岁成了孤儿，5年间失去5位亲人，全家6口人只剩下7岁的雷锋。新中国让雷锋感到了温暖，他上了学，参了军，入了党，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标兵、红旗手，在部队又多次立功受嘉奖。“在家时好事做了一箩筐，出门时好事做了一火车”。1962年8月15日，雷锋执行任务回来后对战友乔安山说，咱们洗车吧。进洗车的院子里时，雷锋下车去拿开院门口挡小孩的铁丝网，然后指挥乔倒车，倒完车向前开时汽车把一根晾衣服用的方木杆撞倒，木杆砸在了雷锋的太阳穴上，一个多小时后经抢救无效，雷锋牺牲。他在部队的时间只有953（一说951天）天。年仅22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分别题词，学雷锋运动至今开展不衰。
留得“样板”在史册（1）
对于青年人来说，“样板戏”可能是个较陌生的名词了，但对于40岁往上的人，这却是个刻骨铭心、至死难忘的词汇，是个挥之不去的记忆。尽管他们今天随时都能哼上两段儿，但那轻松自在的背后，却深隐着一种难以言表的苦涩，这苦涩，类似于来自康复者对于曾经的疯人院生活的回忆。
想当年，样板戏的普及程度，如今的流行歌曲远不是它们的对手—尽管彼时的传媒远不如此时的要发达。就像流行歌曲和明星照共昌共衰一样，当年家家户户挂的，除了毛主席像，就是样板戏的大幅剧照了。平时要挂，节假日更要挂，城市里好买，农村可就难了。过年过节时，农村牧区的人们蜂拥到当地的供销社（商店），抢购的便是一幅幅的杨子荣、少剑波、李玉和、李铁梅、郭建光、阿庆嫂……它们令粗陋的家居四壁生辉，给穷困灰暗的生活添加不少亮艳。
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等领导人观看了部分剧目。这一次，《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杜鹃山》、《红色娘子军》、《海港》等都有演出。在这次的观摩座谈会上，江青以其特殊的身份谈了关于京剧改革的意见，至此，江青也正式开始插手京剧的改革、样板戏的制作及演出推广工作。当然，此前早有毛泽东的“革命文学”作为思想基础。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各种“样板团”纷纷诞生。著名的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团、上海京剧团、中央芭蕾舞团、上海芭蕾舞团等也组织样板团到处演出，直接把样板戏送到了农村地头、工厂车间。与此同时，各地的大小文艺团体也纷纷学习样板戏，并搬回当地频频演出，学校音乐课的主要课程，同样也是样板戏。一时间，农村、工厂、部队有线高音大喇叭里，绝大部分时间都被样板戏所充斥，即使少数民族地区听不懂样板戏，也得跟着学唱，否则就是政治问题。这么大的国家只靠剧团演出显然忙不过来，于是便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录了音在电台里播放，各种书刊更是连篇累牍、不厌其烦。
样板戏至高无上的文艺地位，致使拍摄中央级剧团的演出，都成为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都是摄影师的一大荣幸。而当时进入千家万户的宣传画，就是由新华社少数几个人长期、专职随样板团拍摄的。我采访了他们中的两位，就是新华社的陈娟美女士和《人民日报》的张雅心先生。
陈娟美：
样板戏的剧照拍摄是跟着电影摄制组进行的。因为要留资料，做宣传品，又是政治任务，对灯光、色彩、造型、表情的要求极为严格。原则上是成熟一个发表一个，第一个就是《智取威虎山》。电影、摄影与剧组同时进棚，演出是专为拍摄而演的，指定的地方是八一厂、北影厂、新影的摄影棚。新华社由石少华亲自挂帅。胶卷不限，因为张雅心拍的多，人们笑他说“你的片子可以用麻袋装了”。当时指定的是4个人：石少华、孟庆彪、张雅心和我，石是负责人，拍的少，后来孟庆彪有病了不能跟着拍，只有张雅心和我俩人一直盯了下来。
