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没有想到他是在薄冰上跑马。”《格式心理学原理》第28、39页。
用这个观点看艺术创作，就可以说艺术家所写的不是直接的现实生活，而是他的心理生活，不是“物理场”而是“心理场”，而心理场是主观的，是“境由心造”的，这境就包括了错觉和幻觉，艺术世界就是一个“心理场”，一个虚构世界，一个错、幻觉系统，产生和决定这个系统的力量当然是本能、情绪、情感。考夫卡说行为环境中的“行为是趋向某种对象的动作”，趋向某种对象的力量来自本能、情绪、情感。那个骑马过湖的人所以发生这种“心理场”，主要是由于冰雪掩盖了湖面，但与他急于赶路以避风雪之苦的迫切愿望也大有关系，因为感情不能区分自我与物理环境。不难想象，心理场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常见的，是任何人都会经历到而当时并不意识到的心理现象。在艺术创作中更是经常出现。但在常人，心理场主要是由客观条件引起，如那位骑马过湖的旅客的心理场主要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变形或改观造成，可称为常态的心理场。这种心理场主要是错觉。而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的心理场则往往是主观的情感因素所致，实质上是一种“情场”，可称为变态的心理场。这种心理场主要是幻觉。
前面谈到虚静致幻，这里又谈了炽情（或痴情）致幻。如果虚静导致意识放松而致幻，那么，炽情则是淹没理智、瘫痪意识而致幻。两者殊途同归，各尽其妙。就是说，幻境是非自觉或不自知的，在“感情专制而当其炽时，诸思想全为感情之命令所左右，其悲时是非不能辨，其畏时进退不能处，而达其专制之极，不但一方生不觉而已。有一心全入于无意识之境遇者，故人愤怒而至其热度最高，有不自觉其举动”。《妖怪学讲义》第186页。在艺术创作中，如果承认错觉、幻觉是普遍存在的，也就必须承认非自觉状态，不但是必然的，而且也是必需的。
1 “立身须先谨慎，文章且须放荡”
依精神分析家的观点看，人类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即有指向的或智力的思维和无指向的或横向思维（autistic thinking）。有指向的思维是自觉的，它追求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在思维者的心里；它是理智的，即它适应于现实并试图影响现实，而且它能用语言沟通。横向思维是潜意识的，非自觉的，它所追求的目的和试求解答的问题并不在意识之内；它不适应于现实，而为自己创造一个想象的幻梦世界，它不寻求真理而只求满足欲望，而且它严格保持私人的特性，而不能借助语言互相沟通。我向思维主要靠形象发生作用，而且它通过间接的方式或变态的方式表现自己，借助于象征手段来激发、产生它的感情。这两种思维方式从属于两种不同的法则，有指向的思维越来越比较严格地受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支配。我向思维则服从于象征主义和直接满足的法则。详见皮亚杰《儿童的语言与思维》第61—63页。荣格称指向思维为直接思维，称横向思维为幻想思维，他说直接思维是能够用语言因素进行传达，是麻烦的、费力的；而横向思维则没有什么麻烦，是自发地靠暗示活动。“第一种思维与现实密切联系并依靠现实而活动，后者却从现实转开追求主观自由”，它“不约束我们，它很快引导我们离开现实而进入过去和未来。这时表现在语言中的思维停止活动，而想象纷纷聚集，感情生发感情。”这时，感情是“依照它们自己的引力自由浮动、升沉”。《潜意识心理学》英文版第10—11页。简单地说，这两种思维一侧重理智，一侧重感情；一侧重常态，一侧重变态；一侧重实用，一侧重抒情。常态是实用的，变态是抒情的。我们不但要了解和承认常态的价值，更要了解和承认变态的价值。也就是说，不但要了解和承认人的合乎逻辑的行为，更要了解和承认人的不合逻辑的行为。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就是我们常说的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依我们的观点，从心理学上看形象思维应是变态心理的研究范畴，以常态心理度之是很难说清楚的。这种区别，许多理论家和艺术家也是承认的。别林斯基说：“人生活在两种领域里：他生活在主观的领域里，从这一点来说，他只属于自己，此外再不属于任何人；同时，他又生活在客观的领域里，这使他跟家庭、社会、人类联系起来。这两个领域是互相对立的：一方面，他是自己的主人，无须向任何人报告自己的追求和意向，而在另一方面，他又完全依赖于外部关系。”《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第114页。别林斯基并且指出，客观世界服从理性法则。人们为了适应现实也不得不服从这个法则。很明显，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他将暂时脱离客观的领域而生活在主观的领域，即他主要受横向思维或幻想思维的支配。恩格斯评价歌德说：“在他的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性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从政治思想上看，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是世界观与创作实践的矛盾，从心理学上看却是智力思维和情感思维的矛盾。