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飞在桂林举办摄影展览闭幕后第十天，卢沟桥的枪声响了。他知道，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用照相机记录历史，是摄影记者的使命。
《广西日报》1937年8月15日刊登沙飞文章《摄影与救亡》，他写道：
“……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和金钱都用到处理有意义的题材上—将敌人侵略我国的暴行、我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来参加救亡运动等各种场面反映暴露出来，以激发民族自救的意识。同时并要严密地组织起来，与政府及出版界切实合作，务使多张有意义的照片，能够迅速地呈现在全国同胞的眼前，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
随即，沙飞带着鲁迅的照片底片、朋友们捐助的摄影器材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他8月底到达山西省省会太原，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
1937年底沙飞在河北正式参加八路军。他用照相机记录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壮丽画卷，记录了中华民族的一段历史。
1948年5月沙飞因肺结核住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那里有很多留用的日本医护人员。他住院期间，几次对家人说，日本医生害死了鲁迅，现在又害我。1949年12月沙飞开枪打死了为他治病的日本籍医生津泽胜。1950年3月4日沙飞在石家庄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处以极刑。当时，他未满38岁。
1986年5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不应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判决，恢复军籍党籍。
在沙飞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伴随着他的有白求恩遗赠的照相机、十几本《晋察冀画报》、几张广东音乐的唱片和鲁迅的照片底片。
沙飞走后，他的遗物拿到了北京华北画报社（即解放军画报社前身）。他的战友吴群、李遇寅发现没有鲁迅的底片时，立即写信追底片的下落。他们都知道，沙飞对鲁迅底片很珍爱，用防潮纸单独包好每张底片，再把十几张底片放在一个小铁盒里，13年来，他一直把这个小铁盒放在上衣口袋。
1950年4月5日负责关押沙飞并执刑的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保卫部就鲁迅底片回函：“关于沙飞所摄制之鲁迅先生的底片，来时他要求自己保存，怕给他遗失。当时负责检查的同志认为那是和他的案情无关的东西，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就交给他了。但最后处决他的时候，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这回事，没有给他要过来。可能是在他身上放着埋葬起来了。”
鲁迅的照片底片与沙飞生死相随，将近70年。
尾声
2004年5月20日沙飞诞辰92周年之际，在他去世的石家庄市双凤山陵园举行了沙飞铜像揭幕仪式。
艺术家的一生也许是注定要坎坷的，中国摄影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沙飞以一种传奇般的方式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从此无声无息，默默地长眠，听凭着岁月冲刷着自己曾经拥有过的辉煌，然而真正的业绩是不会被埋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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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大眼睛”
如果把“希望工程”比作一个军帽，这张照片就是帽徽；如果把“希望工程”比作一本杂志，这张照片就是封面；如果把“希望工程”比作一个人，这张照片就是他的脸面。
几年中，这幅照片被发表、招贴了约一亿次；它直接引来的捐款就有上千万；它不但改变了照片中小姑娘的命运，使她不到15岁就成了团中央的候补委员，它还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一个村、一个县的教育面貌；全国到底有多少失学儿童因为它而又走进了校门，已经是难以统计的数字。《中国摄影》杂志1999年向摄影界的专家作了一个题为“摄影在我们的记忆中”的调查，这张照片名列第一。
这张照片是解海龙“希望工程”系列作品中的一幅，它一直没有一个精雕细刻的标题，人们都称之为“大眼睛”；而且有相当一段时间，照片中的小姑娘苏明娟还被误称为苏玉仙。对于一张照片来说，像标题、被摄者姓名这些原本较重要的东西，在“希望工程”系列作品中，反倒显得不很重要，这是因为每一幅照片背后那个凄楚的故事和悲哀并不是几个孩子的偶然遭遇，而至少属于中国几百万个穷孩子。一组照片唤醒了这么多中国人的怜悯心，一组照片赢得了这么多的泪水，一组照片使这么多的金钱入账，一组照片实实在在地帮助了这么多的人，这恐怕在人类摄影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解海龙1991年开始拍摄农村失学儿童，他那时在北京崇文区文化馆工作。10年间，他走了中国26个省的128个县，行程两万多公里。“大眼睛”就是他开始阶段的作品。
