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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武侯祠时，成为最后一位游人，空空的院落里，皮鞋踏在石砖地面上的声音响亮而清晰，我喜欢上了那棵玉兰树，甚至开始试着欣赏结构对称的古建筑，还有四四方方的院子，散布着青苔的石板路引人遐想，我突然觉得自己被剥夺了那美妙的传承，恨不得能就地坐下，抚琴一首。对风景之爱，曾是中国文化中多么重要的一部分，站在小小的阁楼之上，穿过一片玉米田，看到了流淌的汉江水，一阵清风恰好迎面吹来，内心莫名其妙地充盈起来。
我对历史遥远和模糊的记忆在汉中被一点点唤醒。诸葛亮、马超、汉中王刘邦的拜将台、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地点，还有汉江。中国人的身份是从汉代开始的吧，因为汉江、汉朝、汉中，我们成为“汉人”。汉与唐，中国最强盛的两个王朝，是中国人内心无法去除的优越感的真正来源，即使背井离乡多少代，我们仍是汉人，建造的是“唐人街”。
十三 穿越蜀道
零星的雨水不知如何从窗口钻了进来，滴在我的左臂上，凉凉的。汽车的发动机声惊人，一刻不停，这个心急的司机超越了一辆又一辆卡车。从汉中前往绵阳的公路，穿越了一座又一座山峰，一座又一座桥梁。天色已晚，我看不见窗外那些高山与谷地。我在穿越蜀道，我提醒自己。两天前，我就是这样从西安穿越秦岭进入汉中的，而现在我从汉中穿越巴山前往绵阳，富饶、拥挤的四川北部。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向南方 一次穿越中国的旅行（17）
夜晚8点时，滂沱大雨突至，雨打玻璃的声音，短促有力，而窗外一片漆黑，迎面到来的汽车的前灯会短暂地打破这黑暗，提醒我车依旧在开往目的地，而非仅仅是钻入了无尽的黑暗。我闻到了那种神秘气息，其中甚至带着某种杀气，如果在此埋下一支伏兵，谁能进入富饶的成都平原。
我觉得饥饿、疲倦、情绪低落，突然想到一切终究逝去，荣耀、爱情、雄心、友谊还有生命。这些问题在城市明亮的灯光中，很少被追问。我是慢慢意识到自己是个浅薄之人，对于终极意义缺乏热忱，生命对我来说像是一个又一个的临时解决方案，我从这一处跳到另一处，不相信它通向某个特定的终点。有时，我觉得自己与一只小动物无异，当一种欲望到来时，就迫不及待地满足它，就像这次旅行，厌倦了北京，就跑了出来，那冠冕堂皇的“腾冲—爱辉线的发现之旅”恰好是借口。
而现在，从汉中开始生出的懒散，如潮水般地扩散。到了绵阳，懒散变成了懈怠，而旅行则变得像是观光。涪江旁是一家又一家的茶馆，那些软软的藤椅、5元一杯的绿茶，一刻不停地引诱我。麻将声就像辣椒的味道一样四处可闻，它们都给平淡的生活增添味道，也抵御那连绵的阴雨。那家开元米线馆一早就被人群挤满了，店铺太小，十几张凳子不够坐，人们就端着那个大碗站在路边，我在碗里看到了颜色浓郁的红油汤，我之前尝了一口，被呛得喝下了半瓶矿泉水。但这些身形秀气的本地人则在清晨刚刚醒来时就喝下一大碗，就像它仅仅是一杯茶、一杯牛奶，或是一杯咖啡。被这碗红汤米线诱惑来此的人形形色色，我看到了睡眼惺忪、脸面浮肿的男人女人，像是刚刚从欢乐、放纵的夜生活中脱离出来；循规蹈矩的上班族，那位白衬衣、斜挎细带黑色皮包的胖胖的年轻人，他正尽力将碗端离身体远一点，然后探头去吃，期待他的白衬衫能逃过溅出来的油星。他的小心翼翼，不妨碍他吃米线的速度，筷子夹住滑腻的米线，灵巧地一卷，再上下掂两下，挥发了热气，然后再送入口中。我像是在观赏一场晨间的杂技表演，并叹为观止，他的衬衫的确一点儿也没脏。
我忽略了绵阳作为科技城的一面，从秦岭开始，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向三线战略转移的记忆就鲜明起来。那是冷战的高峰时刻，美国少年们都在熟悉如何应对核爆炸，而前苏联人在古巴建立军事基地，中国人则做好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和美国与前苏联共同作战。我们把兵工厂、钢铁厂、电子厂，这些战略意义上的工业搬进了西部的沙漠、大山，这样即使丢失了整个东南沿海，战争依旧可以继续。在与日本作战的年代，中国政府不是由南京退避到重庆了吗？中国足够大，我们总有路可撤，谁也难以全部征服。
“三轮！三轮！”我喜欢听李仲贤在街道上这样的喊叫。那是浓重的四川腔，音调高得出奇，仿佛不是从他瘦小的躯体里发出的。雅安正下着雨，已经持续了一整夜。昨夜我到来时，一下就迷上了它。我还不知道这城市的布局，不知那条横穿市区的河流叫青衣江，只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墨绿色山峰，昏黄色路灯下湿漉漉的水泥路，就做出感情上的判断。
