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父亲的作品，陈平表示，那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责任。放在谁的身上，也会努力地去完成任务。本来能被派上去就是一种选择，能够去的人一定是政治上可靠，技术上过硬。那时候有照相机的人就不多，所以压力也大。陈平说：
我们非常爱我们的父母亲，过早地失去他们是不幸的，但我们没有消沉堕落，如今我们都生活得很好，父亲的照片能够被人们记住，对国家有用，这是我们最大的荣幸。
提到开国大典，就要提侯波。因为当时只有他们三个人能上城楼，据侯波回忆，杨振亚本来是安排在城楼上的，但他临时下去拿东西，结果上来时已经开始了。陈正青作为记者是要发稿的，而侯波是中南海摄影科科长，没有发稿任务，要留资料。1988年，作为中国领导人身边的摄影师，徐肖冰、侯波夫妇共同举办了摄影展览，侯波的开国大典照片第一次与观众见面，人们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照片。内容虽一样，但角度不同。能够亲临现场的人们已经不多，作为当时在场、如今健在的摄影家，侯波的感受更直接一些。
那天一早我就到了天安门，事先我已经来看过地方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又激动又紧张，根本顾不上看下面的游行和阅兵那些热闹的场面。早晨不到10点我就去了，实际上下午3点才开始，为了能拍好这次大典，上级从《华北画报》、《东北画报》、北平电影制片厂照相科选派了多名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记者和摄影师。能够上城楼的有陈正青、杨振亚和我，其他在广场上的有吴群、林杨、孟昭瑞等，总共有30名摄影记者在拍。那时我才25岁，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新中国的诞生本身就让人兴奋，但我还是在30万人的欢呼声中按下了一张又一张。我用的是德国的禄莱相机，阿克发胶卷，印象中我拍了不到10卷。本来还有杨振亚，他临时忘了点什么，就下楼去拿，结果上来时已经开始，他没拍到毛主席正在讲话的镜头。
这样说来，能够拍到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读的镜头只有陈正青和侯波了。巧的是，侯波的丈夫、著名摄影家徐肖冰这时也在天安门上拍，但他是作为电影队的领队在忙乎，另一支电影队由吴本立率领。同时还有苏联派来的导演、摄影队，要借此机会拍两部电影：《解放了的中国》、《中国人民的胜利》。那时苏联是老大哥，不仅装备好，还有彩色片，而中国人连导演、灯光、摄影都要跟人学。画面上能看到的几个话筒大多是苏联的。
这一天，获得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兴高采烈，街上的红布白布早都卖光了，人们自己做红旗，广场上人声鼎沸，天上飞机隆隆，地上坦克轰鸣，周围礼炮作响，城楼上频频招手。这边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那边朱总司令宣布要消灭一切残余的反动派。好不壮观，好生豪迈！
后来，画家董希文画了著名的油画《开国大典》，却是历经磨难，一会儿要把高岗涂掉，一会儿又要把刘少奇涂掉……桩桩都是故事。开国大典的播音工作由齐越和丁一岚承担，他们都是著名的播音员，那次还创造了一个新词：实况转播。
有意思的是，天安门在此前并不太出名，自从在天安门阅兵后，随着新中国邮票上有了天安门之后，它才渐渐出名，成为象征红色中国的城门楼。
上甘岭的照片，上甘岭的故事（1）
即使对战争史毫无了解的中国人，也会因为电影《上甘岭》及那首插曲《我的祖国》而知道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上甘岭战役”。电影固然好看，但它终究是后来的艺术作品，而不是现场的真实纪录。了解这个战役的人可能会说：“那个年代、那样惨烈的战斗，不可能顾得上照相之类的事儿。”事实上，在英雄的上甘岭志愿军战士中，就真的还有战地摄影记者，其中一位就是高亚雄。
我当时是15军（军长是秦基伟）45师（师长是崔建功）的摄影员，那时每个师都有专职摄影员。那时不叫记者。上甘岭战斗中我也在坑道里，在总共43天的战斗里，我近20天在前沿阵地。坑道里被炸得一直在掉土，没有任何亮光，空气混浊。毒气、凝固汽油弹、火焰喷射器、炸药包……敌人什么武器都用上了。坑道里大小便不能及时处理，烈士的遗体不能及时掩埋，硝烟味、硫磺味、血腥味、屎尿味弥漫在坑道里，让人窒息。坑道里最缺的是水，干粮—压缩饼干根本就咽不下去。有的时候甚至要喝尿，但是没水喝，尿也很少啊……
下面，让我们读着这幅珍贵的照片，再听一遍上甘岭的故事吧。
一份关于秦基伟将军的回忆录里这样描述上甘岭战斗：1952年的朝鲜战场，中朝部队接连取胜，但美军不想在谈判桌前丢面子，并想在战场上赢得更多的谈判筹码，于是就形成边谈边打、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局面。到了10月，美军蛮横地单方面中止了谈判，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哈里逊叫喊：“让枪炮来说话吧！”接下来便开始了他们的“金化攻势”。当时的五圣山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是朝鲜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连接点，控制着金化、铁原和平康三角地带，是朝鲜中部平原的天然屏障。如果志愿军占有它，就可俯瞰敌人纵深，直接威胁“联合国军”的金化防线，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倘若“联合国军”夺取了五圣山，就等于从中部突破了志愿军防线，进而危及整个北朝鲜战线。而不足平方公里的上甘岭，又是控制五圣山命脉的高地。所谓的“金化攻势”的要点，就是拿下上甘岭，突破五圣山防线。
