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沙土，就有一半是铁屑、弹壳。整个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先后打退敌人900次的进攻。“联合国军”伤亡25498人，伤亡率在40％以上；同时还有300架飞机被击落击伤；坦克40辆，大口径炮61门被击毁。志愿军伤亡11529人，伤亡率在20％以上。这样的伤亡率和日平均伤亡数，对美国人来说是个极其可怕的数字，因为美国认为伤亡率最高的太平洋战争中的硫磺岛战役，也只有％。就这样，敌人所谓的“一年来最强大的攻势”，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消息传到北京，全国人民沸腾了。12月16日，毛泽东发表论朝鲜战争局势及其特点的讲话，高度评价了上甘岭战役。1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庆祝上甘岭前线我军的伟大胜利》的社论，把庆祝上甘岭胜利的活动推向了高潮。
谈到拍摄，高亚雄说：
上甘岭是个朝鲜的小村子，就是两个小山头。我有一个从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莱卡3型相机，还有一盘阿克发黑白片—那还是在国内战场上我们的战士缴获的两盘胶卷之一。另一盘战士们不知是什么，就给打开了，全曝光了。整个战斗期间我就拍了100多张底片。那时也没有意识要多拍之类的。上战场时我还有手枪，加上照相机，是个“双枪手”。我和另一个搞摄影的两个人在坑道里共享一个炮弹箱，在这上可以蹲坐—坑道里空间很小，有时挤得像过节时的火车厢。不冲锋的时候我就在坑道里拍，那时坑道里黑黑的，还没有闪光灯，只有镁光粉。用火柴一点就“扑”的一声，还有白烟，很呛。尽管这样，战士们还是很愿意照相。他们说，照吧，呛就呛点吧。开始我用B门，打开相机，然后点燃镁光粉。镁光粉也不多，我们就把美国人扔的没炸的那些照明弹捡回来，把其中的镁光粉倒出来，用军用电池连在照相机上，电池又连在镁光粉上，这里按快门，那里镁光粉就着了。这土办法挺好。
有一次我和那个搞摄影的一块走，半路上那位说要方便一下，我们就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正在方便时，敌人的炮弹就铺天盖地的把我们刚才的路炸了个稀烂，我们庆幸自己命大。
我在朝鲜受了两次伤，一次是炮弹片打到眼睛旁边，还有一次是打到腿上。另一个宣传队的副队长乔松亭也和我一样被打到了眼睛旁边，他牺牲了。拍完了我就把底片交给了通讯员，由他交给军里，冲洗后由他们负责发稿。上甘岭战斗时我才19岁，许多战友很年轻就牺牲了。战士们经常在坑道里说，“活到20岁就够本了！”可见伤亡有多大！像黄继光那个连队，就打得剩了5个人。炮弹一来，一下子几个连队就没了。我能活着就不错了，幸存的老战友如今还经常联系，战场上的感情是最真挚可靠的。我们的师长今年去世了，他最后升为中将。
上甘岭的照片总共用了20多张，照片都在哪里发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发了不少。有一次我接到了700多元稿费，而那时我的工资才21元！后来这些底片在哪里我也不是十分清楚，有些可能在军事博物馆，有些可能在解放军画报社。朝鲜战争之后我们出版了一本画册，里面也用了我的不少照片。
今天看来，那个场面应该是能出很多好照片的。有一个战士叫王仕佑，他带着另外两个战士一直在坑道里、战壕里穿梭着打，先后消灭了几百个敌人！回来时浑身是土和血，什么也听不见—耳朵早被震聋了！那形象多感人啊，可惜我就没想起来拍，只拍了他在坑道里给祖国人民在写信的镜头。假如有现在这样的技术和观念，那我一定会拍很多照片的。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是“时代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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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胜利：《欢送志愿军回国》
反映抗美援朝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多年被选入课本，电影《上甘岭》更是家喻户晓。那些英雄人物、英雄故事及相关的艺术品之所以魅力出众，除了事件本身的吸引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作品可以在事后比较从容地创作，可以修改，可以发挥集体的力量。而摄影作品则不行，百分之一秒的瞬间，一切就基本上都已经决定了。这是新闻摄影有别于其他新闻形式、艺术形式的一大特点，是摄影独有的难度，与绘画、电影、电视相比，照片的独特魅力也由此而生。
吕厚民的作品《欢送志愿军回国》就是一幅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终结作品。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与一战二战的那些经典照片一样，成为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新闻摄影经典之作。由于朝鲜战争是二战后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发起、旨在对抗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而应战的有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甚至还有一些苏联军人秘密参战。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取胜，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欢送志愿军回国》的热烈场面所传达的更深一层的信息，便是“我们胜利了”！