1991年4月6日清晨，在皖东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的羊肠小道上，解海龙尾随着5个行在上学路上的村娃。要撑船过河了，孩子们看到一个满身是兜的陌生人也跳上了船，气氛一下子尴尬了起来。解海龙连忙找话说。虽然一切很快就缓和了，但其中的一个七八岁的大眼睛女孩却一直不言不语。海龙问她叫什么，女孩看了他一眼，低头继续搓弄自己的衣角。海龙让她写名字，她就认真地在解海龙的手上写下了“苏明娟”三个字。
苏明娟的学校在一个山坡上，房子虽然很破，但比起解海龙见过的那些或没有屋顶或干脆趴在露天磨盘上上课的学校还是好上许多。解海龙在教室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孩子们对他的存在和动作开始有些视而不见了。有经验的摄影师都知道，当被摄者不在乎你的存在时，离拍到好照片的时候就不远了。
苏明娟坐在第二排，面对老师和黑板，她那双漂亮的大眼睛倾泻着无限的质朴和渴望；那虔诚、专注的神态，好像上帝膝下的圣女。然而这种专注的状态和神情又是极其脆弱的，经不起丝毫的惊扰。解海龙静悄悄地、远远地把这个似乎是专为中国失学儿童而下凡的小天使抓进了取景框。他共拍了两张，一张横幅的，一张竖幅的。前者平实具体一些，更符合纪实报道摄影的形式要求；后者则简洁洗练许多，更符合标识性作品的要求。尤其是前排两个同学的虚影，不仅涂掉了一些可有可无的细节，加强了透视感，还使画面平添了几许诗意，给读者留下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就更真实具体地再现苏明娟而言，当属横幅那张；就更加传神写意，更具象征性、抽象性而言，当属竖幅的这张。
因为“大眼睛”是解海龙“希望工程”系列作品中面世次数最多的一幅，后来的几年中，围绕这张照片和苏明娟自然就发生了很多故事。
先是因为解海龙手上的字很快就看不清了，把“苏明娟”误记成“苏玉仙”，使媒体也跟着误传了一阵子。接下来是全国假冒“大眼睛”的事情屡有出现。照片诞生了3年，“大眼睛”已经成了发达地区家喻户晓的明星，苏明娟的家乡才凭一件衣服验证了这个“大眼睛”就是村里的小梅子（苏明娟的小名）。商人还把一副大眼镜加到了照片上，利用照片的知名度大做治疗近视眼的广告宣传。“大眼睛”成了“大眼镜”，人们误以为解海龙把这幅承载着海内外亿万颗善良之心的照片卖给了商人，责难接踵而至。虽然商家一再辩解自己不知情，但这样的辩解缺乏说服力，况且对于这等情节简单的侵权案，让法院给讨个公道，也还不算难。
因为苏明娟，因为这张照片，金寨县成了全国有名的“希望县”，张湾小学也由宝洁公司赞助盖起了新校舍。作为“希望工程”的形象大使，苏明娟虽然为之奔走多年影响了学习，但2002年她还是考入了安徽大学。
“大眼睛”—苏明娟—解海龙—“希望工程”—20多亿捐款—近9000所希望小学—200多万个被救助的穷孩子。把这些串起来的，是善良，是悲悯，也是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气。然而事先谁也没有料到，高高擎起这支希望火炬的，竟是一个朴实无华的摄影师。
（本文由窦海军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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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熟谙摄影界深浅的窦海军兄给我出了个题目：把这些摄影名作集中起来搞一本书，访一下作者，配上原作，多挖点材料，搞成一本可读性强、资料性强的休闲书，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产品。以往出版的大都是画册，很贵也很沉，不便阅读和携带，以及传播。
我完全赞同这个创意。那些照片曾经让我们膜拜和发狂，它们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思想，而我们又走进了摄影这个行当，面对这些熟悉而又敬畏过的照片，我们有一种追星族见到了心中偶像般的感觉。很长时间以来，对摄影作品的认识总习惯于在一个专业的小圈子里打转转，其实照片的作用早已超越了自身的意义，和文学、绘画一样，它面对的是社会，是绝大部分不懂摄影的人们—也不需要懂摄影，只要照片好看、有用就够了。这里选取的就是这样一批家喻户晓的或在当时有特殊影响的照片。说它是照片，因为其中有些不能叫做“摄影作品”。
作者们有些已经故去，大部分还健在，分布在各地，寻找起来仍然是个不小的工程。查资料，找线索，见本人，好不忙乎。老摄影家们都给予了支持，找原作，忆当年，改稿子，好不感动。
照片定格了时代，记录了曾经的震撼，也在瞬间锁定了一个人的本质，成为一张张历史的切片。这让我们能够从容地回顾历史，品嚼其中的味道。这些照片所表现的时代和事件，今天看来让我们发笑，也让我们流泪，更让我们感动。这可能就是照片的价值所在。这些照片无论当初是怎样出生，最终还是达到了传播的效果，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摄影界的人们一向不爱说话，所以总是留下的照片多而文字少—那是因为他们拥有表达的手段：一图胜千言。
顺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