当时用的机器很好，有135的莱卡、120的哈苏，还有上海出的“东风”牌的，那是仿哈苏的，是试制品，外面没有卖的，镜头很好，但机械部分粗糙，快门常常打不开，急死人了。一个电影拍下来至少半年，家也回不了，我的3个孩子也没人管，天天到凌晨两点，长期下来我得了神经衰弱症，总也睡不好。演员、摄影组完成一部可以轮休，而我们只有一个人跟着！拍完了还得送到国务院文化组让于会泳审，批准后在全国发行。报纸、宣传画、画册连环画等等铺天盖地，但没有稿酬，也没有拍摄补贴等等。
摄制组都是一流的人物，导演有谢铁骊、谢晋、崔巍、钱江、成荫、李文化等等；演员有袁世海、马长礼、谭元寿、刘长瑜、钱浩梁（浩亮）；音乐家有于会泳、殷承宗等；芭蕾舞演员有薛箐华、刘庆棠；作家有汪曾祺、翁偶虹等。其他如乐队、指挥也都是全国一流的。
我们拍照片，自然对灯光的要求与电影不同，他们就按我们的要求给布光。摆造型，找角度，要三突出，红光亮。第一次拍《海港》时的一号人物造型没通过，被江青打回来重排。结果那个方海珍的扮演者脸形比较长，只好加点头发变短些。整个电影、剧照全部作废，前后花了一年多时间。
样板戏的拍摄、演出和宣传是不计成本的。陈娟美跟着拍了七八年，不仅提心吊胆，直拍得筋疲加力尽。这些作品从不署名，直到1975年，石少华根据文化组的意思要陈娟美编一本样板戏剧照的画册。那时石少华还是中国摄影学会（1956年成立，1972年改为全国影展办，1978年恢复为中国摄影学会，1979年改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的领导，所以就挂了学会的名，整个工作包括编辑、印刷等大部分工作是陈娟美盯着做的。画册的名字是《革命样板戏剧照》，总共收录了17个（包括后来的交响乐、舞剧等形式）革命样板戏的舞台作品和电影剧照142幅，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这时才第一次署上了作者的名字，到1976年才印出。这也是样板戏剧照的一次集中展示。由于此时已值“文革”后期，这本画册的传播也就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这几位摄影者拍摄的样板戏作品的寿命这时算是告一段落。大量的底片和照片都交给了新华社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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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得“样板”在史册（2）
张雅心：
拍样板戏的人，要求政治上可靠，技术上过硬。我当时是新华社摄影部对外组组长，又是摄影科班出身，就这样走进了样板戏的大门。第一个是《智取威虎山》，第二个是《红灯记》，八个样板戏中我拍了六个。那时用的都是最好的机器，我用的是哈苏120的相机，当时我记得只有江青和新华社摄影部的负责人石少华才有。我和剧组的人吃住在一起，拍的时候不能影响电影机的拍摄，只能抓拍。每个镜头拍几张，最多时一个镜头拍一卷。当时有三个后背，分别装黑白片、负片和反转片。胶卷可以随便领，不计成本。我们惟一的好处是吃得比一般人要好，在长春拍《奇袭白虎团》、《沙家浜》时经常吃松花江里的大鲤鱼，那时老百姓只有每月二两肉的定量啊。我们一般都是晚上拍，因为那时安静，但却苦了我，剧组的人们可以轮休，而拍剧照的只有我一个人，晚上拍了白天就去冲，晚上再拍。江青隔几天就来，很具体地指导，她要求剧组的人看《红菱艳》，让大家学习。排练几次后还要座谈，我拍了无数个胶卷，同行们笑话、也是羡慕说张雅心的胶卷可以用麻袋装了。
有一次我在江青来的时候拍照，那时用的不是现在的万次闪光灯，而是一次性的闪光泡，那东西有时会爆炸。正好杨子荣出来时一打枪，我这个灯泡就响了，实在太巧了。这下警卫们都上来抱住了我，好一片紧张，最后是文化组（相当于文化部）副组长于会泳出来说，没事没事，这才算过去了。那时候的好多记者都遇见过这类事。
之所以要专门在摄影棚里拍摄，一是做电影的需要，保证电影画面的绝对“干净”，也可以保证在拍摄过程中不受干扰；二是为了拍剧照。因为舞台演出时拍的剧照背景很杂乱，最多只能用作新闻，在大量的印刷品中不能达到样板戏“高大全、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