当时中朝军队已经转入战略防御，并在上甘岭地区构筑防御工事近一年的时间。美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范佛里特原计划只用两个营的兵力，5天时间，伤亡200人便可拿下上甘岭。
1952年10月14日凌晨3时30分，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通过美联社驻汉城记者向全世界宣布：“金化攻势开始了（指上甘岭攻势）！”半个小时后，美第八集团军第7师和配属的韩2师的16个炮兵营的300门大炮、40架飞机和120辆坦克，向上甘岭和两个高地发射炮弹30余万发，投炸弹500枚。我军表面工事几乎全部被毁。这一天，45师135团歼敌1900余人，击毁坦克3辆、缴获坦克1辆，自己也伤亡500余人。
高亚雄回忆：
我也随部队上了前线。我虽然是摄影员，但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也很难拍到好照片。大部分战斗是在夜间进行的，我只有在白天反击的时候才能拍。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在一次白天的反击中拍的，而且只拍了一张就又回到坑道里。照片上的战士我都不认识了，因为伤亡太大，为了保持部队的番号就不断地补充人员，连队不断地在重组，只知道是45师的。
高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终因敌强我弱，弹药供应不上，志愿军被迫转入坑道，坚持斗争。坑道战比阵地战更艰难。敌人利用有利地形对15军坑道采取筑垒封锁、石土堵塞、轰炸爆破、断绝水源、施放毒剂和烟熏等毒辣手段，妄图消灭坑道中的志愿军。
坑道战是艰苦的。许多坑道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半块饼干，许多人喝不到一滴水，只好用互相喝尿来解除难忍的干渴，官兵们还戏称为“光荣茶”。战士们把饼干放入嘴里能把舌头割破，人丹放在嘴里竟化不了。由于医疗条件差，许多伤员牺牲在坑道中。有一个坑道，10多名战士直到饿死，还端着冲锋枪守在坑道口。
“谁能送进坑道一个苹果，就给谁立二等功！”这是上甘岭战役坚持坑道战阶段的立功标准。两个高地的各个坑道，距五圣山主峰最近的地方500米，最远也不过1000多米，但要通过10道封锁线。即使到了坑道口，要进去也很难，每走一步，都可能流血牺牲。派去一个班，活着进坑道的只有三分之一，为送一壶水，甚至要付出几条生命。
十五军后勤部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组织机关和部队靠“匍匐运输”、“接力运输”等方式，将3万发迫击炮弹和大量食品、物资送入坑道。整个上甘岭战役运输人员伤亡就达1700余人，占我军整个伤亡人数的14％。秦基伟曾对尤继贤说：“打罢上甘岭，给后勤记头功。”
坑道里挤满了战斗员、伤员和烈士的遗体。硝烟、血腥混合在一起。粮没了、水没了、药也没了……双方已经都很难坚持了，这时就看谁能沉住气了。为了掌握情况，志愿军决定抓俘虏。通过审讯俘虏，秦基伟心中有了数。他在日记中写道：“敌人两个师已有半数以上死伤，按美军（每个）师万人，伪军（南朝鲜）万人，合计3万人。现在能够参与战斗的不到1万人，敌人为争夺我们两个连的阵地，用了两万人的死伤，而阵地仍然夺不去。我想，敌人是不愿意这样来拼消耗的，美军不是缺钢铁而是缺少人力……”据此他决定开始筹备反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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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甘岭的照片，上甘岭的故事（2）
11月11日15时45分，志愿军的榴弹炮、火箭炮、迫击炮、山炮、野炮，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军倾泻。秦基伟指示炮兵要巧妙地运用火炮的威力：15时45分炮火进行第一次急袭后，停歇5分钟，再急袭5分钟，然后假意发出步兵攻击信号，但并不冲锋，把敌人引诱到前沿工事后，才使用火箭炮覆盖，几十门榴弹炮也一起轰击。这几次急射，1万多发炮弹铺天盖地落到敌人阵地，高地北山一片火海，地堡飞上了天，铁丝网被炸断，敌人的尸首四处飞扬。
战斗共持续了43天，双方共投入了10多万兵力。原本是个局部规模战斗，竟发展成了一个著名的战役。战斗中，“联合国军”向上甘岭两个小小的山头共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炸弹。最多的一天高达30万发炮弹，平均每秒钟就达6发，每平方米的土地上就有76枚炸弹爆炸。上甘岭的上空，差不多每天都是硝烟缭绕，犹如阴云。随手抓一把沙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