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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叶调了调三味线的弦，以手指代替象牙琴拨，轻拨琴弦，让两个年轻的艺伎预演了一下。她转而又问我是否能表演唱歌，我说，大概能唱《水润新茶》，这是我目前为止掌握的两首小歌之一。艺伎们听说我会演奏三味线，还学习了小歌，不过她们都不太相信。于是红叶把她的三味线借给我，希望我可以亲自表演一下以满足她们的好奇心。
我接过她的三味线，发现这是一把用猫皮、黄金配件和象牙钉制成的精美乐器，比我那个结实但粗糙的狗皮木质三味线好多了。我将琴弦调到了本调子，这是三味线的调弦法中最基本的一种。艺伎们立刻产生了一阵骚动，“你真的会弹呢！”其中一个说道。这是日本人的一种习惯，当看到外国人展示了哪怕是最初步的日本传统艺术技能时，他们都会表现出极大的惊奇。“我十六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演奏长歌了，”我告诉她们，这也许为我的调弦能力做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实际上，虽然我能够演奏比短歌更复杂的长歌，但我以前却没有学习过唱歌。那些唱词，对有些艺伎来说非常简单，可是对我而言则相当困难。我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跟着录音带练习，尝试着控制自己的音调，可是据我受过钢琴训练的耳朵听来，那些调子似乎全都不在调上。短歌一般都比长歌的表演感觉更加放松，但这种放松只是一种假象，并且需要我非常用功地学习。
初次登场（2）
我们在会客室已经等待了一个小时，大家渐渐厌倦了无聊的节目预演，开始闲谈起来，这时候，终于有一个女仆过来领我们去宴会厅了。第一茶屋的妈妈桑再三叮嘱我一切礼仪都要跟着一梅做。在宴会厅门口，女仆们给我们一人递上一小壶温热的米酒。
一梅走进宴会厅，在房间下界（日本的宴会厅在空间上也有高低等级之分，靠里面上座那一部分为上界，靠门边的部分为下界。——译者注）的中央，她轻盈地跪地鞠躬，同时手掌平铺。然后她起身拿起酒壶，就像端着一壶圣水一般，坐到一位客人的身边。当一梅刚起身的时候，第一茶屋的妈妈桑立刻推了我一下，示意轮到我过去行礼了。那些客人们事先已经得知有一位美国艺伎陪宴，于是纷纷看着我，然后又面面相觑，最后看着妈妈桑。我向客人鞠躬，并且说道：“Minarai dosu e。Yoroshu otanomoshimasu”——这是京都方言的表达方式，意思是，“我是新来的，请多多关照。”客人们挠着头，都笑了起来。
一梅给身边的客人倒了一杯米酒，于是我也给坐在我右边的客人倒酒。他们端起酒杯一仰而尽，又将杯子递到我们面前。我招待的客人向第一茶屋的妈妈桑提问道：“她能喝酒吗？”显然对该如何称呼我拿不定主意。“当然可以！”我拿着待斟的空酒杯，直接回答他道：“您难道见过不能喝酒的艺伎吗？”
滴酒不沾的习惯与艺伎的职业是彼此抵触的。｛46｝我在众多艺伎的关注之下，成功地通过了第二个测试。大家逐渐把我视为艺伎群体中正式的一员——边看边学的一员。一旦我证明了自己观察和模仿师姐的能力，这些客人、妈妈桑以及其他艺伎，就开始把我当作一疑来对待了。而我在克服了最初的紧张之后，也开始轻松地体验作为一疑的感觉。一个新艺伎在参加宴会时经历的神秘训练到底是什么呢？我发现，不是别的，正是积累与男人谈笑风生的能力，而且一般都是年长的男人。
年轻的日本女人基本上都没有这种能力。日本社会不鼓励年轻女孩在年长男人面前轻松自如地谈笑，所以很多年轻的艺伎必须通过训练来克服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舞伎一般都是害羞的，但这是十七岁女孩的特权。她们端庄地坐在一旁陪宴时，会将看到的和听到的都记在心里。于是，当她们成为艺伎时，口齿伶俐、善于辞令也会成为她们的特色。这种能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加强的，往往五十多岁甚至六十多岁的艺伎在宴会上是最幽默的。
我的身份背景——大学毕业的美国中产阶级，奠定了我融入艺伎生活的特殊方式。在美国，我们这一代人不怕羞，也没有在男人面前拙嘴笨舌的习惯，更没有接受过女人应该卑下、谦逊的社会教育。所以，舞伎和年轻艺伎必须花费很多时间与努力才能获得的与客人交际的能力，对于我这个美国艺伎来说，却像鸭子学会游泳一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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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扬仪式