这座名字秀美的城市位于四川成都的西南方向，大约130公里的距离，距离上一站绵阳需要4个小时的车程。它是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区，著名的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起点。由马匹、茶叶交易筑就的商业古道，也同样传播了文化、政治、宗教与爱情……
向南方 一次穿越中国的旅行（18）
李仲贤熟知这些历史，55岁的他是当地地方志的编纂者。旅行中，我最喜欢碰到他这样的人，他们对自己生长的土地充满热忱，熟知它的种种典故，而且愿意与所有人分享。他带着我去青衣江畔喝茶，叫来他的朋友，其中一位是本地作家廖念钥，在过去10年中，他写了8本小说，试图将雅安的历史命运串连起来。屋外的雨水越来越大，青衣江水算得上奔腾向前，裹挟着山上那黄得发红的泥沙，气势倒是让山西境内的黄河黯然失色。
茶馆内只我们一桌客人，屋顶有点漏水，洗手间入口处一个水盆正滴滴答答地接着漏下的雨水，那个34寸的彩色电视机播放着一部三流香港枪战片。我倾听着这群本地知识精英的谈话，间或插入一两个问题。他们的四川口音浓重，我经常对此一知半解。自从离开东北之后，方言的发音就困扰着我，明明都是一样的文字，我却大半都听不懂，语言中蕴涵着多么强烈的权力啊，凭什么北京人可以让那么远的地方像自己一样讲话。
廖念钥的普通话比李仲贤好得多，他会有意识地照顾我，不过谈兴浓烈时，他们又会不由自主地开始讲本地话。谈话的内容五花八门，我喜欢听他们说起民国年间的传奇，刘文辉、刘文彩和刘湘的故事，他们同属一个大家族，却又彼此争斗。这些故事经常让我想起《死水微澜》的气氛，新旧军阀、袍哥、教会争夺权力，但这些刀光剑影、枪炮火光却又立刻被麻婆豆腐、甜甜的井水、女人的胭脂发髻、小孩子的啼哭声掩盖住了，成都平原太安逸了，暴力和愤怒都被溶解了。
“我的父亲那一代真的不同。”李仲贤说。他的父亲毕业于南京大学，1948年时来到偏僻的西康省①，成为一名法官，他拥有那一代中国人的温文尔雅，他就是“那种读书人，即使老百姓把唾液吐到他们的脸上，他们也会保持风度”。
但当故事从民国转到当下时，气氛更加热烈了。像所有城市一样，雅安也在过去30年的变化中感到不知所措。廖念钥在他的小说里描绘他这一代人的故事，他们幸运地考上了大学，为了能分配回家乡不惜和不爱的人结婚，他们经常要与僵化的体制斗争，获得少得可怜的自由。但他们结婚生子，准备安于这一切时，更剧烈的变化发生了。没有机构再限制他们的自由，事实上，也没人再给予你安全保障，你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来重新获得一切。这变化得太快，年轻时他们谈论诗歌、理想，而现在钱是一切。在这股财富重新分配的热潮中，那些曾被他们瞧不起的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暴发户，而他们自己则苦苦挣扎。
“那些国有企业被卖得太便宜了，那是几代人积累下来的，突然到了一个人手里。”廖念钥和李仲贤谈起一位千万富翁级的女性，她有几分姿色，当主动躺到本地一位高官的床上之后，特权折换成大笔现金。这种故事再普通不过了，各地都有类似的版本。
李伟是雅安的年青一代，有着南方少年的瘦小，却很帅气，染烫过的黄发乱蓬蓬的，不大的眼睛很清亮。他才18岁，却有着丰富的阅历，他当过理发师，成立过少年帮派，高峰时手下有100多个小兄弟，他在藏区闯荡过，却因为拒付黑社会的保护费被打了出来。“我最崇拜郑浩南，”他说起了自己的价值观，“他够义气。”香港电影经常充当了遥远的内陆城市的主要精神生活，从20世纪80年代的《英雄本色》到90年代的《古惑仔》，兄弟义气一直激励着这些少年。
向南方 一次穿越中国的旅行（19）
但真实的情况是，它几乎从未发生过。李伟厌倦了小帮派生活，是因为“其实根本不讲义气”。暴力是没有目的的，经常是为了打发时间，甚至为了一元钱、一个挑衅的眼神而打起来。两个冲突者，会迅速转化成团伙的对抗，接着双方开始叫来更多的人。“雅安那么小，经常两边叫来的是同样的人，然后可能就不打了，”他说，“两个月前，我被人拿刀逼着去打架，但到了那里看到被打的人我认识。”他对此深感厌恶，一直没有动手。那次的斗殴没以和平收尾，双方都失控了，其中一位被扎成了重伤，而肇事人逃到了乡下或别的城市。“他们不会报案的，”李伟解释游戏规则，“你要自己报仇，而不是靠警察。”
李伟的生活开始得太早，也因此厌倦得早。他说13岁时他就有了性体验，到现在已对姑娘没什么兴趣。如今，他是江边一家餐馆的服务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