列宁对托尔斯泰的关于伟大的艺术家和渺小的哲学家的矛盾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种矛盾是任何一个艺术家都有的。依上述观点，艺术世界与实际世界或世俗世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各自遵循不同的规律，不能以此例彼，也不能以彼例此，“道不同不相为谋”，昔梁简文帝有云：“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须先谨慎，文章且须*。”一语道破，片言居要，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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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主为人君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自古至今，很多人都认为艺术家是神经不健全的人，甚至说天才就是疯狂，是有组织的神经病等等。“这种观念所以站得住，是由于事实上有许多天才已经是疯狂了。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拿破仑有癫痫病；尼采患了许多年绝望的疯狂病；约翰·克来（John Clare）的一生在疯狂院过了大部分的生活，有许多著名的诗是在疯狂院中写出来的。斯马特（Christopher Smart）所写被人公认为最伟大的诗正是他患宗教疯狂症时写出来的……其他可列入此中的尚不在少数”，这是美国心理学家康克林在他的《变态心理学原理》一书中论述的。但是他又说，许多天才和伟人是没有疯狂病的。而疯狂症患者中有许多是智力低下的。根据统计可知，神经病与天才或艺术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疯狂是天才的一个主要现象，则疯狂医院应当是产生哲学、文学和艺术的策源地了。显然，实际情形并非如此。”
但要说艺术家有比较偏执、热烈和易于激动的气质和性格，如像尼采所说艺术家不可缺的要素一是带几分酣醉欢悦的性格，二是敏感——能将人之苦视若己之苦，则不无道理。果戈理就是具有这样气质和性格的一个代表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他“是一个不知道有中庸的天生的热狂家；不是沉沉酣睡，就是生命沸腾，不是沉醉于生命的欢乐感，就是去受苦受难，如果二者都没有，就会感到沉重的苦闷。一切别的人很容易处之泰然的事情，对于这些人就并不总是安全无恙的，哪一个男子不钟情？哪一个女子不怀春？可是也有一些人，是不能同他们玩弄爱情的：他们一旦爱上了，就决不后退，决不害怕破裂先前的关系，损失社会地位。……‘理性的中庸之道’的人可以抱定随便什么一种理论，仍旧和平而幸福地过完自己的一辈子。可是，果戈理却不是这样”。《文学的战斗传统》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148—149页。别林斯基也这样讲过：“对于艺术的天性来说，理智是消失在才能、创作幻想里面的，因此，在作品里，作为诗人看，他们是非常智慧的。然而作为人看，是狭隘的，几乎是愚蠢的。”《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第442页注〔1〕。其实，别林斯基自己也是这样的人。赫尔岑说他不是用理智而“是用自己的血，用自己的神经在写作着，你可以感觉到，他怎样地消耗着它们，又怎样地烧毁了自己，他是病痛的、易怒的，不知道爱的限度，也不知道仇恨的界限。他常常为感情所驱，有时甚至非常偏颇，可是永远总是深刻的、披肝沥胆地真诚的”。同①第207页。是的，艺术家的这种特点，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成为弱点或缺点，但在艺术创作中却是难能可贵的优点，因为艺术需要感情，而现实生活却需要理性。荣格说：“意识必得有理性，首先是为了从宇宙中发生的个别的和不规则事件的紊乱现象中找出某种系统。其次，至少在人事范围内，是为了行动。”《西方心理学家文选》第414—415页。艺术家是感情用事的人，这在艺术创作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在“人事范围内”就不能那样恣情任情了。王国维是懂得这一点的。他指出：“后主为人君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托尔斯泰也曾经对他的一个兄弟说过，你具备做一个作家的全部优点，然而你缺少作为一个作家所必须具备的缺点，那就是偏激！性格偏激，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大的缺点，它使人不能很好地适应现实，但在艺术创作中却是难能可贵的东西。托尔斯泰正是从这两种角度看问题的。王国维的话与托尔斯泰的话正可互相证明。有位哲人说：“测验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乘，只看他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于其处世行事。”转引自《预测与前提》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４年版第7页。这话用在一般人身上或许有理，用在艺术家身上则断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