在我初次参加的宴会上，第一茶屋的妈妈桑觉得有义务向客人介绍一下我当艺伎的原因。“她是到日本来学习艺伎文化的。外国人只知道日本有‘富士山、樱花、艺伎’，所以她想了解艺伎的真实生活。她甚至还学习了三味线和小歌呢。”
这位妈妈桑又走到我旁边问道：“你说你是什么来着，一疑？”“人类学者。”我轻声说道。于是她夸张地说：“她是一位人类学者，想在先斗町的社会学校里获得艺伎博士文凭。”
客人们都笑了，其中一个人声称，现在也差不多该有人来研究艺伎了。那位妈妈桑立刻向他道谢，把这个客人的话视为对自己的恭维。在大家了解了我当艺伎的原因之后，一些客人抱着怀疑而好奇的心态，想看看我是否真的在研究艺伎文化。“你知道什么是‘水扬’吗？”宴会的主人社长问道。年轻的艺伎们咯咯笑了起来，年长的艺伎则装出一副非常吃惊的表情。“只是从书上看到过，”我答道，在我的印象中这好像是暗指艺伎的初次性经验。
社长因为有机会向大家展示自己渊博的知识而高兴，他进一步问道：“能不能让我来告诉你什么叫‘水扬’呢？”｛47｝艺伎们觉得这也许是个不错的话题，都怂恿他继续。“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他开始解释道，“但是以前的水扬一般需要七天的时间。妈妈桑要为女儿选择一个男人进行这个仪式，不能是年轻的男人——年轻的小伙子太稚嫩了，要找一个既有钱又真心的年长男人。”
“就像您呀，社长先生，”一梅奉承道。
“没错，”社长继续说道：“我就是理想的‘水扬相公’，你们当中谁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稍后跟我说一声。”艺伎们爆发出一阵笑声。
“这个水扬相公有点像雄蜂呢，他只需要完成‘水扬’仪式，然后就和那个女人没有任何关系了。”一个年轻的客人，似乎对这种奇特的风俗并不熟悉，兀自沉醉于这样的想法。另一个客人追问道：“为什么要花七天时间呢，社长先生？”
“妈妈桑或者是其他有经验的艺伎要准备一个房间，在枕头边放上三个鸡蛋，然后她们就撤到隔壁的房间，时不时咳嗽两声以告诉房间里年轻的女孩，她们在隔壁陪着呢，不用害怕。”
“啊，这也太尴尬了，”一照说道。看来她的思想里面已经浸润了现代注重隐私的观念。
“那个男人会让舞伎躺下，然后把鸡蛋弄破，他把蛋黄吞下，蛋白则涂在女孩的大腿间。‘这就是水扬。晚安，亲爱的，’他这样对女孩说，然后就把灯熄灭。第二天晚上，房间仍然会像前一天一样布置三个鸡蛋，男人依然把鸡蛋弄破，吞下蛋黄，给女孩涂上蛋白。‘这就是水扬。好好睡吧，亲爱的。’以后的几天夜里重复如此，不过，每次男人涂蛋白的手指都会稍稍深入一些。然后在第七天，舞伎已经对这个小小的仪式习惯了，她会变得非常放松；而男人因为吃了一个星期的蛋黄，身体更加强健，那么‘水扬’自然会很顺利地完成了。”
年长的艺伎们大声笑了起来。“我十六岁的时候进行的‘水扬’，”第一茶屋的妈妈桑回忆着自己的舞伎时光，说道：“好几年之后，我和几个朋友对比‘水扬’的经过，发现非常相似。那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水扬相公’是同一个人！”
“那么现在呢？”我问道。我觉得这是一个了解艺伎社会性问题的好机会——这个问题，通常会引起艺伎的暴怒，当然，这种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一切都变了，”那个妈妈桑说道：“如今没有‘水扬’仪式了，放鸡蛋或者不放鸡蛋的仪式都没有了。现在的舞伎都是从高中毕业的，她们不像我们以前那么无知——对吧，一梅？她们几乎都是自己挑选男朋友和旦那，所以已经不能叫‘水扬’仪式了。”
我感觉几个年长的艺伎似乎有些轻微的尴尬，而年轻的艺伎则好奇地倾听。今天的艺伎社会以及社会上的其他女人，在性方面都更加拥有自我掌控的权利了。年长的艺伎都说，这多好啊，女儿们不必再服从“水扬”了。但是，这同时也说明，她们自己的经验，不仅不能成为年轻艺伎的指导，反而要被称为“封建”的东西——封建这个词在日本不仅可以用来表示政治意义，还能用来指代一切凋零的、落后的、过时的惯例。我经常发现，没有年轻艺伎在场的时候，年长的艺伎会更加自然地谈论性话题。
艺伎的爱情
性在过去的艺伎社会比现在简单多了。舞伎是处女，而她的第一次性经验也是成为艺伎的一个步骤。普通女人结婚以后就不再穿振袖和服；舞伎也是在成为艺伎之后舍弃振袖和服。在这两种情形中，成年都与性经验有关。一个身为处女的艺伎，就和身为处女的妻子一样不可思议。现在，自由选择的权利却使这些惯例都混乱了。我曾经见到一名舞伎偷偷去酒店与男朋友约会；而一梅和一照虽然已经成为艺伎，但她们都还是处女之身。
艺伎往往比家庭主妇