这张照片是1958年9月拍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批回国的队伍。当时是在朝鲜东部的咸兴北道沙里院，志愿军的队伍行走在刚刚修复的城市里，这已经是朝鲜战争停战后的第5个年头了。
我那年随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朝鲜，一天上午到了沙里院志愿军的驻地时，那里已经有很多朝鲜群众和人民军战士在和志愿军们握手拥抱，好多人都满面热泪，那场面实在感人。我也受感染，拍了不少，但总觉得没把那种气氛表现出来。当时人挤人，根本没工夫去考虑，到了跟前又太近，那时也没有广角头，后来我就想找个高处。突然一看，路边有辆吉普车，经过车主的同意，我就立刻跳到车盖上，可以说那是惟一的高角度了，正好能拍到欢呼的大场面。被抬起的是志愿军军官，下面都是朝鲜人民军战士。人们喊着：“中朝人民友谊万岁！打倒美帝国主义！”刚拍了几张，朝鲜人民军发现我了，于是把我当成目标了，也把我当成一个中国英雄抬了起来，欢呼着，我很激动，但却拍不成照片了！
队伍一直走着，高角度也没了，但我庆幸自己拍到了最激动人心的场面，那是中朝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啊！我用的是禄莱相机，伊尔福黑白卷。不久由中国摄影学会和新华社分别送到国外展览，1959年获莫斯科国际摄影比赛金奖，1961年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国际摄影比赛银奖，1963年获古巴国际摄影比赛一等奖。在国内外的各种报纸杂志画册上刊登的就多了。
在古巴获奖以后，有人通知我说古巴那边邀请我去，我当时正在毛主席身边当专职摄影记者，必须请示。我们正好在杭州，这件事汪东兴同志向毛主席请示，汪又问了我想去否，我说想去。结果没想到主席批了，我就这样经过最高领袖批准得以第二次出国。那次去古巴连拍带看走了一个月。回来后第二年在北京办了个访问古巴后的摄影展。
法国摄影大师布列松讲：“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里都有一个决定性的瞬间。这个时刻来临时，环境中的元素会排列成最具意义的几何形态，而这个形态也最能显示这桩事件的完整面貌。”无疑，这幅作品就是抓住了“决定性的瞬间”。历史就这样被凝固了。后来虽然还有许多关于朝鲜战争的照片，但表现中朝人民的友谊、中朝军队的兄弟般的关系，就只有这幅作品最有代表性了。
惟一可惜的是，笔者没有找到画面中的人物如今安在，如果画中的主人看到这幅照片，一定会激动无比，时时想到那难忘的一刻。我们曾试图寻找，惟一的线索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批回国者”，但短时间内难以办到。我想，那些人物若在，应该是70岁以上的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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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照片，一桩姻缘（1）
毛主席没想到，韶山的那些少先队员们也没想到，拍摄这幅作品的侯波也没想到，这样一幅作品成就了一桩奇特有趣的婚姻。紧紧依偎在毛主席身边的一对男女少先队员后来竟成了夫妻。
1959年6月，毛主席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其中一项活动是参观韶山的学校，师生们自是满心欢喜。就在这满是喜气洋洋的时刻，少先队员们向伟大领袖献上了鲜花和红领巾，作为毛泽东身边的专职摄影师侯波早已把这灿烂的景象收入镜中。照片的形式堪称完美—构图充实，人物位置恰当，所有人物的表情都在最好的状态……
这幅照片的大量印刷品随即出现在全国各地，挂到了千家万户的墙上，进入了学生课本，进入了几十年来能进入的各种媒介。它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欢乐、质朴、朝气、美好，领袖为中心。
照片上紧靠主席的男孩蒋含宇、女孩彭淑清在1963年分别考上大学并在1971年结为伉俪，婚姻将他们这幸福的时刻永久地延伸了下来。几十年来他们还到各地演讲，办收藏展，讲述领袖，讲述革命，讲述美好的人生，把这幸福的时刻又最大限度地扩展到全国各地，直引得无数男女好生羡慕！
现在蒋含宇、彭淑清夫妇回忆起来仍是激情满腔。
我们就出生在毛主席的故乡韶山。那年毛主席的到来，给韶山带来了“真正的节日”。6月25日下午，学校少先队辅导员把我们俩叫到大队部说，明天有重要的首长来我们学校，经研究，决定由你们俩代表韶山少年向首长献花、赠送红领巾。根据种种迹象我们已经猜到是毛主席要来了，这是多么不寻常的任务啊！我们俩想什么花最香，什么型号的红领巾合适，动作怎样才算熟练，因为自己戴领巾是顺手，给别人戴是反手。全校700多名学生，只有我们俩才有这个光荣，我们兴奋得几乎一夜没睡。
26日早晨7点多钟，毛主席就来了。有同学喊：毛主席来了！我们怕花蔫了，头一天就没摘，一听到喊声，赶快到校园花圃摘了花飞跑到主席面前，敬了个礼，把花献给了毛主席。主席接过花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